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矿冶生产全面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矿冶业中曾同时或先后采用了劳役制、招募制、承买制三种生产经营方式，它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变革运动，对矿冶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本文拟对上述三种经营方式的变革历史作一探讨，力求揭示宋代矿冶业高度发展的内在因素。错谬之处，请加指教。
一 劳役制生产的削弱与招募制生产的兴盛
劳役制生产的典型特点在于封建国家或地主阶级依靠超经济强制手段，无偿役使劳动者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成果。这种生产形式盛行于封建社会的前期，自唐中期两税法改革以后，开始逐渐削弱，但在宋代前期的各类生产部门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矿冶业中劳役制的主要表现是：封建国家对矿冶户有较强的人身支配权，随意调发民户从事采冶，差派上等户担任衙前之役，硬性规定交纳的课额数量，以及役使厢兵、杂犯进行生产等等。
宋太宗即位之初，欲增铸铜钱，患铜少，乃委转运使张齐贤措置开发铜矿，“尽知饶、信、处等州山谷出铜，即调发诸县丁夫采之”。[1]淳化五年（994），因信州“铜货兴发”，朝廷又专设宝丰县，“虚占官吏、劳役人民”[2]，一意搜刮矿产。某些地区虽无矿产，也要向国家交纳岁课，遂使劳苦之家承受沉重的负担。如邵武军归化县金场“虚有名额，并无坑井”，官府却“专副人匠千一百余人配买金六百余两”，致使“百姓送纳不逮，以至弃命自刎”。[3]不少矿产地的劳动者由于纳课数额亏欠，还常常被迫变卖家产或被拘系入狱。宋真宗时，南剑州将乐县采银之户因交纳的课额亏减，被官府拘系者“常数百人”。[4]仁宗年间，登州有十八家铁冶户因“家贫无力起冶，递年只将田产货卖抱空买铁纳官”，曾上状乞求停止纳铁课。包拯为此专门作了调查，“臣访闻得旧来州郡最出铁货，缘人户先乞起冶，之后或遇家产销折，无铁兴作，官中并不认孤贫，一面监勒送纳原额铁数，以致破荡资业，沿及子孙不能免者，比比皆是”。不仅贫者无力起冶，就连富户也“惧为后患，莫肯兴创”，结果“铁货日削，经久不兴”。[5]这时的劳役制生产已使矿冶业中的劳动力和矿山开发受到严重破坏。
官府除了对直接从事生产的矿冶户进行人身束缚和剥削外，还规定由经济力量雄厚的上等户充任主吏、衙前之役，负责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矿产课额。担任主吏、衙前的上等户虽然是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靠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为生，其中有些人甚至借任衙前之机，获取厚利，称雄乡里，但是矿冶业中大多数衙前的差役则是无偿和被迫的。官府的主要目的是以上等户的丰饶家财作为欠纳官府岁课收入时的抵押之物，课额往往定得较高，即使矿源衰竭，也不予减免。因此，衙前一旦亏欠岁课，常常陷入倾家荡产的困境之中。北宋初到仁宗时期，这类记载较多。如真宗咸平年间，秦州小泉银坑“矿久不发，而岁课不除，主吏破产备偿犹未尽”。[6]兖州莱芜监是一个产铁之地，宋初曾拥有十八个铁冶[7]，真宗时期，其中的道士冶“岁课铁二万余斤，主者尽力采炼，常不能及，有坐是破产者”。[8]其他冶也采取这种“第徭民输铁课”的劳役形式，“凡高赀家率以冶败，至没入田产、槭系孤（婺）[嫠]”，遂使“莱芜冶废不鼓”。[9]到仁宗庆历年间，莱芜监十八冶所剩“惟三，冶户犹破产而逃”。[10]相州利城军铁冶劳役制现象更为严重，真宗时期，利城军铁冶兴发，官府“差衙前二人岁纳课铁一十五万觔，自后采伐，山林渐远，所费浸大，输纳不前。后虽增衙前六人，亦败家业者相继。本州遂于六县中白差上等人户三十家充军户，更不兴扇，止令岁纳课铁，民甚为苦”，直到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韩琦知相州时，才奏罢了这项衙前役。[11]
综合以上两方面情况可以看到，从宋初到仁宗时期，封建国家不论是役使劳动人民采矿冶炼，还是差派衙前交纳硬性的指令课额，都以超经济的强制——人身支配——为主要手段，劳役制形态相当严重。不少采矿地区由于实行了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矿冶户的家财被消耗殆尽，生产力受到破坏，或无力兴采，或避役逃亡，遂使矿产量逐年减少，矿山荒废。很显然，劳役制生产已阻碍了矿冶业的发展，而且其弊病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了。
在劳役制日益阻碍矿冶生产发展的同时，另一种经营方式即招募制却蒸蒸日上、日益兴盛起来。所谓招募制，是指劳动者不再被官府随意差使，他们有择业和迁移的自由，受募于官私矿场并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支取雇值。这种生产经营形式不仅早在私营矿场普遍采用，不少官营场监也积极推行。信州铅山县铜场就采用了招募制生产，自宋太宗时期开发以来，“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曾因铜产供过于求，“有司议减铜价”，“凿山者稍稍引去”，直到官府增设了铸钱监，调整了供求关系的矛盾，铜“即有所泄，价乃复旧，而工徒并集”。[12]不仅充分体现了招募制生产的特点，而且还说明，受募的劳动者甚至可以利用自己自由的人身争取得到比较合理的劳动报酬。另一大型官营铜场韶州岑水场也发生过此类现象，宋仁宗时期铜产兴发后，官府买铜曾一度不及时支付价钱，“止给空文，积逋距万”，受募者无以为生，于是“大事私铸，奸游群聚，与江西盐盗合”[13]，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抗手段。朝廷只得采用蔡抗之言，“命铜入即偿直”，于是“民尽乐输，私铸遂绝”。[14]可知也是采用的招募制生产。仁宗时期，实行招募制生产的矿场已遍及各地，如西部成都府路的彭州，就曾有人上言：“请置（金）场，募人夫采取之”。[15]北方的登、莱等州金产兴发，“四方游民废农桑来掘地采之”，产品由官府榷买，皇祐年间曾“岁课三千两”。[16]可以说，至少在仁宗时期，招募制生产已在矿冶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招募制的强大不仅在于上述矿场的普及推广，还在于对原有的劳役制矿场实行的变革。早在宋太宗时期，一些封建官员便已上言陈述改革之意，至道二年（996），陕西转运使奏：“成州界金坑两处，先是州遣吏掌之，岁课不能充，望遣使按行，更立新制。”[17]宋真宗、仁宗时期，不少地区的官员则直接罢废劳役制，改用招募制经营矿冶生产。薛奎知兴州时，发现“州旧铸铁钱，用功多，人以为苦”，于是，“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为利，而收其铁租以铸，悉罢役者，人用不劳”。[18]宋仁宗庆历年间梁适知兖州时，芜莱监因实行差派衙前纳课之法已衰败不兴，梁适乃改为“募有力者使主冶，十年予一官，于是冶无破户，而岁有羡铁百余万”[19]，充分显示了招募制生产对矿冶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变革中，劳役制日益削弱，招募制日益强大，终于在宋神宗变法时期，国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废除了差役法，从而正式确立了招募制在矿冶业中的统治地位。
招募制生产形式下劳动者的报酬表现为以货币形式支取雇值。标准一般为两种：一种以矿冶户生产的矿产量为标准，官府收买时按斤两计价支付雇值；另一种以矿冶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为标准折为雇值。前一种标准适合于招募个体矿冶户、由其独立完成采冶中各道工序生产的官营场监，其中也包括了韶州岑水铜场和信州铅山铜场。第二种标准主要实行于私营场冶和一部分采取分工协作方式生产的官营场冶。据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七月十一日臣僚奏言：“旧来铜坑必差廉勤官吏监辖，置立隔眼簿、遍次历，每日书填：某日有甲匠姓名几人入坑，及采矿几箩出坑；某日有矿几箩下坊碓磨；某日有碓了矿末几斤下水淘洗；某日有净矿肉几斤上炉
炼，然后排烧窑次二十余日……经涉火数敷足，方始请官监视，上炉匣成铜。”[20]这种官营铜场已采用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流水作业的形式，由于采矿、碓磨、洗矿、冶炼等每道工序都由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专门生产，凝聚在矿产品上的已不是一家一户或某个个体劳动者的单独劳动，而是众多生产者的共同劳动，因此，劳动者只能按其劳动时间的长短或劳动强度的大小支取相应的雇值，产品则直接归官府所有。私营场地募人生产的经营者也是采取这种直接支付雇值的方法，从绍兴十三年（1143）臣僚上言“近年人工物料种种高贵，比之昔日增加数倍，是致炉户难以兴工”[21]所述情况推断，炉户在雇募人工、购买物料时都是要用现钱支付的。但这方面的记载较少，还不能作出更多的说明。
招募制生产之所以能取代劳役制生产并成为矿冶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在于它具有更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增加社会财富的优越性。首先，招募制生产解除了在劳役制形式下对矿冶户的严重人身束缚和役使，使他们获得了相对自由的人身关系，从而减少了冶户逃亡、矿山荒弃的现象，为矿冶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招募制生产改变了超经济强制的硬性课额手段，实行收买矿产品或支付雇值等经济性剥削手段。劳动者的经济收入不仅得到一定的保障，还有希望通过付出更多的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从事矿冶生产的兴趣。封建国家也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矿产品和有关的财税收入。此外，北宋前期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商品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也为招募制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缩小旧的落后的劳役制生产，代之以更先进的招募制生产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招募制的兴盛是宋代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神宗变法以后，劳役制形态在矿冶生产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当封建国家剥削加重时，这种现象就会多一些。南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国家财政开支窘迫、疆域缩小和矿山开采量锐减等一系列原因，封建国家对矿冶户的人身束缚和对生产方面的干预重又加强。绍兴十三年，韩球任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必欲尽铸新钱”，因铜矿不兴，便“调民兴复废坑，至于发冢墓、坏庐舍而终无所得，又请籍冶户姓名约定买纳铜数，民大以为扰”。[22]有的地区刚发现矿苗，还不知是否有开采价值，“官不熟计，而遽行之”，结果徒费人力物力，“冶户以亏额坐深文鬻产以偿者数百家”。[23]理宗年间，都大坑冶司甚至将蕲州进士冯杰一家“抑为炉户，诛求日增”，逼得冯杰家破人亡。[24]就连一些招募制矿场也加重了对矿冶户的经济盘剥。孝宗淳熙年间，“百物翔贵”，矿冶户在生产和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增加了不少，但信州铅山场买铜仍按旧价支付，“坑户失利，散而之他”，仅剩下不到四百名兵匠从事生产，与往昔“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25]的情景相比，已如天壤之别。理宗嘉定十五年（1222），官府支出的矿冶本钱又从十九万缗减少到十三四万，“工役之费卒不能给”[26]，严重地影响了矿冶开采。可见，南宋的招募制生产已发生局部变化，对矿冶业的促进作用也大为降低。
下面再简述一下矿冶业中厢兵、杂犯的生产。
从事矿冶业生产的厢兵虽然大都来自招募，有雇值、衣食之给，但他们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人身隶属关系，地位也比较低下。他们不仅从事艰苦繁重的劳作，有时甚至毫无生命保障。如北宋熙宁五年（1072）以前，陕西运输铜锡之兵，“二人挽一车，日铺运铜锡五千斤……道路有雨雪之艰，士卒有风霜暴露之苦”，以致“死亡无处无之”[27]。因此，厢兵生产含有十分浓厚的劳役性质。但在两宋矿冶业中，厢兵人数并不多，这种生产形式也只占很小的比重。
除厢兵外，宋代还役使犯罪之人从事矿冶生产。商州的官冶就是专门役使杂犯生产的场地，“其徒皆四方流人，常絷之以役”[28]。韶州岑水场及潭州铁场等地也有杂犯配隶之人从事重役劳作[29]。这是封建政权运用暴力手段和封建法律对危害封建社会统治秩序者实行的一种特殊制裁，刑徒们的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劳动强度大，所受待遇也极为低下，他们是矿冶业中最底层的劳动者。
二 私人承买制经营方式的推广和二八抽分制的演变
私人承买制是指封建国家将某一产矿场地的生产经营权转交私人管理的经营方式，有“承买”“买扑”“请佃”“扑断”等多种称呼。在宋代，由于封建国家垄断了一切矿山资源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即使是原属私人所有的土地，其下一旦发现矿藏，也要转归国家所有，不能自由处置。私人承买矿场，必须先与官府订立契约，商定承买年限、产品分配比例或交纳课利的数额，然后自备资金，筹措生产。一般情况下，规模稍大的矿场由家业雄厚的上等户经营，募人生产，小型矿坑则由中下等人户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力独立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承买与官营场冶募人生产两种经营方式在宋人记载中有时不易分辨。前引宋真宗时期薛奎知兴州变革旧制为“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为利，而收其铁租以铸”的记载，其含义就很模糊，说它指承买制经营方式，也未为不可。另外，受募于官营场地的劳动者当独立从事采冶生产时，可以向官府预借工本钱，就像杨时说的那样：“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全籍官中应副，令烹炼到银铜入官”。[30]私人承买者虽应自备本钱，但某些时期官府也允许预借官钱，如政和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言：“应采访（矿冶）兴发或有苗脉处，并躬诣检踏得实，即许雇募人工采打，或召人户开采，应一行用度以至灯油之类，并许召保借支官钱应副，候烹采到宝货先行还官外，余充课利。”[31]在这条记载中，雇募人工生产（招募制）与召人户开采（承买制）均可借支官钱，采到矿产后的规定亦相同，因此很难区别开来。对这类记载，应视具体情况和寻找其他佐证作出判断。
宋代矿冶业中的承买制溯源于唐代，唐前期曾下令：“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32]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字记》也有一条记载：唐上元二年（675），饶州德兴县有取银之利，“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33]但当时还没出现“承买”一词，此后的数百年间也极少见到这类记载。宋代何时开始实行承买制，尚无明确记载。《宋史》中虽有一处提及，曰：“宋初，旧有阬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崇宁以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34]但这段记载不足为凭，它仅仅是一段综述性的文字，前面虽冠以“宋初”两字，实际上“旧有阬冶”不是仅指宋初开发的坑冶，而是指包括从宋初到崇宁二年（1103）一百四十多年间开发的坑冶[35]，时间跨度极大。因此，宋代承买制的起始年代姑且置疑。就现在接触到的史料来看，最早出现“承买”一词的，是仁宗至和二年（1055）十一月丁巳诏：“同州铁冶自今召人承买之。”[36]同州铁冶设在韩城县，承买之前一直实行劳役制生产。据包拯皇祐年间（1049—1053）上奏所述：自真宗时期，韩城铁冶已“定占七百余户”从事生产，官府每年收铁只有十余万斤，却要花费大量本钱及专差监官管理坑冶事务，获利极少。更严重的是，“二百余户厚有物力”的上等矿冶户中第一等者，“每户逐年供给冶务诸般所出钱不过三百贯文外，更别无所费”，反而全部垄断了一县之中有利可获的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户差役频并，供应不前。”为此，包拯请求罢官营冶务，令一县百姓取便采铁烹炼，均摊课额，而让上等铁冶户“兼充重难役次”。当时这一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很快官府就于至和二年改为由私人承买，足以说明同州铁冶劳役制生产已严重阻碍了矿冶业的发展，官府不得不将其罢废。
同一时期，其他一些产铁之地也出现私人经营的现象。嘉祐三年（1058），袁州贵山官营铁冶务改由私人“买扑”[37]，嘉祐五年，买扑兴国军磁湖铁冶的程叔良因经营冶铸“于国兴利”，还被赐官[38]，估计其买扑铁冶的起始年代还应更早。以上材料说明，至少在仁宗后期，铁产地已开始推行私人承买制经营方式。
宋神宗时，又将承买制推行于金、银矿场，允许“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所得矿产，以“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39]哲宗元祐五年（1090），潮南转运司上言：“应金银铜铅锡兴发不堪置场官监，依条立年额课利召人承买”。[40]可见最迟在哲宗时期，铜、铅、锡矿场也已允许私人承买。从此，承买制经营方式遍及六类矿场，开始占据了矿冶业生产中的一席重要地位。
承买制的进步意义在于：私人经营权的推广，冲击了矿冶业生产的官营垄断地位，减弱了封建国家以行政手段对生产过程的干预；承买矿场的私人，一般均自备工本钱组织生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力量，募人生产，这种经营方式的推广促使大量的私人资金投入矿冶业中，从而对缓解封建国家财政困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承买制以抽分形式分配矿产品，除官府无偿抽收一部分作为私人承买矿场交纳的地租外，其余归私人所得，中卖入官（某些时期允许自由贸易），这种分配形式使矿产量的高低与承买者本人经济收益的多少紧密相连，从而推动了矿山开采和产量的提高。上述三种变化中，最见成效的是矿产量的显著提高，例如同州韩城铁冶，官营时每年课铁只及十余万斤，私人承买后，两场铁课曾各达六百万斤[41]，以一场铁课与官营时相比至少增长了五十倍左右。又如处州一地，北宋后期产铅仅七百八十斤，南宋高宗末期，又降为五百一十一斤[42]，铜、银的产量不见记载，乾道七年以后开始措置采矿生产，到乾道九年初，已有五处银场、四处铜场交由私人承买，“据逐人状，各甘自备工费采打……已各出交帖给佃”。[43]当年八月，处州“一年收到银二万二千八百余两，铜四万五千余斤”，两年后，又出现“岁收铜十万斤，铅十五万斤”[44]的兴盛局面。可见承买制经营方式确实起到了推动矿冶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下面谈谈承买制下矿产品分配形式的演变情况。
前面提到，承买制下的产品分配形式是抽分制，一部分产品作为地租无偿纳官，其余归私人所有。由于铜、铅，锡三类矿产是制造铜钱的重要生产原料，其开发的多少与宋代封建国家财政经济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关系极大，因此被规定为由官府严格控制的禁榷之物。[45]这类矿场的承买者基本上没有自由处置产品的权力，不能与民间百姓私下交易，必须全部卖给官府。而金、银、铁三类矿产的禁榷时紧时松，有时也允许矿冶户与民间进行自由贸易。
抽分制的官私分配比率一般为二八抽分，即以十分为率，官抽二分，承买者得八分。这一比率早在唐前期的饶州德兴银场采用过，因记载失之简略，无以见其全貌。直到宋神宗熙丰时期（1068—1085），私营的金、银矿场才开始推行二八抽分制。据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工部上言：熙丰时期将金银坑场“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买”。[46]可知神宗时期二八抽分制的特点在于矿冶户拥有的八分产品允许自由贸易。与以前的硬性课额制相比，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封建国家对矿产品支配权的放松和剥削量的降低，而且为矿冶户自由从事矿产品贸易确立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矿产品商品化的发展。神宗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实施了一系列变法运动，金银产品的二八抽分制就是当时在矿冶业中施行新法的具体措施之一。
私人经营的铁产地在神宗时期是否也实行了二八抽分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从其他现象推断，当时的承买者有自由贸易产品的权利。以利国监为例，元丰元年（1078），利国监有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每冶招募“各百余人”进行采冶，规模不小。从当时“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47]的情况可知，冶户自己的矿产是允许自由贸易的，而且在元丰元年以前曾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流通于河北路。另外据毕仲衍的《中书备对》记载，元丰元年利国监官收铁额为三十万八千斤。[48]如果这是全部的生产额，那么每冶平均年产铁仅八千五百多斤，每人仅生产八十五斤，这样低下的生产效率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不相符。如果以二八抽分制计算，官收的三十万八千斤铁是总产量的十分之二，那么总产量就应是一百五十四万斤，每人的年生产量也相应提高到四百多斤，这一数字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元丰六年京东转运使吴居厚上奏：“欲乞将两监（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铁冶就逐处官依邢、磁二州例，并从官中兴扇，计其所得比旧可多数倍”。[49]这条记载说明，元丰六年将私营铁冶转为官营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得到“比旧可多数倍”的铁产品，从而证实了此前私营铁冶的大部分产品是由冶户进行自由贸易的。因此，神宗时期的私营铁产地极可能也实行了产品二八抽分的自由贸易政策。
宋哲宗继位后，新法一一罢废，矿冶业中金、银、铁的自由贸易权也开始受到限制。元祐元年（1086）四月乙巳，“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言：‘准朝旨相度虢州卢氏县栾川、朱阳县银煎、百家川两冶和买及抽分利害，今乞依旧抽收二分，和买三分，以五分给主，……从之”。[50]同年十月，陕西转运兼银铜坑冶铸钱司又上奏曰：“虢州界坑冶户（听）[所]得银货除抽分外，余数并和买入官，费用不足，乞依旧抽纳二分，只和买四分，余尽给冶户货卖”，朝廷又从之。[51]上述材料说明，在很短的时间内，矿冶户自由贸易产品的数量已从十分之八依次减为十分之五、十分之四，而且就连十分之四也还是由于官府缺乏买银本钱才实行的权宜之策。宋徽宗时，又进一步对矿产品实行严厉的禁榷政策，崇宁三年（1104）十月，百姓赵畴告发石泉军金窟，“坑冶司榷定十分为率，二分官课不支钱，八分支钱收买”。[52]政和三年（1113）福州长溪县师姑洋坑“佃户岁二分抽收铁七百斤，八分拘买二千八百”[53]。政和末年，又明确下令：“（铁矿）苗脉微者听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私相贸易者禁之。”[54]南宋以来，铜、铅、锡、铁四类矿场基本上遵循了二分抽收，八分榷买的政策[55]，只有金、银矿场曾一度在江、浙等地恢复了神宗时期由承买者自由贸易八分产品的政策。
从总的情况看，元祐以后直到南宋期间实施的二八抽分制虽然分配比率没有变化，但由于矿冶户必须将全部产品卖给官府，遂使官府完全控制了矿产品的收买价格，以便从劳动者身上剥夺更多的剩余劳动成果乃至必要劳动成果的一部分，矿产品作为商品在民间的流通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这时的矿产品二八抽分制与熙丰时期相比实际上已倒退了一步。
南宋年间，某些矿产还出现了更高的抽分率。高宗末期，秘书省正字冯方曾反对潼川府铜山县产铜立定岁课之数，“乞更不立额，令窟匠自采打，尽赴官中卖，依条抽三分入官”。[56]此议虽未被采纳，但说明当时已有抽收三分之制。此后大约在宁宗时期，建宁府松溪县瑞应银场也采用了三七分之制，官府“与坑户三七分之，官收三分，坑户得七分”。[57]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官抽六分的现象，孝宗乾道九年（1173），处州承佃银坑者“自备工费采打”，炼出银“六分给官，四分给业主”[58]，官府无偿得到的矿产品已达过去二八抽分制的三倍。此外，官府对承买者催逼勒索的现象也日趋严重，遂使承买制生产日趋衰微。
三 结语
宋代矿冶业经营方式的变革演进主要体现为北宋前期从劳役制向招募制、从官营垄断向允许私人承买两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在招募制、承买制生产经营方式的推广下，封建国家对矿冶户的强制性人身役使和束缚退居次要地位，广大劳动者获得了比较自由的人身关系和更合理的劳动报酬，从而推动了矿冶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并使这种发展在神宗时期达到全面兴盛的最高点。现制成下表以供参考[59]：
表1
续表
如表所示，从宋初到神宗时期个别矿产岁课额曾一度下降，但总的情况则呈基本上升的趋势，其中铜、铅、锡岁课额在神宗时期的增长速度最快，分别比宋太宗时期增长了4倍、10倍、21倍多，其余金、银、铁岁课额虽有所减少，但由于神宗时已允许私人承买上述矿场，并实行了产品官抽二分，承买者自由贸易八分的政策，大部分产品直接流入民间，因此官府岁课额的减少并不意味着金、银、铁矿产量的下降。
北宋哲宗以后直到南宋末期，由于财政窘迫、战争破坏、疆域缩小等一系列原因，封建国家对矿冶户的经济剥夺日益加重，劳役形态的人身支配和勒索也逐渐增强，招募制、承买制经营方式发生局部变化，丧失了对矿冶业的促进作用，遂使南宋矿冶生产出现衰败不兴的局面。
两宋矿冶生产波浪式的发展中，宋神宗时之所以达到最高点，即在于这时期确立了招募制的统治地位，推动了私人承买制的发展，并以自由贸易产品的二八抽分制代替了硬性课额制，从而扩大了矿冶生产者的队伍，促进了矿产的开发。这就充分说明，变革经营方式亦即矿冶生产关系，是矿冶生产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5期全文转载）
[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九。
[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〇。
[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三。
[4]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三《司封郎中张君墓志铭》。
[5] 包拯：《包孝肃公奏议》卷七《乞开落登州冶户姓名》。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癸卯。
[7]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一。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壬寅。
[9] 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六《李公神道碑铭》。
[10] 王珪：《华阳集》卷三七《梁庄肃公适墓志铭》。
[11] 韩琦：《韩魏公集》卷一三《家传》。
[12]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
[13] 《乐全集》卷四〇《蔡公墓志铭》。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十月甲午。
[15] 《宋史》卷三〇一《高觌传》。
[16]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五《登莱州产金》。
[17]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三。
[18]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六《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参见《宋史》卷二八六《薛奎传》。
[19] 王珪：《华阳集》卷三七《梁庄肃公适墓志铭》。
[2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四。
[2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七。
[2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
[23] 《攻媿集》卷一〇〇《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
[24] 《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一》。
[25]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
[2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八〇。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壬戌。
[28] 沈遘：《西溪文集》卷一〇《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墓志铭》。
[2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五；《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八。
[30] 《杨龟山先生集》卷四《论时事》。
[3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九。
[32] 《唐六典》卷二二《掌冶署》。
[33]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江南西道五·饶州》。
[34]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阬冶》。
[3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三。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一月丁巳。
[37]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四。
[38] 郑獬：《郧溪集》卷二一《户部员外郎直昭文馆知桂州吴公墓志铭》，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四月甲申。
[39]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一，元祐五年四月癸丑。
[4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五。
[4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四。
[4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
[4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二，食货三四之二三。
[45] 《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门》。
[4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
[47] 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二《上皇帝书》。
[4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二。
[4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丁卯。
[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
[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九，元祐元年十月丙申。
[52]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二《成都府路》。
[53]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
[54]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阬冶》。
[5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八。
[5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一月乙巳。
[57]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
[5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
[59] “山泽之入”的数字载《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至二八，其他时期的数字载《文献通考》卷一八《坑冶》。其中天禧末的金、银数字包括了丁税、和市、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等其他方面的收入。另外，无数字记载的矿产余数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