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外文化交流(2)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户晓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欧美，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先秦与秦汉外交

中国同古代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混沌时期。根据考古发掘，在我国辽宁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陶制妇女裸体小塑像，其造型与西方称作“早期的维纳斯”类型的塑像颇有相似之处。此外，从中国和西方青铜器时代遗存下来的器物，如兽角刀把头双刃剑、环型刀把头双刃剑等，也似乎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的痕迹。这些都提示我们：古代中国与西方诸文明的发展虽各有特色，但从来就不是绝对封闭或孤立的。

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寻觅到中西联系的模糊踪迹。据《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曾驾着八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西征昆仑，会见了西王母。在瑶池上，周穆王给西王母进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样像人，却长着豹尾和虎齿。周穆王的时代，距今已经近3000年了。而那位传说中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则代表着极远的西方。对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遥远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怀着半是畏惧与好奇、半是欣羡与喜爱的兴趣。后世的人们从神话中推测，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远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给予比较科学的论断时间，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原来，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苏美尔人肇建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来自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那里曾先后崛起著名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兴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前521～前486），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东抵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修筑了设有驿站的大道。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将古代希腊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国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当时，欧亚草原上散居着许多游牧部落。波斯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塞人游牧诸部的地区接壤。在古代，希腊史家把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北方部落泛称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他们为塞迦人，我国则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称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国同西亚、南亚、北非，直至极西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国精美丝织品和漆器、四山纹铜镜，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遗物，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入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从上述情形推断，当时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的宠物。在我国，洛阳古墓中也发掘出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制目珠（作装饰品用）；同时，战国时期铁制铠甲与写实动物纹图案的出现，均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明显特征可循。无论是中亚、希腊发现的早期中国文物与文化影响，还是中国发现的早期西方文物与文化影响，都是经由中西交通历史上那条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贸易通道，或称“草原之路”而彼此进行交流的。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费尔瓦丁神颂辞中就开始把中国称作“支尼”。印度两大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将中国称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对音。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战国秦霸西戎的时期，距离西方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为中国的代表而声名远播西方。在古希腊的著作中，则把中国称作“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摧枯拉朽一般灭掉了波斯帝国，并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东征，直接把希腊文明带到中国西部边陲邻近的中亚地区，为此后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他的部将们彼此争战，各自为政，建立了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塞琉古王国（我国史书称为条支，其中心地区位于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成为联系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桥梁。亚历山大另一名部将托勒密，割据在埃及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岁马人所灭。埃及又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从事航海和贸易著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到埃及以后，把这里变成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为了使商船可以从地中海直接进入红海，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每年从曼德海峡驶出红海的埃及船只已达20艘。公元初年，当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风的秘密之后，更进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大大增强了古代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势头。每年从埃及驶往印度洋的商船总数更增长到120艘。在繁荣的东西方贸易的刺激下，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亚历山大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文化中心，成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这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时说：“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惟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惟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的发展与繁荣，使它们作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为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自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亚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战国七雄之一——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在此后一个世纪中，秦国国势日强，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帝国的威名远播宇内，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称呼我国的名称。踵接其后的汉帝国，更加繁荣、强大。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高涨和国力的强盛，汉代对外交流的兴趣与要求也更加强烈。

秦汉帝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另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张骞凿空

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从中国方面看，这一局面的形成，首推张骞通西域之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其涵盖面则分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部分，乃至东欧、北非地区，是中国当时对西方的统称。

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当时，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十分强盛，势力伸展东达现在的东北，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北抵漠北，南到河套，迫使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西迁伊犁河流域。月氏人的被迫西迁，又引起连锁反应，迫使原在天山南北放牧的塞人也西迁到克什米尔及阿姆河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带。

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时期，西汉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国力渐达巅峰状态。武帝听说匈奴击败月氏后，用月氏王的头颅作饮酒的器具，认定月氏人一定对匈奴恨之入骨，因而计划联络月氏，共击匈奴。执行这一重大使命的任务，就落在张骞身上。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武帝之命，从西汉首都长安出发，但刚到陇西，就被控制着河西走廊的匈奴人捉住，拘禁了10年。后来，他侥幸逃出，向西跋涉，越过葱岭，到达大宛（位于中亚的费尔干纳一带），由那里再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才终于找到了月氏。但此时的月氏，已经征服了大夏，在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安居乐业了。他们早无意东返再同匈奴较量。张骞在月氏逗留年余，毫无结果，只得踏上归程。归途中又在羌中（今青海）被匈奴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单于（匈奴君主的称号）新死，匈奴内乱，张骞才乘机脱身，返回长安。出使时，张骞率领部属100余人。经过整整13年的艰辛磨难，归来时只剩下他和随从甘父二人了。张骞出使西域，即历史上有名的“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走向西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