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代医学典籍概述

一、中医伪书

按照历史顺序概述历代医籍，首先要处理好中医伪书的问题。这是因为伪书往往托古，与所产生的时代并不相同。如果把所托时代当作医籍的实际年代，则会得出谬以千里的结论。

伪书产生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崇古。中国古代社会一向崇古，《淮南子·修务训》就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医界也是如此，故《黄帝内经》托名黄帝、《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黄帝八十一难经》托名扁鹊、《中藏经》托名华佗等等。

怎么评价这些伪书呢？清·罗浩曾有论述，《医经余论·论伪书》云：“著书托名于前人，是为伪书。如昔人有辨《灵枢经》为王太仆所作，然文辞甚古，足与《素问》并传，不必辨其真伪也。王氏《昭明隐旨》等书，今多不传，所传有《元和纪用经》，《宋史·艺文志》载之，知非伪也。但叙为许寂所作，寂系唐初人，何得为之作叙乎？其真伪不可得而考也。《脉诀》托之叔和，《药性赋》托之东垣，前人已辨之矣。至西晋·梅癖子《竹林女科》、宋·窦材《扁鹊心书》中，皆载元明医家之语，一见而知其伪也。且二书一则立方险峻，绝无精义；一则专事温补，多用灸法。不独书为伪作，更贻害于无穷，较之《脉诀》《药性赋》之浅陋，迥不侔矣。至赵氏《医贯》，杜撰经语，妄标新意，以雄奇笔力，开简便法门，止载数方，治尽天下之病。陈氏《辨证录》，托名仙传，本之外经，妄言立法，杜撰药方，尤为偏僻。皆动俗惊愚，邀名获利。虽非伪书，实医宗之魔道、岐黄之罪人也。夫医所以济世也，汉唐以来，名人代出。若宋·许知可，金·刘守真、张洁古，元·李东垣、滑伯仁、朱丹溪，明·汪石山，清·喻嘉言、张隐庵、徐洄溪诸公，皆系通儒。而隐庵先生学问尤为深粹，建侣山堂开讲经论，阐明至道，未闻其作一书托名前人，撰炫奇之论以欺后人也。严沧浪论诗云：‘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念头一差，愈学愈远。’是习医者于不经之书皆宜屏弃，岂特伪书而已哉！”罗氏认为，书籍的好坏并不完全在于真伪，《医贯》虽不伪仍为坏书，而《灵枢经》根本“不必辨其真伪”。

但从学术出发，仍需考辨其真伪，只不过不能以其伪而全盘否定。四库馆臣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银海精微》原题唐·孙思邈撰，《四库全书总目》先考证出“其为宋以后书明矣”，又说：“方技之家，率多依托。但求其术之可用，无庸核其书之必真。《本草》称神农，《素问》言黄帝，固不能一一确也。此书疗目之方较为可取，则亦就书论书而已。”故本书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尊重学术界对伪书的考证成果，但不轻易否定伪书的价值。

二、从世代累积到个人创作

先秦两汉，古医籍的发展经历了从世代累积到个人创作的过程。古医籍产生时代较早。早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医籍。如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医书。这批医书均无书名标题，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医书的内容而加书名，分别是：《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却谷食气》《导引图》《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的分类方法，《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属于医经类，《五十二病方》属于经方类，《十问》《合阴阳》等属于房中类，《却谷食气》《导引图》等属于神仙类，种类相当丰富。又如2013年，四川省成都市老官山汉墓出土的一批医书。和马王堆医书一样，这批医书除《五色脉诊》之外都没有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经脉书》《脉数》《六十病方》《诸病症候》《脉死候》《病源》《尺简》（这部是讲度量衡长度的）。值得注意的是，因“敝昔”是“扁鹊”之通假，这批医籍很可能是扁鹊学派的书籍，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无论是马王堆医书还是老官山医书，都无编著者姓名，内容简朴，反映了早期医籍的形态。

随着历史的发展，《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内容丰富的医籍大量出现，但这些医籍仍呈现出“古书不题撰人”“后世乃以人名其书”（余嘉锡《古书通例》）等早期典籍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典籍往往大都是世代累积型作品，非一人一时之作，是历代医家递相增益而成。《黄帝内经》，后世简称《内经》，18卷，162篇，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称《九卷》，因其内容主要论及针灸经络，又名《针经》，唐代王冰始称《灵枢》。此后《素问》《灵枢》成为《内经》的两大组成部分而流传至今。一般认为，该书主要部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了一些后人补撰的内容。《黄帝内经》内容丰富，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框架，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它也就成为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

继《内经》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医学理论典籍是《难经》，该书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八十一难》，它虽可能不是世代累积而成，但作者不详，相传是秦越人（扁鹊）所著；成书时代不详，最后成书大约在秦汉之际，至少也在东汉之前，仍有早期文献的特点。它以设问答疑的形式解释了八十一个“经”中的难题，大都是《内经》已经提出而尚有疑点的问题，引用的部分经文见于《内经》，可以说，《难经》是《内经》的延续和解答。它推演了《内经》的微言奥旨，且有不少独到见地，如首创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即寸口部位分寸、关、尺三部，各部分浮、中、沉三候，并配属相应脏腑经脉的三部九候寸口脉诊法，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医脉学发展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本草经》，简称《本经》。该书熔铸了汉以前历代医药学家的劳动成果，东汉时汇编成书。原书早在唐初就已散佚，现今流传的本子，是后人据《太平御览》《证类本草》等书辑录出来的。其中清代孙星衍、孙冯翼的合辑本、顾观光的辑本、日本森立之的辑本质量较好，流传较广。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马继兴等人重新辑复成《神农本草经辑注》，1995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神农本草经》共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物252种、动物药物67种、矿物药物46种，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方法，即按照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同时对药物学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古代药物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这部著作虽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成，但张仲景以自己的思想重组了前人及时人的医学经验，确立了临床辨证论治的体系。学术界普遍公认，这是一部最早的理论联系实践、理法方药齐备的临床医学专著，也是一部阐述外感病及杂病诊疗规律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大作。张仲景以其学说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也被尊为医中之圣。从中医典籍史而言，这部著作也完全跳出了早前典籍著者不清、世代累积而成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个人著作色彩。需要说明的是，《伤寒杂病论》不久就在战火中散佚。西晋时，太医令王叔和搜集采撷伤寒病证部分，编纂成《伤寒论》，该书将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提示了外感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提出了治疗原则，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喻昌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尚论篇·自序》）。北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该书共三卷，上辨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林亿等将上卷伤寒部分删去，留中、下两卷，又将下卷方剂分列诸证之下，编为上、中、下三卷。这就是现存的《金匮要略》。该书开创了内伤杂病辨证论治的体系，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从此，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著作分别流传。

三、汉后医籍概览

《伤寒杂病论》之后，中医典籍大量出现，犹如雨后春草，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曾编著出影响中医发展的重要医籍。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典著作整理方面：皇甫谧对《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全文重新分类整理而成《针灸甲乙经》；全元起历史上首次为《素问》作注解；吕广注《黄帝众难经》，开《难经》注释之先河；王叔和首次整理修订了《伤寒杂病论》，传经有功；陶弘景补注《神农本草经》而成《名医别录》等。个人撰著方面，出现了王叔和《脉经》、葛洪《肘后救卒方》、刘涓子《刘涓子鬼遗方》、陈延之《小品方》等。特别是《肘后救卒方》，经南朝梁·陶弘景、金朝杨用道的补录流传至今，即现存的《肘后备急方》。该书卷三《治寒热诸疟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启发了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用低沸点溶剂成功提取青蒿素。屠呦呦据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养生著作盛行，出现了嵇康的《养生论》、张湛的《养生要集》、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及各种服食（含服石）解散类著作（魏晋南北朝以服食五石散（寒食散）为时尚养生。此类著作的繁多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中可见一斑。如《寒食散论》二卷、《寒食散对疗》一卷……）。

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多部医学巨著。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方》，全书卷帙浩瀚，共二千六百卷。同时，又选录单方成《四海类聚单方》三百卷。惜均已亡佚。隋炀帝敕撰的《诸病源候论》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流传至今，被历代视为证治津梁。隋、唐时杨上善编撰《黄帝内经太素》，是研究《内经》的必读之作。到了唐朝中期，王冰次注《素问》，为《王冰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释文》一卷，对后世影响极大。唐朝时期，重要的著作还有《备急千金要方》（孙思邈著）、《千金翼方》（孙思邈著）、《外台秘要》（王焘著）、《新修本草》（苏敬等人奉敕撰）、《食疗本草》（孟诜撰）等。其中，《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均为综合性医学巨著，各科俱全，理法兼备；《新修本草》是第一部由政府官定的国家药典，其影响远及海外；《食疗本草》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古代食疗和营养学的重要文献。

宋代帝王重视医学、喜欢研究医术。宋太宗、宋仁宗等创制了方剂。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载：“礼部王员外言，今谓面油为玉龙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药，以白玉碾龙盒子贮之，因以名焉。”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卷五十三载：“后人易名甘桔汤，通治咽喉口舌诸病。宋仁宗加荆芥、防风、连翘，遂名如圣汤。”宋真宗、宋神宗、宋高宗、宋孝宗等更曾为臣下开方抓药（散见于《梦溪笑谈》《本草纲目》《对山医话》《中兴小纪》《游宦纪闻》《名医类案》等）。因为对医术的喜欢，他们当然重视医籍的编纂，主持编纂了《开宝详定本草》《开宝复位本草》《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等本草著作和《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方书。故清代纪昀（纪晓岚）等人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医学的朝代，《四库全书总目·圣济总录纂要》云：“宋代崇尚医学，搜罗至富。”《四库全书总目·御定医宗金鉴》云：“自古以来，唯宋代最重医学。”帝王的喜好带动了整个社会，医籍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方书、伤寒、本草及《内经》《难经》整理研究等方面。

方书主要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郭思的《千金宝要》，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本事方续集》，洪遵的《洪氏集验方》，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王硕的《易简方》，严用和的《济生方》等。

伤寒学方面主要有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南阳活人书》，许叔微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等（自成书以讫到宋初，因为战火等原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流行不广。孙思邈就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到了宋代，因朝廷重臣高若讷的推动，特别是林亿校正本《伤寒论》的刊行，宋人重视伤寒成一时之气，各种伤寒著作层出不穷）。

本草方面的著作有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等。

《内经》《难经》整理研究方面有高保衡等校正、补注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李駧的《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等。

宋代的很多医籍学术质量很高。如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妇人专科始唐·昝殷《产宝》，其后有李师圣之《产育宝庆集》，陆子正之《胎产经验方》。大抵卷帙简略，流传亦鲜，自明采摭诸家，提纲挈领，于妇科证治，详悉无遗。”又如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实能发张机未尽之意，而补其未备之方。”再如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该书集宋以前本草学之大成，李时珍对作者唐慎微给予了极高评价：“慎微貌寝陋，而学该博，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故《本草纲目》采撷甚多。另外，因研究《内经》，宋人顺及探讨运气学说，成一时之风气，重要的著作有刘温舒的《素问入式运气论奥》等。

金元时期，新学肇兴，医分门户，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史称金元四大家。各人均有医籍传世，刘完素有《医方精要宣明论》（简称《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简称《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简称《保命集》）、《三消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等；张从正有《儒门事亲》（与麻知几、常仲明等合作）等；李杲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医学发明》《兰室秘藏》《东垣试效方》等；朱丹溪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丹溪手镜》《本草衍义补遗》等。以他们为中心各自形成一个学派，每个流派也都有其他代表医家，各有医籍传世。李杲所代表的补土派（因其师张元素是易水人，故又称易水学派），张元素有《医学启源》《洁古家珍》《洁古珍珠囊》《黄帝八十一药注难经》等，王好古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癍论萃英》《阴证略例》《汤液本草》《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等，罗天益有《卫生宝鉴》。元代的杜思敬辑录易水学派为主的著作十九种为《济生拔萃》，这是我国最早的医学丛书之一。刘完素的追随者薛时平著有《注释素问玄机原病式》、马宗素著有《伤寒医鉴》、镏洪著有《伤寒心要》等，张从正的追随者常仲明著有《治法心要》（收入《儒门事亲》）、常德（常仲明之子）著有《伤寒心镜》（被误为刘河间著作，收入《河间六书》）等。丹溪学派的著作主要产生在明代，如戴原礼的《推求师意》、王履的《医经溯洄集》等等。朱丹溪生活于元代中后期，逝世十年之后明朝建立，故其影响主要在明代中前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丹溪心法纂要》就云：“丹溪门下最盛，明中叶前，医家沾溉其学说，服膺者众。”除了四大家及其学派的著作，金元时期还有很多大家，如滑寿，其传世著作很多，如《读素问钞》《难经本义》《诊家枢要》《麻疹全书》《十四经发挥》等。其他重要的医籍还有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葛乾孙《十药神书》（专治肺痨），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窦桂芳《针灸四书》，齐德之《外科精义》，倪维德《原机启微》（眼科），忽思慧《饮膳正要》等。其中，成无己的著作不但是开注解《伤寒论》之先河，而且学术价值极高，成无己也被后人视为《伤寒论》注解第一人；窦桂芳的《针灸四书》是较早的针灸学丛书，包含《黄帝明堂灸经》《灸膏肓腧穴法》《子午流注针经》《针灸指南》四种医籍。

明清出现了很多专门论述外感温热病及疫病的著作，如张鹤腾的《伤暑全书》，吴又可的《温疫论》，薛雪的《温热条辨》，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雷丰的《时病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霍乱论》，柳宝诒的《温热逢源》，周扬俊的《温热暑疫全书》，戴天章的《广瘟疫论》，杨璇的《伤寒温疫条辨》等。特别要注意的是《温病条辨》，吴鞠通在吴又可、叶天士等人著述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对温病学作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尤其是确立的三焦辨证体系，使温病辨证论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该书也就成为了温病学的经典文献。明清还出现了很多综合性甚至汇总性的医籍，如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橚的《普济方》，吴谦等人的《医宗金鉴》，王琦的《医林指月》，程永培的《六醴斋医书十种》，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陈梦雷等人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纪晓岚等人的《四库全书·医家类》等。学术界非常重视这些典籍的汇总性质，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价《本草纲目》时说：“考证精博，与王肯堂《证治准绳》，均为医学之渊海。”评价《医宗金鉴》时说：“并有图、有说、有方、有论，并各有歌诀，以便记诵，古今医学，此集其成。”这些典籍的学术价值仍为今人所称道。仍以《本草纲目》与《医宗金鉴》为例。《本草纲目》被公认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该书的最早版本（金陵本）与《黄帝内经》（元古林书堂本）在2011年5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医宗金鉴》内容简要，切合实用，清代被作为太医院教科书，现仍被视为初学中医的必读书。

明清两朝相比，明人多以己见著书，出现了陶华的《伤寒六书》、张介宾的《景岳全书》、赵献可的《医贯》等著作。清人多考古，出现了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本草崇原》《伤寒论集注》，高士宗的《黄帝素问直解》，姚止庵的《素问经注节解》，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伤寒类方》，叶霖的《难经正义》等著作。

四、一代有一代之医学

统观古代医籍的发展史，呈现出一代有一代之医学的特征，魏晋养生为时尚，隋唐方书多博通，宋代帝王爱编书，金元门户启争端，明代医家多师心，特别是清代，考古成风气，《清史稿》就言：“清代医学，多重考古。”清人考据研究前代医籍成时代风尚，不但关注《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公认的中医经典，还着眼于《千金方》《圣济总录》《本事方》等前人较少研究的医籍，出现了《千金方衍义》（张璐撰）、《圣济总录纂要》（程林撰）、《本事方释义》（旧题叶桂撰）等著作。而且善于汇编前人作品，出现了很多医学丛书，除了上文谈到的，还有丁丙的《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杨乘六的《医宗己任编》、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典籍的兴衰变化必定受到时代变迁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的刘勰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代有一代之典籍”就成为了常态，最典型的是文学，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说的是每个朝代都有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而支撑这些文体的是承载这类文体的典籍。医学也不例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探讨，如《医说续编》提要言：“北宋以前犹承六朝隋唐遗风，学重博通。金元以后，学分门户，取义较狭，医术亦然。”这是笼统探讨的。还有具体探讨的，如《丹台玉案》提要：“明季医籍繁芜，各以己见著书，师心自用。清初学者始倡言复古，研求《灵》《素》，归依长沙，虽醇驳不一，而诡诞之风渐变。此医林风气之沿革，显分界限者也。”

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区域性医籍。因为影响典籍的不但有横向的时间流变，还有纵向的空间差异。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的不同，以及生活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人的体质、所患疾病及治疗方法的不同。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谈到了东、南、西、北、中央五方不同“地势”的不同情况，如东方：“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又如中央：“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这也导致很多医籍有不同的流行区域。如宋金时期，就曾出现过南方流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北方流行刘河间著作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山医案》就言：“自宋金以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行于南，河间《原病式》《宣明论方》行于北。《局方》多温燥之药，河间主泻火之说。”又如南方流行过《叶氏医案》。吴鞠通《医医病书》就言：“近代《叶氏医案》精详者多，粗疏者少……近日南方人多喜读之。”地域的差异性更导致某些区域性医籍的产生，如清代宋兆淇辑注叶天士《温证论治》、薛雪《湿热论》（或作《湿热条辨》）、薛公望《伤寒直解辨证歌》（一名《伤寒古风》），并续著《节录辨证要略》，而成《南病别鉴》，明确表明是为南方而作，他在自序中说：“夫司命者，望闻问切之外，尤须分别土地人情，如北方地寒人强，伤寒最多，故仲景立麻黄桂枝汤等，原有《伤寒论》可稽，而江以南，地卑湿多，人情柔弱，患伤寒者不过百中一二，患湿热者，十之八九。若以治伤寒者治湿热，岂非大相径庭耶？余自幼喜读医书，《素》《灵》《内经》、仲景《伤寒》《金匮玉函》等书而外，诵至叶香岩先生《温证论治》，薛一瓢先生《湿热条辨》，及外祖薛公望公《伤寒古风》三十一首。每朝夕服诵而不忍去，知其于江南人病最为合法。惜香岩先生论，口授门人，随笔记录，层次未楚，虽后人稍为分排，而不有注释。余因之或参经旨，或集陈言，或从素见，增在句读之下，非敢云注，以畅其说耳。稿既成，忽有人告予曰：会稽章君名虚谷者，曾有注释。予即购而阅之，竟超出万万。于是复加删易，大半遵章君之注，不过使繁者简之，晦者显之，间或参以己见而标之。其《湿热条辨》，章君亦详注矣，而外祖公望公《伤寒古风》，已了如指掌，不敢谬加一词。因袭三家名言，付之剞劂，为案头课徒之余事。名之曰《南病别鉴》，谓与北方病迥异也。”区域性医籍当然不止《南病别鉴》，如著名的岭南医籍就有唐·李暄《岭南脚气论》、元·释继洪《岭南卫生方》、民国·萧步丹《岭南采药录》，以及佚名的《南海药谱》等等。因为岭南医籍的鲜明性，宋·郑樵在《通志》卷六十九“医方下”专门设置了“岭南方”类，著录了五部医籍共九卷：《岭南急要方》三卷，见《唐志》；《南中四时摄生论》一卷，唐·郑景岫撰；《南行方》三卷，唐·李继皋纂；《治岭南众疾经效方》一卷；《广南摄生方》一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也专门设置了“岭南方”类，在《通志》的基础上增加了《庆历普救方》一卷、《岭南卫生方》三卷（文德）两部医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