《日录论文》一卷

魏禧 撰

按：魏禧（1624—1681），江西宁都人，字冰叔、叔子，号裕斋、勺庭，“易堂九子”之一，清初著名散文家。

魏禧声名大于乃兄，刊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宋荦、许汝霖《国朝三家文钞》，将其与侯方域、汪琬并列，称为“国朝三家”。而其文论，亦受后人推重，清初出版家张潮《日录论文题辞》云：“宁都三魏之文，当以叔子为第一。即其论文之语，亦惟叔子为最精。”魏禧本无论文专书，张潮称：“然叔子之论文，初非如伯子之专有其书也。”此书作为魏禧古文话著作，乃张潮因爱赏其文论透辟精当，而从其《里言》《杂录》中摘出二十一则论文条目而编成，作为《昭代丛书》乙集的一种印行。魏禧《日录论文》与魏际瑞《伯子论文》均为张潮编辑出版，书末有张潮跋语云：“予尝谓：论文之乐，莫过于兄弟。盖父子、师弟，未免为礼法所拘；朋友，又苦于暂。惟雁行同气，朝夕可以相依，昔人所谓‘兄弟相师友’也，今宁都三魏诚能擅其乐者矣。”

此书偏于论述文法，如揭示古文中有“顿挫沉郁”之法，指出在文章转折的地方，可以用“驻”法：“每于字句未转时，情势先转，少驻而后下，则顿挫沉郁之意生。”这种文章蓄势之法，可以使文意曲折而文笔有力。魏禧认为痛快驰骋的好文章，大多是“往而复还”的，否则文章会“势直气泄，语尽味止”。他将《史记》、欧阳修文作为此类“顿挫沉郁”的代表，指出它们具有“说而不说”“说而又说”的特点，别有韵致。又比如魏禧揭示出古文中有“翻旧为新”之法，即作者在窥见“古人作事主意”后，自己生出见识，发出新的议论，再证以古事，苏轼便长于用此法。但魏禧也反对刻意作翻案文章而不得要领，指出议论文中有“二不可作”——攻前贤之短却不中要害的，翻昔人之案却不切情实的。又强调议论文有“三不必作”，即前人已言、众人易知以及无关宏旨的小事。“二不可作”和“三不必作”均系针对文坛现实而发，切中议论文的常见弊病。

魏禧生当明末清初，亲见明末泥古而陷于伪的不良文风，故其论文强调：“吾辈生古人之后，当为古人子孙，不可为古人奴婢。盖为子孙，则有得于古人真血脉。为奴婢，则依傍古人作活耳。”《日录论文》重视文体差异性，认为书信、曲与其他文体有异，书信是用于交流的，“要与面谈相似”。曲“原以代话”，所以也“只如说话为妙”。他主张严格区分古文、时文，反对古文中掺杂时文气：“或问：何以为古文？曰：欲知君子，远于小人而已；欲知古文，远于时文而已矣！”在繁简观上，不同于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的常见作法，《日录论文》提出“真简”，即“删意”和“删题”，“删意”是文章立主脑，“删题”是不妄作。《日录论文》将古文分为三类，分别是“简劲明切”的作家之文、“波澜激荡”的才士之文和“迂徐敦厚”的儒者之文。鉴于儒者之文易流于腐的现实，魏禧又提出去除儒者之文晦重、烦碎、泛衍、方板、靡弱等弊病的主张。综合而言，《日录论文》拈出明末清初文坛积弊，揭示行文文法，为清代文章学的展开导夫先路。

此书有《昭代丛书》乙集本、《文学津梁》本等，《丛书集成续编》据《昭代丛书》影印。钱基博《文学通论》选录有《日录论文》七则，今人整理本有《历代文话》点校本。

又，魏禧文论除被张潮编成《日录论文》外，在日本亦有较大影响，如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有龟谷行（1838—1913）校《魏叔子论文》。日本学者土屋弘则据魏禧文论编成《文家金丹》二卷，《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著录。土屋弘（1841—1926），字伯毅，号凤洲。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多所高校任教，与晚清古文家吴汝纶等有交往，著有《周易辑解》《孝经纂释》《苏诗选详解》《晚晴楼文钞》《晚晴楼诗钞》等。明治十三年（1880）三月，《文家金丹》于大阪晩晴舍出版。全书共两册，收录魏禧评点《孟子牵牛章序》及《魏叔子论文》，另有土屋弘《评释〈孟子荀卿列传〉》。清初彭士望（躬庵）曾评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为“论文一段，精要深阔，可为文家金丹”[10]。《文家金丹》书名或即据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