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孤独心态

边缘处境使其处于无法俯瞰全局的地位，其视野也就限于自己所见的范围。当他尝试创作时，往往聚焦自己喜欢和思考过的对象，于是形成独特的效应：一方面，因为文字记录的均是亲身经历，特别真实，凸显个性；另一方面，因为向内挖掘，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所有读者都能理解，甚至连文学素养较高的评论者也会误解其本意，反向激发其孤独感。阅读《沈从文全集》中的文本，尤其是那些自传色彩浓郁的小说、散文和记录其心理变化、凸显其潜意识的家信，我们能够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既有言说思想不为人知的苦恼，也有文本内蕴被人曲解的痛苦，更有连亲人、朋友都不理解而远远回避导致的自闭状态。何以如此？值得探究。

首先，封闭的环境是其孤独心态的外部成因。环境的封闭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是生长环境。出生在相对封闭的凤凰县，在当兵之前连县域内的情况都不了解；从军以后，行踪极少走出湘西这个群山环绕、高原隔绝的空间。这是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古到今，苗族人从不打骂孩子；讨老婆，唱山歌，赶场自由恋爱凭本事；夫妻之间从来经济独立；老人到处受尊敬；崇尚信义，严守节仪；注意公道是非；忍辱负重，牢守纪律；但是你别惹翻了他，眼睛一红，看那掀起的满天风雷！”[68]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人文气息的熏陶下，其性格明显有别于同时代汉文化圈内成长的作家。他对人生的认知，也深受这一环境的影响，“他对人生一般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人类若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动物一样的原始纯良天性不可，他觉得，一个人即使没有高度的智慧与感受能力，照样可以求得天生的快乐和不自觉地得来的智慧”。[69]这种认同自然、本能违智的人生观，制约着其早期创作；后来，虽然有所调整，却没有根本改变。可见，沈从文成长的湘西地理环境对其有多大影响。第二是社会环境。沈从文的从文之路开始于北京，那是一个讲究等级和正统的几百年帝都，对于一个既无学历也无所长的外来者而言，所有的物质存在如高楼大厦、高等学府、商店酒馆等，均对其构成压迫。无论他怎么努力，想挤进去都很困难。一次次冲击，一次次失败，跌倒在地的挫败感，在其早期小说中有详尽的描述，也助推了沈从文的孤独感。受生长环境的影响，他看不起却躲不开城里人，“人倒很多。到处可以碰头。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部各种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人都多有一点生存兴趣哭起来笑起来？似乎需要一个‘神’，一种‘神话’。……也许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文学作家，来创造神与神话。”[70]在他看来，城里人萎靡不振，缺乏上进心，宛如行尸走肉！何以救治？需要拯救者。谁能创造拯救城里人的“神话”？作家。这段话不仅透出了沈从文为何坚持从文之路，也凸显出其欲通过文学作品改造城里人乃至所有中国人精神品质的志向。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沈从文对人类行为展开思考：“他们的心和手结合为一形成的知识，已能够驾驭物质，征服自然，用来测量在天空中飞转星球的重量，好像都十分有把握，可始终就不大能够处理名为‘情感’这个名词，以及属于这个名词所产生的种种悲剧。大至于人类大规模的屠杀，小至于个人家庭纠纠纷纷，一切‘哲人’和这个问题碰头时，理性的光辉都不免失去，乐意转而将它交给‘伟人’或‘宿命’来处理。”[71]既然人类对自我如此缺乏了解，情愿将情感等问题交给“宿命”，那么，千古以来人间难觅知音的感慨就不再是虚幻的命题，而成为眼前的实存。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抱着用湘西人优美、健康、自然人性来拯救国民性愿望的沈从文便难免有孤独感。

其次，民族历史是其孤独心态的独特成因。现代作家中，极少有人像沈从文这样，具有奇特的民族历史积淀。湘西，从东汉时马援南征开始，一直是汉族中央政权与地方少数民族势力斗争不止的空间。无论是民族势力坐大，与中央政权发生战争，还是战争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协议，甚至设置土司“以夷制夷”，漫长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民族冲突的腥风血雨，使湘西人的民族意识中充满对外来者的敌视、排斥。沈从文有苗族、土家族血统，其祖母为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人，从小熏染的民族传说、民族神话中蕴含着大量本民族历史的惨痛经历，使其对异族文化取排斥态度。从民族传统看，苗族等少数民族没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而是对军功的推崇，这也影响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他厌恶知识阶层，这些人是他进入新的都市后遇到的接受现代教育的学者或学生，对事对人的态度、评世论文的立场使其感到陌生，因为他们拥有与自己不一样的文化内蕴和人生态度。“虽如罗素所说，‘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72]正因为价值立场、文化选择的差异，沈从文否定了知识阶级中的大多数。有时候，他甚至对所有读书人都抱着不友好的态度：“‘读书人’是个通泛名词，我这里想借用它专指现在教书读书的一部分人。这些读书人知识虽异常丰富，常因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73]他渴望保持自我，“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我需要在这种地方，一个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生存俨然只是琐碎继续琐碎，什么都无意义。”[74]否定都市生活，否定存在的意义！由陷入孤独，到渴望孤独，沈从文心理变化朝着一个近乎病态的方向发展。对孤独的留恋，有对湘西“小乡城文化”的坚守，也有对置身其中的都市文化的顽固排拒。终其一生，一直以“乡下人”自居，除了文化选择的原因，民族立场的坚持也是重要原因。

再次，艰辛的人生是其孤独心态形成的助力。综观沈从文的人生道路，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与常人不同。童蒙阶段，进入私塾读书，他却从不认真学习，经常兴致勃勃地逃学。为此不少受老师、哥哥、家长的惩罚。尽管成名后撰写《从文自传》时津津乐道“我在读社会这本大书”，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社会大流的存在方式。逃学期间，游泳、观看狩猎等活动尚有同伴，但是，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徘徊街头，游逛市井，看打铁人、斗鸡者、屠夫等行业的市井生活，或者到山上听各种昆虫的叫声，览枝头各种飞禽的姿态。“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的利用自己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75]这段自传写出了沈从文与家人的隔阂，不仅仅是常人所谓的代沟，更多是自性的认知与坚持，实际上，沈从文能够凭顽强而充满韧劲地挤进文坛，这种近乎顽固的坚持起了很大作用。十几岁时，他为了当兵上训练班，很快进入军队漂泊。虽然有祖辈声誉的荫庇，并没有受很多苦，可是，与那些经历复杂的成人在一起，给他们做文书，或专门烧狗肉，他显然不能融入那个群体。“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他后来面对左派强迫附和的压力时，也不为所动。”[76]进入青春期，先是爱上马泽淮的姐姐，没有得到爱情却被骗一千多大洋；再就是躲在“窄而霉小斋”里渴望爱情而不得，用眼泪和忏悔打发人生。他有强烈的自我需求：“我所需要于人，是不饰的热情，是比普通一般人更贴紧一点的友谊，要温柔，要体谅。我愿意我的友人脸相佳美，但愿意她灵魂还超过她的外表更美。”[77]渴望异性而不得，希求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不能，这种生存状态使其很难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更不要说体面了。而寄居在讲究等级和排场的百年帝都，或漂流到金钱至上的上海，传统的气场或金银的光辉均对其构成巨大的压抑，使得他无法且不敢走进都市生活的深处，只能徘徊在边缘地带，默默品味生存的孤寂。

直到年近而立遇到张兆和，才似乎结束尴尬无聊的孤独。生活中有了伴侣，不再漂泊，暂时获得了稳定；对异性的渴望也有了具体目标，情感得到了部分满足，但内心深处的孤寂并未完全消解。一方面，因为他认为在都市里找不到本真了。“‘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78]自我迷失，灵魂破碎，人格不再完整，外在的稳定替代不了内心的焦虑，精神深处依然孤独。另一方面，虽然最终得到了所爱，却并非意味着和谐。他与妻子之间存在隔膜，已如前述。不仅无法靠婚姻弥补彼此的差距，而且无法靠情感驱赶内在的孤独。在文坛成功后，因为不随潮流，坚持表现人性，既获得一批同志，形成京派；也与文坛上的其他流派隔绝，甚至论战，如批评左翼文学的为了主义而创作，挑起京派、海派之争等，已经是多面树敌。不仅海派作家与其论争，左翼作家也开始批判之。1948年1月3日，《大公报》为纪念熊希龄出版《熊秉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沈从文发表了《芷江县的熊公馆》，赞美熊希龄的“悲悯与博大”、熊母的“忠厚宽和”等；3月，冯乃超撰文对其展开批判，认为该文“掩盖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判断其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是“为了以缅怀过去来安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79]郭沫若则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其定性为“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的桃红色作家，说他“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并对他的“与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民族自杀悲剧”及其倡导的“新第三面”和“第四组织”等主张作了清算，将其描画为“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和“摩登文素臣”。[80]他被迫离开文坛和大学，在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研究几十年。在远离社会旋涡的坛坛罐罐周围躲避，看着出土的花花草草、绫罗绸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很多人看到了成果的厚重，他自己也庆幸没有继续在文学圈内厮混，然而，仔细体悟一下“庆幸”背后一个成功作家的悲凉，那种掩不住的孤独不是油然而生吗？！

最后，独特的性格是其孤独心态的内在成因。成长于湘西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中，沈从文具有典型的湘西人性格。认定的事情不轻易改变，无论外在压力多大，仍然坚守自我。“我自己作我的小说，我并未梦到过我有一次卖给谁。我是我自己所有，我的思想也只是经验给我的。也不会为任何人用一点钱就可以买到。”[81]对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写作，他强调只依据自己的经验与感受，不愿意被金钱收买，凸显出个性倔强的特点。同时，具有顽固的反思和对存在的敏感。对于自己的创作，他似乎永远不满意，并进而展开对存在的反思。1936年，他撰写《〈边城〉题识》：“三月二十一看此书一遍。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种可怜的事情。”“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体会到太多事情也不幸。”（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校注此书完事 从文）[82]沈从文处于人生巅峰时，却意识到存在的悲哀——自造囚笼，自我崇拜，最终的感觉却是可怜！何以如此？知道事情太多，体悟太多，而这一切又忘不掉，死死纠缠着作者。也许，这是非作家难以体验的情感，也是沈从文对诸多评论《边城》者不满的原因所在。纠缠他的有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矛盾，也有战争带来的压迫：“人类用双手一头脑创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文明世界，然此文明不旋踵立即由人手毁去。人之十指，所成所毁，亦已多矣。”[83]1945年抗战胜利，经历过短暂的兴奋后，跟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希望中国和平建设，百姓获得安宁。但是，国共两党的冲突随即爆发，使其很想在两党之外选择一条不流血的形式，这也是郭沫若等人称其走第三条道路的原因。实际上，跟汤一介回忆汤用彤时所述一样，“他虽不满国民党政府，但对共产党也存在怀疑，认为争权夺利于民族和国家有害无益。他甚至对某些民主党派的成员不甚佩服，认为有的教授也并不是真正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84]凡有独立思想者对其他思潮往往持怀疑态度，却使自我陷入更加孤独的处境。沈从文《题〈长河〉校注本后》曰：“这热忱与虔敬态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他，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逝者如斯，人生可悯。”（从文 桃源新村第八栋茅屋中 卅四年一月四日注）[85]对战争的思考延伸到对人与文明关系的反思，感慨“人生可悯”；对自己创作的价值追问则透出世间无知音的困窘，进而表现其存在的困惑——无人理解的焦虑。对写作意义的怀疑，最终归结为对人生的悲哀认知，难怪《长河》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悲情！长期陷入自己并不擅长的人生终极目标的追寻，实际上使其超负荷存在，几乎抵达崩溃的临界点。

1949年，外部环境的巨变、内在反思的沉重使其濒临崩溃边缘。1月12日，他写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题于文末]”[86]这里，有即将崩溃的预感，是反思其人生转型的深层原因，也凸显出其性格悲剧的存在。也许是出于谨慎，此处倒不像其早期文本中直接写应当死去，反而让知情者感觉到比直言死亡更可怕的氛围。一个内心孤独的作家，对时代、命运等人生大义无疑具有比常人更敏感的认识，意识到并表现出“应当休息”，当为绝望至极的呐喊。然而，他喊也不敢喊，只能悄悄地在自家藏书的边角写下感悟。他回复妻子，一方面感到意志的迷失和存在价值的消亡，另一方面则凸显强烈的孤独感——众人的不理解和回避他。对于本来朋友就不多的沈从文来说，这是导致内心失衡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这样呼喊：“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87]没有人敢明白，恰恰说明那些人太明白利害了。明知道一个眼神就可能给沈从文以生的热情，却没有人敢，均以疏离待之，以致使其产生了类似迫害狂般的被害感。尽管相隔70年，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沈从文的委屈、恐惧和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