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汉水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为个案
（一）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设定
既然区域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区域方法是地理学研究与人地关系探讨的重要方法，那么，区域的划分就成为地理学研究与人地关系探讨的重要前提与内容。关于地理学区划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以及某些具体区域边界的设定，地理学界历来都有很多不同意见，我们不拟涉及。这里只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设定问题，而且仅局限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我们知道，人与地的关系是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而产生的，其矛盾也通过技术的改进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控制的地理环境与受社会发展规律控制的人类及其生产生活方式都是动态的，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以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为主要任务的历史地理学，在人地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54]作为地理科学的一个环节，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古论今”，通过对历史时期地理面貌的重建及其变化规律的探讨，寻究当今地理面貌的历史渊源，探索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现代地理学的区域性特征，也就决定了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性。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都是针对某一或大或小的地理区域的，这说明，区域的观点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贯彻。
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划分，既有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区域划分共同的原则，也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历史性方面，这是由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与一般地理学研究不同，历史地理研究必须考虑其研究对象在历史时期的区域状况，其区域的设定与划分，即必然以某一历史阶段的共同性和某种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等特点为依据。例如：荆楚历史地理研究就以先秦时期楚国活动和势力所及的广大地区为对象，其区域范围不仅包含了若干个风格迥异的自然地理区域，而且跨越几个当代的省，与后来形成的荆楚文化区域也不尽相符。它主要在先秦时期的政治地图上，因为楚国的缘故才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地理单元。因此，这种区域划分是建立在对历史的追溯基础之上的，是在某一特定研究视角下一定历史阶段的地理区域形态。而由于研究角度和视野的不同，这样的区域虽以研究阶段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地域结构作为客观依据，但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迄今为止，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对其研究区域的设定与划分基本上采用这种方法，具体地说，又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先秦时期（主要是战国时）诸侯国的疆域常被作为设定历史地理研究区域的一个重要依据，如前所述荆楚历史地理的研究便是如此。这种倾向在历史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研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种区划标准虽有其历史文化基础，但更多的是约定俗成，并没有坚实的地理基础；其历史基础也并不稳固，因为先秦诸国疆域的消长幅度相当大，势力范围前后更有许多交叉；至于文化区域，虽然常被使用，如齐鲁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等，但其内涵与边界，都只能就大概言之，无法确指。因此，这样的划分也就只能是宏观的、模糊不定的。
（2）行政区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设定的又一依据。具体标准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历史行政区，如元代中书省（腹里），二是现行行政区。后者更为普遍，这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我国现行行政区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既与自然地理区域有着密切关系，又不尽相符；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分区（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各不相同）也有一定差异。[55]因此，以现行行政区作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区域，虽然有对历史继承的一面，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历史的割裂；同时，亦常常破坏历史地理单元的整体性，从而无法完成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根本任务，并有可能导致把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等同于地方史研究。而以某一历史阶段的政区作为研究区域，虽然有利于重建该历史时段的地理面貌，但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政区的变动甚大，从而难以贯通一个地理区域的历史变迁，无法进行纵观性的透视，也就无从探讨区域地理变化的规律。
（3）民族聚居区域也常常成为设定历史地理研究区域的依据。民族区域具有重大的地理因素，尤其是处于较落后发展阶段的民族的聚居区域更是与具有一定特征的自然地理区域相吻合，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相对局限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下。但是，由于我国民族的复杂性，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迁移、融合、分化，逐步形成了我国各民族杂居混处的现状，从而给界定民族区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然，在杂居混处的总布局下，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域，但又因为历史文献资料的缺乏，难以对这些聚居区域进行历史的考察。因此，虽然民族区域作为历史地理的一种研究对象区，较之前两者具备更为坚实的历史文化乃至自然地理基础，但在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4）某些特殊的地理景观特征（如黄土地貌、盐产区、黄泛区，以及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也常常被作为设定研究区域的依据。用何种特征作为区划标准，则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这在部门历史地理（如农业历史地理、人口历史地理等）的研究中较为普遍。此种区划方法对于弄清所研究的地理景观之地区分布及其历史变迁有重要的意义，但又不可避免地割裂了历史地理区域的整体性，所以无法很好地反映某一区域的总体特征。
综上所述，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对于研究区域的设定与划分基本上是人为的，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分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往往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现阶段经济区域、政治区域和文化区域不相吻合——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客观上的，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把自然地理区划作为历史地理区划的基本构架，同时结合了某一历史时段或现阶段的人文地理格局。应该说，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划方法的一大改进。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历史时期的区域环境系统，从而为探讨当今地理环境的历史渊源打下基础。这就要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与自然地理所划分的区域尽可能保持一致，以便保证所研究的对象区域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设定应以自然地理区划作为基本构架，这是历史地理区划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也有其历史客观基础。事实上，无论是当今还是历史时期的政治区、经济区、文化区等人文地理现象的区域分异，无不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着或强或弱的因果关系。
其次，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是历史的范畴，其界线不是始终不变的。在考察区域的历史地理时，必须首先弄清该区域范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动情况以及发生这些变动的原因，尤其是这些变动与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进行综合考察，界定所研究的对象区。历史地理研究者往往截取历史时期的某一阶段，对区域地理面貌作横向的考察，其区域的划分常以该历史阶段的地理面貌为依据，在使用这种方法设定研究区域时就需要注意研究区域的历史连续性。
最后，在设定研究区域时，应注意保持区域完整性。这里所说的“区域完整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地理完整性，二是历史完整性，也就是区域在历史与地理两方面的统一。苏联历史地理学家B.C.热库林曾经指出：“区域的完整性提供了将所获得的结论与其他时期的资料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的许多奠基性著作由于研究区域的不一致，就难于和地理学对象的现代研究作比较……应当建议研究地理学对象发展全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家从工作一开始就确定所研究区域的界线。”[56]
我们将以上三点称为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设定的自然性、历史性和完整性原则。从这些原则出发，我们认为流域是历史地理研究较好的对象区。作为特殊的自然地理区域，流域内的物质迁移与能量转换相对而言比较封闭，形成相对独立的河流系统；同时，河流与河谷是自然的交通孔道，河谷平原与邻近的低矮丘陵往往具有较好的垦殖条件，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流域内的居住人群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方言、风俗等文化现象都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并且往往能够维持相对的独立性。[57]因此，以流域为对象，可以相对独立地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并进而总结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1990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制订的“发展我国地学若干重大基础性课题”附件所列举的主要措施之一是：“选择区域链例如黄河链（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渤海—黄海）进行系统研究，争取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机理和人地系统调控模型方面有较大进展。”[58]在此之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即选择潮河链与滦河链开展系统的历史地理研究。这一研究思路蕴含着一个认识：流域链是一种典型的区域链。凡此，都说明以流域作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肯定。
（二）汉水流域的历史地理特征
基于上述认识及以下的理由，我们选择汉水流域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历史时期（1万年以来）汉水流域地理面貌的变化，试图通过对这一区域个案分析，探讨中国历史地理区域的生成与演变及其导因，进而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提出对中国历史发展与特点的空间阐释。
汉水是长江最大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干流流经陕西、湖北两省，于汉口汇入长江，全长1545公里。[59]流域位置在106°12′E与114°14′E及30°08′N与34°11′N之间。北以秦岭及外方山与黄河流域为界，东北以伏牛山、桐柏山与淮河流域为界，西以大巴山、荆山与嘉陵江、沮漳河为邻，东南为江汉平原，与长江干流无明显天然分界。全流域面积15.9万平方公里，在现今行政区划上包括陕、豫、鄂三省11个地市68个县（市）和神农架林区，计有陕西省的汉中地区、安康地区、商洛地区及其所属27个县、市，河南省南阳市及所属13个县、市，湖北省的襄樊市、十堰市、荆门市、荆州市、孝感市、神农架林区及其所属28个县、市。[60]
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又靠近秦岭—淮河这一条最重要的自然分界线。此种地理位置决定了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显地具有南北交汇、过渡的地理特征。在气候上，汉水流域是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区，流域内不同地理单元的水热条件差异很大，由此带来了植被、农作物等方面在地理分布上的诸种差异。就作物种植而言，南阳盆地、秦巴山地（包括陕西商洛地区）以北方旱作农业为主；而江汉平原、汉中—安康盆地则以南方稻作农业为主；鄂西北、襄（阳）宜（城）平原、随枣走廊则正是这两种农业区的过渡带。同时，汉水流域地貌结构复杂，丹江口以上的上游地区，以高大的山体为主，有局部平坝和丘陵地貌；丹江口—钟祥间的中游地区，以受到强烈沟蚀作用而坡面破碎的低山、丘岗最为突出，即便是唐白河平原与襄宜平原上也常有孤立的蚀余残丘存在；而钟祥以下的下游地区，则以冲积—泛滥平原为其特色。总的看来，自下游至上游，汉水流域在地貌上呈三级阶梯。在横切河谷的方向上，以汉水为轴线，地势向其两侧方向增高，表现出河床→谷底平地（河漫滩阶地）→阶地与岗地→丘陵→山地等五个层次。因此，汉水流域的开发，既可以代表南方亚热带稻作农业和北方暖温带旱作农业两种不同的开发模式，又包含平原、盆地、丘陵、山地四种主要地貌形态的开发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由于地处南北和东西交通的要道，在中国历史上，汉水流域的政治与军事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中。当南北政权对峙时，南方政权据有汉水流域，不仅可保障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随时出击陕洛、关中，逐鹿中原；若失去汉水流域，则长江天险反落于敌手，长江下游地区亦不能保全。因此，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迄于晚唐五代、宋金元之际，汉水流域，特别是汉水中游荆襄一带，常常是南北争战的要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中论及湖广之形胜云：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61]
同书卷七九湖广五“襄阳府”下结合历朝史事，进一步申论襄阳地位之重要云：
（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曹操赤壁之败，既失江陵，而襄阳置戍，屹为藩捍。关壮缪在荆州，尝力争之，攻没于禁等七军，兵势甚盛。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曹操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力也。”盖襄阳失则汉沔以北危。当操之失南郡而归也，周瑜说权曰：“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及壮缪围襄阳，操惮其锋，议迁都以避之矣。吴人惧蜀之逼，遽起而议。其后魏终得以固襄阳，而吴之势遂屈于魏。自后诸葛瑾、陆逊之师屡向襄阳，而终无尺寸之利，盖势有所不得逞也。至于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然。方吴人之攻曹仁也，司马懿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魏明帝亦言地有所必争矣。晋人因之，而襄阳遂为灭吴之本。……东晋之保有东南也，强兵巨镇，尽在荆襄。庾亮刺荆州，闻石勒新死，议伐之，止言：“襄阳北接宛洛，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乘衅齐进，以临河洛。”后庾翼亦表言：“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辄量宜入沔，移镇襄阳。”……桓温北伐，发自江陵，道出襄阳，于是晋之号令复接于中原。太元三年，苻坚遣军争襄阳，既复以一军出鲁阳关，一军出南乡，一军出武当，会攻襄阳，襄阳遂陷。桓冲寻举荆州之甲两争襄阳而不能拔也。淝水之战，氐秦气丧，赵统得乘其敝复收襄阳，而上游之藩垣始固。……唐初平萧铣，分兵出襄州道。贞观中置山南道于此，盖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安史构乱，汴洛沸腾，而襄邓无虞，故东南之资储得以西给行在。……宋之盛时，以襄阳为京西重地。建炎初，李纲言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及襄阳为群盗所据，刘豫因以出没沔上，觊觎荆南，岳武穆上言：“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根本，宜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于是讨李成于襄阳，一战克之。……理宗时，襄阳为蒙古所陷，孟珙复之。奏言：“襄樊为朝廷根本，当加经理，如护元气。”于是留镇襄阳。……及吕文德守襄阳，叛将刘整献计于蒙古曰：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若得襄阳，浮汉入江，宋可平也。蒙古从之，多方以误宋，而襄樊遂入于蒙古。[62]
襄阳是汉水流域的中心，由襄阳地位之重可以见出全流域地位之重。除襄阳外，汉中、南阳、随州、安陆、汉阳等汉水沿岸城市，也都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63]正因为此，汉水流域浓缩了中国广大地域二千多年来的治乱兴衰，汉水流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典型的地区缩影。
由于与全国的治乱兴衰息息相关，汉水流域的经济发展乃呈现一种独特的历史轨迹。综观汉水流域开发史，我们发现：当全国处于统一状态时，汉水流域的经济发展稳定但较缓慢，发展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或稍低；而当南北分裂（大都在汉水流域稍北的秦岭—淮河一线以峙）时，却常常是汉水流域得到大发展的时期。盖当全国统一时，汉水流域深居内地，不受政府与社会之重视（只有到明清时期周围地区深受人口压力之苦时，人们才大量涌入汉水流域）；而在南北对峙状态下，汉水流域战略地位之重要，迫使政府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其中典型的例证是襄宜平原。在南北分裂时，襄阳常是南北争战的要地，南北政权都极力争夺这个地区，在此派驻重兵。为了支持战争的需要，也都非常重视这个地区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六朝和宋金对峙时期，当周围地区经济处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襄宜平原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战乱也当然地给地区经济带来普遍性的破坏，只是破坏程度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地区差异。在汉水流域各地理单元中，历次战乱残破最重的是南阳盆地。南阳地区经济自六朝以后与其他地区相比，在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与战乱的破坏密切相关。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决定了经济开发过程中建设与破坏的周期性轮回，在一定程度上，战乱破坏程度的地区差异也决定了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特征之一。[64]
因为地处南北东西的过渡地带，汉水流域的文化景观显示出南北东西交汇的特征。在历史上，汉水流域一直是北方移民南下和巴蜀移民东来的重要通道，也是接受北方和巴蜀移民的重要地区，明清时期又接受了大量的“下江”移民。[65]因此，汉水流域的文化形态比较复杂。以方言为例，流域内的方言虽均属北方方言系统，但不同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别：南阳、襄樊、随枣地区接近中州方言；商州、安康地区以秦腔为主，而杂有下江、中州与四川口音；汉中地区接近四川方言；江汉平原则是典型的湖广官话。[66]汉水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汇性特征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不仅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而且与气候变迁、人口移动、文化传播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