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布莱尔执政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97年5月1日，在时隔5年之后，英国举行大选。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419席的绝对优势，几乎占议席总数的2/3。这是工党自建党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即将步入44 岁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出任首相，成为自1812 年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执政以来最年轻的一位英国首相。[1]此时，保守党已经历了辉煌的“撒切尔时代”，加上梅杰（John Major）的7年执政，工党已经有18年不在台上；如果工党再不执政，它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这一年的大选终于扭转了工党的颓势，“布莱尔时代”开始了。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中，英国走了什么路、执行了什么政策？如何评价布莱尔执政？这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一 时代背景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出任首相，开始了延续18年的保守党执政。撒切尔一反二战以后英国两党的“共识政治”，背离凯恩斯主义和高福利、国有化的政策，下“猛药”治理“英国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经济开始复苏，“滞胀”怪圈渐渐消退，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8%下降到1983—1987年的平均每年5%以下，以后尽管又有回升，但创造了60年代末以后最好的纪录。1979—1989年，英国的人均生产增长率超过美国和德国，在七国集团（G7）中位列第三；全员生产率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仅次于日本和法国。英国与欧洲主要竞争对手德国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了，1977年，德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比英国高49%，到1989年只比英国高15%。1988—1989 年，英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5%，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尽管失业人口从1979年的100 万人增加到1986年的300万人，但就业人口则从1979年的2250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2690万人。更多的英国人比10年前更富裕了，其十年增长率在英国历史上首屈一指。[2]
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撒切尔的政策是“劫贫济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指导，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更加不公正，1979年，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一半的阶层承担国家税收的13.9%，198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6.1%；而5 倍于平均水平的阶层承担的纳税比例则从51.5% 下降到43.1%，1992年更是下降到35%。[3]国民福利事业受到影响，撒切尔政府力图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对养老金、家庭补贴、产假补助、失业救助等做出严格的限制，并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看病就医不再由政府全包，教育经费减少了，科研费用被削减，工会受到沉重打击。1989年，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撒切尔主义”似乎失效。这时，工党本有机会重新执政的，但保守党却继续稳坐权力宝座，梅杰，这位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没有作为的首相之一，居然可以在撒切尔辞职后安安稳稳地执政7 年，并且在1992 年大选中，领导保守党以336席对271席的绝对优势再次获胜，以致工党领导层哀叹说：保守党“猎走了我们的狐狸”。[4]
工党连续四次大选失败，原因是提不出明确的政治路线，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为两大基础的“共识政治”明显被撒切尔破坏了，工党应该怎么办？ 为此，工党内部陷入严重的路线分歧，而分歧的焦点是：工党应该维持“工人党”的面貌、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还是做一个“全民党”、像保守党那样争取有产者的支持？ 工党在建党初期是一个“工人党”，党员中除极少数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费边社）之外，全都是工会会员；党的领导阶层几乎全是工人出身，党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感到自豪。1918年，在费边社的帮助下工党制定出一部党纲，其中第四条提出“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纲领，从而明确了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党”。但“社会主义党”和“工人党”的身份使它在1924年和1929—1931 年两次早期执政时的处境十分尴尬，因为作为一个在议会体制下的执政党，它既不能为工人阶级单独掌权，又不能不为工人阶级掌权，结果就只好无所事事、一无所为，并最终导致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叛党”事件。[5]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在战后英国国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大民意支撑下，第三次执政的工党艾德礼政府实行“国有化”，并建立福利制度，工党的“社会主义”与全民拥戴的福利国家似乎能调和起来，于是“工人党”和“全民党”居然能有效地融为一体，工党的支持率达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第一次“共识政治”，保守党向工党靠拢，接受了工党的基本路线，此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两党都执行大致相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但是，工党却逐渐失去社会基础，这是很可怕的。在“福利国家”框架下，“有产”和“无产”之间的对立似乎在消失，许多体力劳动者上升为“白领”，而脑力劳动和管理者阶层也受雇于人，像工人那样拿工资，尽管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社会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在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到劳工，为其子女进入“中等阶级”提供了可能性。一个多层次、多元性的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个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定义开始变得模糊，真正从事社会低下工作的有许多是外籍移民、边缘人群或者妇女，但这些人的特殊身份也许更适合用“种族”或“性别”来界定，他们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人们属于哪一个阶级，似乎越来越与经济因素无关，而与他们的自我认同相关。据历史学家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提供的数字，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占人口的75%，上层和中层合在一起占25%；[6]另一位历史学家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提供的数字则显示：到80年代，大约58%的人属于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7]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总体趋势是：工人阶级不断萎缩，中等阶级日趋壮大，最富裕的上流社会也在增长。这对工党是致命的威胁：工党如果继续做“工人党”，并且指望通过竞选来获取政权，它就会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基础；进而，在选举中，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会投工党的票，而保守党却可以因为它“全民党”的外貌在社会各阶层中找到自己的投票人。对工党来说，这就是它在一次又一次大选中接连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样，工党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继续做“工人党”，还是转变成“全民党”？ 工党内部的路线斗争主要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党内右翼就提出要修改党章。1959年，时任工党领袖的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对党章第四条（即“社会主义”条款）发起攻击，并要求对社会主义、国有化等问题进行重新认识。盖茨克尔的提议被党内左派和工会代表多数否决，但党的性质第一次遭遇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工党至少从领导集团看已经很难说是“工人党”了，其阶级成分和受教育程度都越来越接近保守党。根据1959年的民意测验，有38%的人认为工党和保守党没有区别，而在1950 年这个数字只有20%。同时，工党的“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国有化”到50年代末就基本停止了；“福利国家”建立后英国向哪里走？工党也说不出所以然。保守党则继承工党的路线，形成了两党的“共识政治”，因此从政治纲领看，工党也不占优势。
面对这些问题，工党左右两派一直在争斗。威尔逊（Harold Wilson）组阁期间（1964—1970，1974—1976），慑于党内左派力量强大，停止了关于党的性质的辩论。他站在中派立场上执行温和政策，维持“共识政治”，不再推进“国有化”，同时也不触动福利制度。但此时“福利国家”的负面影响却在扩大，“英国病”愈演愈烈，面对日益严重的滞胀现象，威尔逊和继任的卡拉汉（James Callaghan）都无法解决，保守党的希思（Edward Heath）政府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最终导致“撒切尔革命”，用“猛药”来治理“英国病”，并取得显著成功。
撒切尔的成功反而刺激了工党左派。1981年工党选举新领袖时左派富特（Michael Foot）出线，他随即改变了由议会党团选举工党领袖的做法，改由工会、地方选区组织和议会党团共同选举领袖，而且给工会最大的权重（40%），这就意味着他加强了工党的“工人党”色彩，削弱了党领袖的影响力。事态发展促使右派脱离工党，另组社会民主党。[8]左派高潮在1983 年议会大选时工党的竞选纲领《英国的新希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不仅强调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且提出大幅度扩大公共开支（因此也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税收），加快国有化步伐，以及退出欧共体、实行单方面裁军等。这次大选正值撒切尔主义风头正盛、撒切尔的“猛药”正在见效，因此这个纲领大大地帮了工党的倒忙，许多人说它是“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备忘录”。[9]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在总共650个议席中拿下397席，工党只得到209席，只有保守党的一半多。[10]
大选惨败使工党领导层大为震动，这以后，一个所谓的“工党现代化”运动在党内展开了。新任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虽然出自左派，却认识到变革的迫切性，他在理论上开始承认市场的积极意义，主张在国家指导下发挥市场作用；在实践上他悄悄取消了党章第四条，印发了一批不包含第四条内容的党证。但此举遭左派强烈谴责，他只好收回了这批党证。1992 年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继任党领袖，开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明确表示，工党只有在放弃公有制纲领后才有可能重新执政，他认为工党应抛弃“非此即彼”即不是“国有”便是“私有”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寻找一个中间的解决办法。史密斯路线显然为后来的布莱尔开拓了方向，他的“中间解决办法”，其实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前身。
二 “第三条道路”和“新工党”
1994 年上半年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作为工党“现代派”主将之一的布莱尔被推上领袖地位。当时布莱尔只有41岁，是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他继任后，立即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帜，着手对工党进行根本的改造。他认为工党面临的任务是完全抛弃“阶级党”的定位，把工党转变成“全民党”。为此，他认为必须尽快放弃“公有制”纲领，把“第四条”从党纲中彻底清除。他说：“我们衰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接地气，社会变了，我们却没有变；我们的结构已经过时。”[11]于是，上任不久他就在10 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提出废除“第四条”，虽说这次动议没有成功，但半年后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同意修改党章，把原本“第四条”中“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基础上，保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充分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尽可能地平等分配”，修改成“（ 工党致力于） 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为公众利益服务，其中市场进取精神和竞争活力与伙伴和合作力量相结合，生产国家所需要的财富……”[12]
尽管新党章仍然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但公有制没有了，“社会主义”变成了“合作”。由此，工党被抽掉了党的性质的灵魂，一个“新工党”出现了，它与保守党还有区别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布莱尔捡起了“第三条道路”，为“新工党”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曾引起全世界广泛的好奇：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吗？或者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对此，“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创始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说：“第一条道路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本人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在西方却被应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第二条道路建立在市场哲学的基础上，以英国为例，在撒切尔夫人看来，竞争性市场是经济繁荣的动力……” 而第三条道路“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人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再回到传统对国家的崇拜、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中去。第三条道路认为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13]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新鲜，也很有逻辑，但它的意思是“既不是A，也不是B”；它究竟是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因此当时就让人感到在云里雾里。吉登斯曾经在英国研究院（British Academy）为常务书记们做辅导报告，在场听众对其空洞的言辞不感兴趣，而只关心它有什么用。布莱尔说这是“进步”，因为它张扬了个人的价值，让人们有“选择，挣钱和花钱的自由”；[14]行政官员则视其为糟糕的学说，认为他简直是一派胡言。作家彼得·里德尔（Peter Riddell）写道：第三条道路“说过了头，自夸其创新与条理”，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些漂亮而含糊的理论”，无法兑现。[15]
其实，在布莱尔那里，“第三条道路”的真正意思是：既非撒切尔，也非艾德礼。这是一句政治口号，在英国面临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他要让选民相信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布莱尔曾把20世纪分解成三段：第一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那是“集体主义”成长的时期，福利国家是其结果；第二段是撒切尔主义盛行的时期，个人的作用被张扬，社会的不公正也被扩大。这两个阶段都给英国带来问题，而第三阶段就要靠布莱尔来完成了，按布莱尔的说法：“我这一代人站在新与旧的交接点上。”[16]不过，布莱尔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他“这一代人”其实只是把工党从“社会民主主义”拉向了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把“新工党”变成又一个保守党。执政之后，布莱尔就对“第三条道路”失去了兴趣，因此他的传记作者塞尔登（Anthony Seldon）说：“第三条道路只是他拾起来、在一段时间里热情鼓吹，然后又扔掉的许多思想中的又一个。”[17]
出于布莱尔的鼓吹，“第三条道路”一时间走红世界，吉登斯也成了创造新理论、提供新学说的大思想家。不过当1998年底布莱尔在纽约就“第三条道路”发表演说后，一位资深英国外交家立刻评论道：“这是在纽约能听到的最空洞的表述，坦白说，多数人感觉那只是油渣。”[18]
为了完成向“全民党”的转变，布莱尔决心与工会拉开距离。工会一直是工党的支柱，自从工党成立起，工会就为工党提供经费、输送干部，并且影响工党的决策。但几乎从担任党的领袖开始，布莱尔就宣布“工会将不再在工党内部占据特别的位置或有特权”，今后工党与工会的关系是“公平而不是偏爱”。[19]他认为工党与工会之间的特殊关系应该结束了，今后双方应互相尊重；他说工会应该做工人的发言人，而不是工党的发言人；工会可以就工党的政策提出意见，但不能支配工党。在他出任工党领袖之前，史密斯已经改变了工党领袖选举的办法，将工会的权重从2/5压低到1/3，并且将投票权分散到每一个工会会员手里（“一人一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个工会只投一票，事实上是由工会领导干部选举党领袖。史密斯的改革把工会的整体力量打碎了，当选举权分散到成百上千万工会会员手里时，工会对工党事务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了。
布莱尔是按这种方法选举出来的第一位工党领袖，因此他对工会可以不领情。在未担任工党领袖之前他就说：“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工党是一个工商党……那种认为保守党是工商党，而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20]这就是一个“新工党”。换言之，为了把“新工党”塑造成“全民党”，抹除工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布莱尔的思想措施，而切断它与工会的特殊关系则是他的组织手段。
“新工党”的思路从哪里来？ 按照传记作者塞尔登的说法，是从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那里来的。在布莱尔看来，克林顿之前的美国民主党很像他自己之前的英国工党，而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就是他的“新工党”。[21]克林顿因“新民主党”而赢得大选，这给布莱尔很大的启示。因此，在布莱尔尚未成为首相之时，1996年4月，他就专程去美国向克林顿取经，并且得到超规格的接待；这对一位美国总统而言是不寻常的，因为布莱尔当时只是英国反对党领袖，不应该受到如此礼遇。布莱尔当选之后，把克林顿视为“老大哥”，自己则是小兄弟。1998年布莱尔以首相身份再度造访白宫，在欢迎国宴上致答谢词时，他借用了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对丘吉尔的一席话：“你去何处我也去何处，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的人就是我的人，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22]
以“新工党”为口号，以“第三条道路”为纲领，工党投入到1997年大选中，并且打败了已执政18年而气势消沉的保守党。至此，布莱尔春风得意，气指青天，启始了他那两个半任期总共10年的执政时代。不过，那一年的投票率只有71.5%，是1935年以来最低的，工党得到其中43.2%选票，因此事实上只得到英国有投票资格选民大约30%的人的支持。[23]相比之下，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还得到33.3%的支持率。
三 十年执政
布莱尔执政，标志着英国进入第二次“共识政治”时代。工党在竞选中曾做出5项承诺：教育方面，增加教师和教育经费，缩小小学低年级的班级规模；治安方面，加快对青少年惯犯的司法处理，改善治安环境；医疗方面，缩短预约就医的等候时间，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就业方面，为25万名25岁以下的青年提供工作机会，不再领取救济金；税收方面，不增加所得税，降低通胀与利税。[24]由此可见，“新工党”没有为英国国民提供振奋人心的新纲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保守党18年执政后留下的后遗症，因而是当时英国人特别关心的具体问题。布莱尔就是从这些问题起步开始他的10 年执政的。
但解决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的一个特大难题是庞大的福利开支。布莱尔执政前，这笔开支已达到900亿英镑，是英国政府最沉重的负担。巨大的福利开支迫使政府实行重税政策，而这样做就必然阻碍经济活力，造成通货膨胀，从而形成“滞胀”。为解决滞胀问题，撒切尔曾实行激烈的货币主义政策，将政府的关注点从刺激消费转向刺激生产。她采取减税、削减福利项目、压缩文化教育经费等措施，试图减少公共开支。这些措施曾缓解了“英国病”，但同时又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了，社会对抗加剧，为日后动荡埋下了祸根。
面对如此局面，布莱尔政府一方面接受撒切尔的基本政策，对福利开支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寻找新出路，力图既保留福利的框架，又能清除它的弊病。布莱尔对福利原则进行重新解释，他认为政府与其把钱花在无数的福利项目上、让人无所事事，还不如用在人力、智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从生产的角度提供“福利”。这就是工党新党纲中所谓的“私人进取精神和伙伴力量相结合”；不难看出，它其实是撒切尔主义的另一个版本。出于此种思路，布莱尔政府鼓励公私企业共同向基础部门投资，扶持中小企业，用创造就业来代替救济。它加大对教育的投资，通过发展人力资源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经济发展。政府还向英格兰银行下放权力，让它独立于政府，自行决定汇率。在医保方面，它一面承诺大幅度增加政府拨款，一面又在具体规定上精打细算，节省每一笔开支。在劳工政策方面，它一面批准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限制劳动时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参加工会的权利；一面又有意识地疏远工会，将工会的作用边缘化。
布莱尔第一届政府还做了以下两件事：第一，1998年提出上院改革法案，取消世袭贵族在上院的表决权。改革上院是工党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人们曾普遍认为工党将彻底改变上院的性质，将它从一个世袭的机构转变成民选的“第二院”。不过最终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改革的结果是：保留92位世袭贵族的表决权，其中2人为职守上议员，由政府指定，其他由各党派推举；非世袭的“终身贵族”[25]则保留其原有的权利。[26]1999年11月，《贵族院法》（House of Lords Act）正式获得通过，工党的上院改革承诺到此为止。
第二，1997年履行了另一项竞选承诺：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分权公投，两项公投都得以通过；根据公投结果，1999 年两地都建立了分权议会，并进行第一次选举。从理论上说，分权议会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事务交给两地自我管理，从而强化了这两个地方的“自治”权，尊重了这两个地区的“特殊认同”，因而属于“政治正确”。但工党这样做又带有明显的党派利益考虑：当时，工党在两地都具有选举优势，分权后可以在两地议会中稳占多数，这样就加强了工党在全国议会中的分量，达到长期掌控全国政权的目的。但事实证明如此盘算十分短视：苏格兰民族党很快就在苏格兰的分权议会中掌握控制权，不久又在全国大选中拿下了几乎所有的苏格兰席位。它乘胜追击，提出了苏格兰独立的主张，并迫使后来的卡梅伦政府同意举行独立公投。分权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布莱尔是否曾意识到这一点？
总体而言，首届布莱尔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福利开支方面还算做得不错。1999年，政府自称它在竞选时做出的177项承诺中的多数已经兑现或正在兑现。英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失业。布莱尔顶住了参加欧元区的要求，兑现了“反对建立欧洲联邦”的承诺；在2000年欧盟尼斯峰会上，他继续采取英国那种若即若离的立场，为实行欧洲统一的税收与社会保险政策保留了否决权——所有这些，都是当年撒切尔的做法。2001年，在十分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布莱尔政府提前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工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拿下413个席位，只比上次减少了6席。保守党再次落败，比上次多出1个席位，获166 席。布莱尔继续执政。
这次大选后，工党的锐气就开始消退，“第三条道路”也日渐式微，人们不大谈论它了。这条“道路”的理论始作俑者吉登斯在大选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费边社领导人马丁·雅各布斯（Martin Jacobs）则说道：“新工党已悄然离世，却不意味着要回归旧工党……回头路不是选择。……假如第二届（工党）政府想要兑现它的历史承诺，工党就必须找一个适合于新时代的故事出来。”[27]可见，“第三条道路”只是“讲故事”，而新的故事却讲不出来。今天，在布莱尔离开政治舞台1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第三条道路”在当时只是选举策略、一个动员票仓的口号。每一次大选都需要口号，哪一个口号更响亮、更动听，哪一个党的胜算就更大。第二届布莱尔政府建立之后，“第三条道路”慢慢偃旗息鼓了，雷声大雨点小，一场闹哄哄的理论展览会也匆匆收场。在第二届布莱尔政府期间英国卷入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这是布莱尔个人声望开始下滑的转折点。
2005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工党以66席多数获胜。比起前两次大选，工党的领先势头已大大削弱，选民对“新工党”的兴趣已经不大；但布莱尔第三次出任首相，这在工党历史上尚未有过。此时的布莱尔是一个世界级风云人物，他紧跟美国的小布什，看起来好像是西方世界的第二号首脑。但他在国内的人望却急剧下跌：除伊拉克战争引起普遍不满外，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丑闻更败坏了工党的形象。传记作者塞尔登说，布莱尔在第三次执政时成绩最斐然，在教育、医疗、福利、财政、司法公正、核能政策等方面制定了许多法律，做了不少事。从细节上说大概如此，但撇开细节，工党的锐气却消磨殆尽，它拿不出更多的创造性思想。有一个特点被塞尔登捕捉到了：布莱尔“没有抛弃撒切尔的任何政策：私有化被保留而且加强了，工会改革没有出现任何有意义的立场，私人融资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扩大……”总之，“布莱尔把撒切尔的方案继续推进，一直推到政治上允许的程度”。[28]布莱尔执政的实质是第二次共识政治——一个撒切尔主义的共识政治，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困扰英国官场已久的结构性腐败大爆发，把布莱尔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英国议会一向存在“金钱换提问”（cash for questions）的潜规则，即议员收受代理人的好处费，在议会就某些议题发表言论，用提问的方式引导辩论结果，从而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梅杰执政时就发生过严重的腐败案，当时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布莱尔充分利用了这些案件，指责保守党是腐败党。[29]但布莱尔执政时的工党有过之无不及，不仅是“金钱换提问”，而且是“金钱换门路”（cash for access）、“金钱换爵位”（cash for honour），使得工党的形象断崖式跳水。早在布莱尔开始执政时，就爆出F1汽车大赛[30]老板向工党捐赠100万英镑，换取政府在颁布烟草广告禁令时给他豁免权，这件事把布莱尔也卷进去了。[31]不久，人们发现与梅杰时期相比，不仅工党议员收受金钱影响议会，大臣身边的人也收受别人的金钱为其穿针引线，让他们与政府阁僚见面，以谋取私利——这就是“金钱换门路”。2001年，工党政府要员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因涉嫌为两名印度亿万富翁非法办理英国护照而被迫辞职，这是“金钱换门路”的典型案例。曼德尔森此前已因为不正当获取政府贷款购买房屋而被揭发、辞过一次职了，但布莱尔将其再次任用，因为他是“新工党”的重要奠基人。[32]
曼德尔森之后，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金钱换爵位”差一点葬送了工党政府，也断送了布莱尔的政治生涯。用金钱换取爵位是英国政坛中又一个潜规则，由来已久，政党经常用晋爵封贵族来奖励向本党捐赠巨款的人，尤其是在大选时慷慨解囊的人。布莱尔任职期间册封了大量贵族，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33]受封者多是向工党提供捐赠的各种有钱人，其中包括歌剧演员迈克尔·利维（Michael Levy），他在1997年工党胜选上立下大功，为工党拉到大笔竞选费，为此他受封男爵。作为潜规则，“金钱换爵位”不算违法，但工党上台后要表现它与保守党的区别，就加强了在这方面的立法，并一再宣示要严加监管。然而，工党过去靠工会提供财政支援，“新工党”与工会划清界限了，就不得不另找门路，用“爵位换金钱”即其一途。但工党又要掩饰其劣迹，就示意捐款人用借贷的形式转账，从而掩人耳目。
2006年初终于东窗事发，经人举报，伦敦警察厅介入调查。工党当时的财务总管德罗米（Jack Dromey）居然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他不知道这笔钱，这就让公众疑心重重，怀疑其中有私吞公款行为。调查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布莱尔下台才算了结。其间，布莱尔在一个月内被传唤三次，在英国历史上，他是唯一被警察传唤的在职首相。利维等一干人被拘捕，多名高官被传讯，一百多人接受质询，内阁几乎所有成员都接受了调查。由于布莱尔下台，事件最终不了了之，但在英国公众心里投下厚厚的阴影，英国政治的廉洁性也大受质疑。[34]
所以，到布莱尔离职时，已经是阴云密布了，而工党内部的权力之争迫使他最终离开政治舞台。“新工党”有两位领袖，一是布莱尔，二是布朗（Gordon Brown），他们曾经是同志加战友，都属于“苏格兰帮”（Scottish Mafia），[35]在史密斯领导时期同为改革派干将，共同憧憬“新工党”。史密斯去世时布莱尔在布朗支持下出任党领袖，以后又登上首相宝座。坊间一直有一种传闻，说两人之间有君子协定，讲好了要先后出任首相，彼此永不互斗，永不对抗。不过这种传闻从来没有被证实，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看到布莱尔一直让布朗执掌财政部，事实上是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但布莱尔三次连选连任，丝毫没有让位的意思，他和布朗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两人经常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人们甚至盛传：在“金钱换爵位”危机中，布朗是真正的幕后推手。然而，就在丑闻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时，2007年5月1日，即布莱尔执政十周年纪念日，他在苏格兰公开宣布说：“几周后我就不再是本国首相，最有可能的是：一个苏格兰人将成为联合王国的首相……那个人建立了世界上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如我所说，他会是一位伟大的首相。”[36]那个人是布朗。6月27日布莱尔辞职，布朗接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时代”戛然而止。布莱尔意识到：英国老百姓厌烦他了。[37]
尾声
布莱尔作为跨世纪的英国首相，曾经是一个国际风云人物。布莱尔执政初期，曾经在英国人心中燃起希望，他的“新工党”和“第三条道路”不仅在英国名噪一时，而且在世界引起广泛的注意，人们期盼在英国出现一种新理论、新实践，把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引向新征程。在“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而苏联社会主义又一去不复返时，“第三条道路”似乎是一道新火光。
但10年的执政表明，“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另一个竞选策略，“新工党”把工党改造成另一个保守党，布莱尔开启了另一个“共识政治”，只不过第一个共识政治是保守党向工党靠拢，这一个“共识政治”是工党向保守党靠拢。布莱尔接下撒切尔的衣钵，只抹去其中最激烈的部分；“新工党”也接下英国政界挥之不去的“潜规则”，使工党与保守党更加相像。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工党尤其是其领导层，越来越呈现出与保守党相像的社会属性，因此以“中产阶级”代表自诩的布莱尔改造工党并不是稀奇事。问题是：如果工党只是另一个保守党，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工党？换句话说，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
于是问题就回到了原点：当工党失去社会基础、找不到它存在的根基时，布莱尔将工党改造成“新工党”，为它重塑了存在的理由；但是，当人们发现“新工党”几乎就是保守党而重复着保守党的面目时，为什么还需要工党存在？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圈！事实正是如此：2010年议会选举中，工党大败，保守党重新执政。此后一直到现在，工党似乎找不到方向，始终在迷茫中徘徊。现任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是“史上最左的工党领袖”，他自称笃信马克思，是个老牌的社会主义者。他在党内领袖选举中两次击败右翼候选人，获得基层党员的广泛支持。看来，工党又在向左转了。这在整个世界都两极分化、社会冲突日趋尖锐的时刻，并不是一个反常现象：“99%”的这群人渴望得到公正，不希望那“1%”的人吞噬社会财富。新自由主义留下的创伤太深重了，人们期待一个左翼政党重新出现。但是，新的意识形态在哪里呢？工党迄今无能为力。党内右翼依然强大，要清除他们的影响并不容易。因此，尽管保守党政府现在面临着“脱欧”带来的严重危机，工党却完全无法利用：工党本身仍处在分化中。
布莱尔本想青史留名，但他留给历史的负面遗产也许要多于正面遗产。他的“第三条道路”显然是烟消云散了，英国仍然在迷茫中摸索。他的地方分治法案把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置于瓦解的危险中，苏格兰正在努力“脱英”。他紧跟美国攻打伊拉克，在世人眼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小兄弟”角色，最终让他不得不下台。他执政期间，英国经济发展得不错，但社会分裂未能愈合。更致命的是，被他“重建”的工党现在面临着“再重建”，这项任务能不能完成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1] Mick Temple，Blair，London：Haus Publishing，2006，p.44.
[2] Leslie Hannah，“Crisis and Turnaround？ 1973-1993”，in Paul Johnson，ed.，Twentieth-Century Britain，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4，pp.343-346.
[3] K.Hoggwood，Trends of Public Policy in Britain，London：Open University Press，1993，pp.97，105.
[4] Kenneth O.Morgan，The People's Peace，British History 1945—199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06.
[5] 1931年因无法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党首相麦克唐纳辞职，但随即又与保守党等反对派组建“国民政府”，继续担任首相。麦氏此举并未征得工党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因此被斥为“叛党”并被开除党籍。
[6] John Stevenson，British Society 1914-1945，London：Penguin Books，1990，p.37.
[7] Arthur Marwick，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London：Penguin Books，1990，pp.329，36-37.
[8] 社会民主党后来和自由党合并，形成现在的自由民主党。
[9] Hilary Wainwright，Labour：A Tale of Two Parties，London：Hogarth，1987，p.61.
[10] David and Gareth Butter，Twenty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Facts 1900-2000，London：Macmillan Press，eighth edition，2000，p.238.
[11]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67-2001，thir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568.
[12]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67-2001，p.569.
[13]〔美〕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
[14] Tony Blair，A Journey，London：Hutchinson，2010，p.90.
[15] Anthony Seldon，Blair，London：Free Press，2005，p.380.
[16]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67-2001，p.570.
[17] Anthony Seldon，Blair，p.381.
[18] Anthony Seldon，Blair，p.381.
[19]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67-2001，p.570.
[20] 转引自王凤鸣《英国工党的新思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第16页。
[21] Anthony Seldon，Blair，p.366.
[22] Anthony Seldon，Blair，pp.369，373.
[23] David and Gareth Butter，Twenty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Facts 1900-2000，p.239.
[24] Adam Boulton，Tony's Ten Years，Memories of the Blair Administration，London：Simon and Schuster，2008，p.76.
[25] “终身贵族”是历届政府依据党派利益的需要让国王册封的，哪一个党在台上，就会让自己的人进入上院，以增强本党在上院的力量。
[26] David and Gareth Butter，Twenty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Facts 1900-2000，p.231.
[27]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67-2001，p.584.
[28] Anthony Seldon，ed.，Blair's Britain，1997-200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647.
[29]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67-2001，pp.602-603.
[30] Formula One，中文译名是“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31] Mick Temple，Blair，London：Haus Publishing，2006，pp.53-54.
[32] Anthony Seldon，Blair，pp.169-175.
[33] 撒切尔在11年中册封了193名终身贵族、4名世袭贵族；梅杰在7年中册封了161名终身贵族，没有世袭贵族；布莱尔在1997—1999年两年之间就册封了149名终身贵族和1名世袭贵族，创下年平均册封数的最高纪录。David and Gareth Butter，Twenty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Facts 1900-2000，p.225.
[34] Adam Boulton，Tony's Ten Years，Memories of the Blair Administration，pp.307-315.
[35] 布莱尔是英格兰人，在爱丁堡出生和长大；布朗是苏格兰本地人。
[36] Adam Boulton，Tony's Ten Years，Memories of the Blair Administration，p.3.
[37] Tony Blair，A Journey，pp.657-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