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的学术生活

1911年，武汉三镇响起的枪炮声，使早已朽蛀不堪的清王朝轰然崩塌。各省纷纷独立，宣布自治，开议会、定约法，最终在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在这翻天覆地的革命时刻，柳诒徵也被卷入了革命的大潮。早在辛亥革命前，柳诒徵就支持革命者，他曾经掩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赵声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镇江县临时议会副议长。柳诒徵是一介学者，很快在一次议革农民纳粮缴税的事件中，与县长产生了矛盾，因此辞去了副议长之职，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

1913年秋天，柳诒徵应朋友胡元倓之邀，在北京担任了明德大学堂斋务主任兼历史教员。斋务主任主要负责学生的住宿事务，所以要晨夜往返，不久他就因个人原因辞去了斋务主任的职务。当时柳诒徵还兼任交通传习所的工作，他在北京工作了近三年的时间。1916年，柳诒徵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同时又兼任河海工程学校的教员，主要讲授国文课，也兼任历史课程。

柳诒徵于1916年进入南京高师，1920年，随着东南大学的成立，又成为东南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在这里，他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岁月，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期，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地位，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史》就是撰写于这个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由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江谦担任校长。江谦上任以后，聘请了留学美国归来的郭秉文担任教务主任，不久，江谦因病离职，郭秉文被其推荐担任了校长。郭秉文是江苏江浦人，191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较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郭秉文办学，注重学术自治，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他主张以诚为训，以德为高，以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为宗旨。他聘请了许多曾留学外国的学者在南高任教，如刘伯明、吴宓、梅光迪、竺可桢等人，实行科学教育。同时也聘任了许多传统学者，如王伯沆、柳诒徵等人，开设许多文史课程，以增进学生的传统文化学识素养。在他的治理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树立起新的校风。后来，南京高师并入东南大学，郭秉文继续担任东南大学校长。

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历史教员，还曾担任文史地部主任，他主要讲授中国文化史、亚洲史等课程。1922年，东南大学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柳诒徵继续担任东南大学史地部历史教授。当时东南大学聘任的教授派别不同，学术各异。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学者的陈去病、顾实；有自由派的学者如陶行知；有新人文主义学者吴宓、梅光迪等人；也有保守派学者，柳诒徵就是其中之一；也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杨杏佛、杨贤江等人。

1920年开始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中国文化史，又开设了东南亚诸国史、东北亚诸国史等课程，并自己编写讲义。《中国文化史》《安南史》《东北亚史》等讲义就是在这一时期撰写成的，尤其是《中国文化史》是柳诒徵的成名之作。据当时的学生张其昀后来回忆：

大学第二年和第三年，柳师连续教我们中国文化史。现在正中书局印行的柳著《中国文化史》三大册，原是我们班上的讲义。那时候柳师随编随印，每周发给毛边纸铅印的讲义，其忙碌可知。这一部流传甚广的巨著影响甚大。到第四年，他又教亚洲史，包含朝鲜、日本、南洋、印度和北亚史，都自编讲义，对中国与邻国间民族迁徙、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特予注重。[31]

由于柳诒徵的史学成就后来主要在中国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因而他编纂的有关亚洲史的讲义就被人忽略了。蔡尚思所说柳诒徵“会通中外”，实际就是说柳诒徵在亚洲史的编纂方面的这些成果。

当时的柳诒徵，是东南大学史学方面的领军人物，吴宓曾经在柳诒徵被免除史地部主任时评论说：“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而乃取消柳先生多年连任之史地部主任及历史系主任，使屈居徐则陵下，此刘伯明之过，而东南大学之羞也。”[32]

柳诒徵在东南大学的史学造诣和声望是无人能比的，但是由于他和刘伯明的关系不太融洽，因此在历史系主任的人选上，刘伯明选用了拥有留学经历、并主要研究西洋历史的徐则陵为主任。柳诒徵性格恬淡安静，在东南大学“屈居”徐则陵之下，并不妨碍他在史学界发挥领袖的作用。无论是在“学衡社”还是“史地研究会”，柳诒徵都是史学方面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东南大学，柳诒徵还参加了著名的《学衡》杂志的创刊工作，和大量学者进行了学术上的交往，这使他成为“学衡”派的重要成员。他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和学术论文，还在上面发表了许多诗文，许多都是与吴宓、吴碧柳、杨杏佛诸人的唱和之作。他的讲稿即《中国文化史》也在《学衡》杂志上刊载。这一时期，柳诒徵还在其他诸多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是围绕中国历史中的文化问题进行研究的，有的是对《中国文化史》中所论述问题的发展和深化，有的则是针对一些学者对文化问题的看法进行辩驳。这一时期的学术生活，奠定了柳诒徵在史学界的地位，成为其学术生涯的活跃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柳诒徵在东南大学，曾和近代著名学者吴宓、刘伯明、王伯沆、胡先骕，以及梁启超、胡适、章太炎、陈蘅哲等都有学术上的交往。其中尤以吴宓最为密切。

柳诒徵与吴宓的交往，主要是在学衡社的活动与诗文唱和中。吴宓虽然留学美国，受过西方新式的教育，但也是出身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受过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学者。再加上吴宓在美国深受白璧德思想的影响，是新人文主义者，在文化上主张保持传统，使吴宓与柳诒徵在学术上有共同语言。学衡社创办《学衡》杂志时，曾公推柳诒徵撰写发刊词，吴宓以为“甚好”。

吴宓和柳诒徵均有着写作传统诗文的爱好，在教学与学术之余，二人经常相约，一起和学衡社的文友同道在南京的郊外畅游，或者到酒肆聚会，时而讨论学术，时而唱和诗词。在《吴宓自编年谱》中，曾有不少相关记载。下面从该书中摘取两段，可见二人关系之一斑：

（1923年）柳翼谋（诒徵）有《校东楼（即口字房）灾，诗以吊之》一诗。又有《雪夜偕杨（杏佛）吴（宓）二君饮酒肆诗》。均见《吴宓诗集》卷末，一五二页。宜参阅。[33]

（1924年）七月下旬，碧柳（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吴碧柳）由长沙到此。……碧柳甚佩服柳翼谋先生，其诗云：江南一柳叟，磊落系沉思。在此之时，适值湘军曾国荃攻破南京城，李臣典所部由地穴冲入，剿灭太平天国之六十年纪念日。是日下午，柳先生特来邀宓与碧柳出太平门，寻观当年湘军破城之处，并游观附近之地。柳先生有《甲子六月十六日，偕吴雨僧、吴碧柳，观龙膊子湘军轰城处作》长诗，见《吴宓诗集》卷五，第十二至十三页。[34]

后来，吴宓辞职北上时，柳诒徵曾亲自陪送到下关车站，帮助购买车票、托运行李，并作诗送别。可见二人的关系之亲密。

柳诒徵在东南大学的生活中，与学生的交往也比较频繁，“史地研究会”是1920年5月13日成立的，纯粹是一个学生自发组织的学术研究组织。该会聘请柳诒徵、竺可桢等人为指导员，柳主要负责史学方面的指导，竺则主要负责地理学方面的指导。参加这一学术组织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著名人物。著名学者缪凤林、张其昀、景昌极、向达、郑鹤声、胡焕庸、陈训慈等均参加过这一学术团体。

柳诒徵作为史地研究会的指导员，经常参加史地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并进行了多次学术讲演会。在史地研究会，他还指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写作学术文章，这些文章大量发表在史地研究会的刊物《史地学报》上。史地研究会逐渐成为影响颇大的学术活动团体。柳诒徵参加史地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他结束在东南大学的工作。后人又把以柳诒徵为首的学生研究团体称作“史地学报派”，因下面还有专门章节，这里不多赘述。

柳诒徵在东南大学还参加了学衡社，撰写了大量论文。发表了对中国文化史、史学理论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在学术界激起波澜引起争论。著名的有柳诒徵与顾颉刚关于“禹是否为一条虫”的争论；柳诒徵对胡适、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的批评，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反响，并成为当时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