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研究的是一种新的小说现象，即词典体小说创作。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词典体小说听起来还很新鲜，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词典体小说创作已经构成新的值得专门研究的对象了。著者李晓禺博士对词典体小说的探讨已有多年，他打开了一扇新窗口，让我们领略叙事文学的新景观。
词典体小说的源头在外国，是以1984年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发表《哈扎尔辞典》为标志的，至今才三十几年；在中国，是以1996年韩少功发表《马桥词典》为起点，至今还不到三十年。不管是从世界小说史和还是从中国小说史来看词典体小说都是新生事物，它在中国好像有比较适应的生长环境。继《马桥词典》之后，已有不少同类型作品问世，也有机构组织策划出版和推介，在文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词典体小说以新的样态存在并有所发展，自有其理由及价值，这是本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和认知。
相对于文学内容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的文体变化通常要缓慢得多，小说文体也一样，这或许是一种规律。但是，在特定的时期，文体也会出现比较集中的、重要的变化。文体变化背后有重大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引起文化变迁的深层原因，也有文学内容变化对形式变化的需要所产生的内驱力，这也是规律。就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来看，“五四”时期就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都弃旧图新，改变了传统的样式，也改变了文学整体面貌和格局，其利弊得失至今还需要研究。新时期是现代以来文学文体又一次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词典体小说因时而生。基于对文体变化规律经验的把握和基本情况的判断，晓禺对词典体小说的研究首先从时代背景和语境切入，这符合常理。于是我们看到作者研究了新世纪文学生态的大背景、人类时空意识变革与情感表达方式变化等等问题。随后从文学期刊、“乌力波”集团与词典体小说的推动和拓展入手，力求还原文学“现场”，厘清这些“外部”因素对于新世纪词典体小说的推动、塑形及拓展作用，以及语词从写作工具到写作对象的变革、小说艺术风貌的学术化转向等等，都做了新的探索。在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内，本书的新意和达到的深度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我们了解了有关词典体小说的方方面面，对于理解新世纪以来小说的发展大有裨益。书中还提出了“亚词典体小说”的概念，说有四种类型，即絮言体小说、重述体小说、新纪传体小说、人类学笔记，这是一些部分拥有词典体小说属性的特殊文本现象，所以叫亚词典体小说。将这种文本放入词典体小说的谱系与范畴当中去研究，目的是窥探新世纪文学的文体形态的复杂性，同时探讨当代作家的文体转向的得失问题。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包含了这一命题可能拓展到的范围，其理论视野是开阔的。本书还在理论深度方面有所开掘，比如，从词典体小说的“质疑”历史、超文本转向、民族志转向等特征入手，论述词典体小说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和人类学转向，认为词典体小说文体是“有意味的形式”，阐释了作为文体的“词典”与小说之间的碰撞组合所可能产生的新的美学意义，读者作为文本生产者、参与者的作用，词典体小说独特形式的本体论意义等。这表明研究者的思路是很清晰的，态度是严肃冷静的。书中关于词典的“大”与“实”和小说的“小”与“虚”之间的张力，文体的散文化倾向和文本内容的边缘书写的同构性等等具体命题的设计和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方法论的意义，其创新意识很明显。总的来说，本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前沿性和系统性，其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学术价值值得充分肯定。而使我更感兴趣的，或者说具有更大意义的，则是本书命题所引发的问题，它引发我们对中国新时期以来小说文体变化现象做进一步思考。
书中提出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成名作家”的文体“焦虑”是词典体小说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作家为什么焦虑，是因为表达的内容新颖而找不到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而焦虑，还是因为刻意求新求变不得才出现了焦虑？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引起作家的焦虑？逻辑地推论，这种焦虑成为“成名作家”一种“创新”的“动力”，成为词典体小说产生的原因之一。这有道理吗？我认为有，而且值得深究。就韩少功和《马桥词典》的创作来说，是不能简单用“焦虑”来解释的，但是这其中确有焦虑的成分，只是他的焦虑主要是源自“文化寻根”对文体变革的需要，或者说为民族文化而焦虑，是一种积极向度的“焦虑”，而词典体小说样式就是克服焦虑的行动结果。正因如此，这种文体创新才是有价值的，它引起轰动效应说明了小说体式的变化有时比内容的变化更有力量。而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韩少功和《马桥词典》之外的其他同类现象可以同日而语吗？
新时期以来“成名作家”的文体创新构成了非常显眼的现象，词典体小说只是其中之一。本书作者试图在考察跨文体书写、类型化书写的过程中，将词典体小说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标本”来进行系统研究，“小题大做”，以窥新世纪文学之生成机制、现状和趋势，这个预设超出了对象本身而具有举一反三的功能，无疑是明智的。至于这一预设完成的怎么样，读者明鉴，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提出这一问题比得出一个结论更重要。
之所以对“焦虑”与文体变化的关系感兴趣，不仅是因为这触及文体变化背后的作家动机问题，也涉及文学变革的“内部”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由焦虑而思变的心理具有普遍性。焦虑何止小说文体？焦虑何止文学？它甚至是一种社会普遍心理或集体无意识。其实，“焦虑”是人类心理的一种常态，而焦虑的产生则有多种原因，其中就有因为某些方面的“匮乏”而产生焦虑的现象，而试图克服匮乏和战胜焦虑的努力就会成为创新的动力。然而，焦虑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为人类而焦虑，有为民族而焦虑，也有为个人而焦虑，引起的后果也各种各样，甚至大相径庭，焦虑可能引你到“通衢”，也可能引你到“绝地”。回到小说文体变化的原因，我们自然不会简单地说所有文体变化后面都有焦虑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现象不限于词典体小说。将文体变化归因于时代变化是最容易的，而探讨这一现象后面人的主观动机，其发现的内容则可能更加丰富。由此及彼，推及类似的现象，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有普遍意义了。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启迪。
接下来引发的问题，是小说文体的变化有何意义？如何评价？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其繁盛程度在文学史上是少见的，其中小说样式的变化是醒目的现象。叙事方法的创新和文体的探索从未停止，结果也很不一样。从先锋文学的实验到寻根文学的创新，以及形形色色的文体探索，成就是明显的，小说创作从单一到多元带来的新气象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由表现内容的需要、作品意蕴创新的需要而引起文体及表达方式的变化，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偏重于形式的标新立异和花样翻新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这背后的焦虑就值得反思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词典体小说这种文体与小说特质的关系。小说无疑是区别于散文、诗歌等文体的，它有基本的自然形成的规定性。小说创作有时候为了意蕴的丰厚而需要“格式的特别”，比如鲁迅小说“格式的特别”是由于“忧愤深广”的内容所需。然而，即使像《狂人日记》这样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作品，它依然保留了小说的特点，这就是讲故事，即使是疯子的心理活动，它也是有形象的，有故事逻辑的。而词典体小说比这更加“特别”？也就是它不像传统的小说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小说文体的变化，是使小说更像小说，还是可以更不像小说而认为还是小说？进一步追问，会引来反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小说的那些所谓特质和规定性就那么重要吗？在现代文学史上，源于“狂人”的这一质疑历来被认为是觉悟的表现，是反传统意识的标志。顺着这一逻辑，其实也可以有反问之反问——“从来如此便不对么？”——这样近乎抬杠的反问，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说词典体小说为反传统而生，而是面对一个关于小说本体的问题：小说确有其从来如此的特质，比如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等。有些必不可少的要素就从来如此，这是小说的基本质素，唯此小说才有存在的理由。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来，小说中的哲学要素和理念显现被抬到很高的地位，甚至到了我行我素的地步，而只要表达得深刻和具有小说的基本特点，批评家大都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或许是因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重要人物本身就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萨特、略萨等。可以说，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哲学表达，是哲学对文学表达方式的需求，其变形、象征、夸张、荒诞、吊诡等等都是因为追求“本真”的深度，是内容对形式变化的需求。这正如毕加索从小就具有素描的基础和写实的功力却转向现代主义绘画一样，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师因为追求深刻也走了同样的路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对哲学意蕴的表达，包括小说文体的变化，并没有离开小说基本特征，有哲学的深刻也有文学的魅力，这可以说是成功的文体革新。然而，这是文学艺术的特例，还是文学艺术的未来方向？是过犹不及的矫枉过正，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马桥词典》即使不是受其直接影响，也与这种小说文体变化潮流相通。那么，《马桥词典》是一个例外，还是一个典型？词典体小说使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因为它似乎走得很远，不像小说，也不是词典，却兼具小说和词典的质素。
小说文体的变化，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变化，实际暗含关于如何评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思潮的问题。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引以为荣的就是对人与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哲学的深度和高度，但是，传统文学艺术特质的减弱也是事实。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当年，面对哲学可能遮蔽或者抑制文学艺术的感性特点的问题，曾引起了黑格尔的“焦虑”，这是他意识到的“难题”，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在后来的发展似乎证明了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到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似乎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反拨，所以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的探索还在路上。词典体小说的出现及其研究，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加具体而迫切，晓禺这本书为此做出了新的回应，可喜可贺！这或许是意外收获，或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晓禺的研究是认真的，我的思考也是认真的。作为晓禺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我先睹为快，写点体会，是为序。
程金城
202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