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转企时代出版社发展中需注意的五个问题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安排，2009年，地方出版社必须完成转企改制，2010年中央部委、大学出版社除极少数继续保留公益性出版性质外，其余也要完成转企改制的任务。出版社从事业转变为企业，不仅在形式上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员工身份转换等技术性的变化，关键是在企业的性质与使命上，大多数由过去既非公益又非经营性的混合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独立经营的主体。出版社转企改制，对理顺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无疑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但做好一个企业，不仅仅需要一个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还需要企业真正转变观念，在微观上锻造活力，在产品上不断创新，最终实现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我认为，在出版社实现转企改制的阶段性目标后，还应注意如下问题：

一、把握出版导向，恪守职业道德

一般地理解，出版社成为企业后，效益最大化是终极目标，只要能赚钱，不违背法律法规，什么书都可以出版，什么钱都可以赚。在理论上，这种观点无可厚非，但出版社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其产品具有精神属性与物质属性的双重指向。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体现了出版人的价值观和责任担当。所以，导向正确与否对于出版企业而言，仍然不可忽略与松懈。

当然，我所说的出版导向不仅仅指产品所体现的政治立场与观点，还包括普世的价值观与永恒的道德标准。我们的出版物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现阶段出版工作者最起码的底线。但仅此不够，我们还必须在出版物中体现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实、勇敢、正派、互助、勤奋、忠孝等，还要体现世界公认的价值规范，如博爱、平等、自由、怜悯、感恩等。但有人错误地认为，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教化功能过强，读者接受度就会低。实际上，读者接不接受与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键是内容能否让读者喜闻乐见。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侠客的快意恩仇中体现出的是惩恶扬善。《哈利·波特》在奇异的魔幻世界中体现出的是友谊、团结、善良、互助、勇敢、正义。人们提倡的“开卷有益”，反过来说就是要“无害”。无害，才会有广阔的市场；有益，才能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才体现出一位出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良知。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和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成立之初就是股份制企业，近百年间，他们没有因自己是企业而忘掉一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他们不仅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张元济还配合形势，亲自撰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意在鼓励中国人民要“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

图书的内容上我们要把好关，但作为一个企业，在经营中还要恪守职业道德。目前出版行业内，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无序竞争的现象十分严重。如高价稿酬、高定价低折扣、注水图书、回扣贿赂、拖延挪用货款、隐瞒作者稿费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不仅损害了社会对出版行业的理解与尊重，有些已经影响了出版整个行业的正常发展。如无序降低折扣的问题，有些图书的发货折扣已经达到2.5折，甚者论斤叫卖，其结果是所有的出版者几乎都无利可图。如有些企业为了推销图书，向销售商给高额回扣；如有些销售商，特别是部分新华书店系统，向出版上游的付款周期从三个月延长到一年甚至更久。这些影响出版行业发展的问题除了需要政府履行职责，制定法规规范外，还需要整个行业的从业者实行自律。这种行业的无序由来已久，并非转企才出现，关键是转企后，这种无序是否会因企业的取向改变而加剧，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但法难责众，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必要的职业操守，再多的法律法规也无法执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无论是折扣、回款周期，还是作者与出版单位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行业规范，从业者如果不遵守这些约定俗成的行业规范，就会被整个社会包括出版界唾弃。而在中国，这种践踏行业规范的现象比比皆是，并且愈演愈烈。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要健康发展，遵守行业规范，实现行业自律，必须得到全体从业人员的理解与支持。

二、解开“事业情结”，增强企业意识

出版社在一夜之间从事业变成了企业，除了身份上以某种形式有所变化外，出版社还应有什么新的气象呢？我认为，首先，必须在观念上从过去的“事业情结”中解脱出来，树立企业意识。何谓“事业情结”，就是“等、靠、要”，在心理上还以为自己与政府有天然的脐带，时时考虑寻求政府保护。同时，在组织结构上，工作流程上，工作方式上，还没有完全以市场为中心，以读者为上帝，而是停留在“官本位”上，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凡事研究研究，决策程序复杂，耗时长久。或者小富即安，没有产业意识与产业冲动。何谓企业意识？企业意识就是人们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使资本增殖，使资本最大化地增殖。换句话说，企业意识就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竞争、拼搏，永不言败。要实现资本最大化地增殖，就需要从业者贴近市场，研究市场，为读者提供喜闻乐见的产品。就需要一切以市场为中心，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上，在生产流程上，都要体现效率，体现完美。

利润的最大化是不是一切向钱看？把企业等同于赚钱，把赚钱等同于向钱看，这种解释很表面化也很简单化。我们前面提到，一个企业的本质，涉及到企业价值的实现。一个企业的价值所在，“企业不仅要重视经济产出，而且要重视社会产出，即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企业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1]所以，我们强调企业意识，并不是将二者割裂开来。有人以为强调利润最大化就注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立。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只要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当企业获取最大的利润之时也就是为社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之时。让许多出版人称道的商务印书馆，其办馆之道当初也确定的是“在商言商”。试想，假如出版社的出版物不能受到读者欢迎，不能为读者创造价值，利润从何而来。过去知识分子谈钱，总有些羞羞答答，现在作为出版企业，作为文化商人，应当理直气壮获取最大效益。特别是已上市的出版企业或将要上市的出版企业，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回报率，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各项指标都十分重要。不考虑资产增殖，不考虑给投资者以最大回报，就会受到投资者的抛弃。如果企业连续三年不能盈利，证监会就会按照上市规则要求企业退市。所以，强调经济效益是企业的使命与本质所在，我们不能以文化企业的特殊性为借口而回避应承担的责任。

当然，成为市场主体并不是完全不利用政府资源，政府对于出版企业而言也是市场之一部分。如农家书屋，由政府买单，出版企业积极参与，既有利于农民也有利于出版企业本身。再如一些中央部委转企的出版社，服务于原有的行政部门，做好行业内的出版物的出版与发行，也是不可推卸的义务。再如政府需要的公益性出版物的出版与发行，出版社做好配合工作，也是很大的一块市场。

三、注重以人为本，保证持续发展

出版社转为企业后，员工与企业签署劳动合同，员工与企业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员工的身份也由过去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员工购买各种社会保险，医疗与退休交由社会负责。从表面来看，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了，企业不必要再负责员工的生老病死，企业只做属于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只注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培养并保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如何培养并留住人才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要想基业长青，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何谓核心竞争力？尽管有很多种定义，但大家都公认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借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并扩大优势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决定性的力量”在不同的企业中有不同的侧重点，或知识产权，或先进技术，但在以内容产业为主的出版行业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工场成为中国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企业，是与张元济等人的加盟，编译所的成立分不开的。在出版企业中，人是第一个别人所不可模仿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如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就成了出版企业一个重要的课题。

现阶段，大学教育普及，出版企业招聘具有一定学历的员工已不成问题，但如何将这些受过系统教育的员工培养成企业需要的人才，则是关键所在。首先，企业必须有系统的培养计划，必须针对每一位员工的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要培养员工的向心力，为他们人生价值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企业不仅要为他们提供必要而且优于社会同等水平的物质基础，还要在精神层面上保证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要在实践中选拔优秀人才，尊重人才，并为他们施展才干搭建平台。企业必要的人员流动是正常的，但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使他们保持对企业的忠诚，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全身心地为企业奉献。如何留住人才，增加薪酬、提拔到重要岗位是很重要的一环。但仅此不够，在现代企业中，给关键岗位的人才以期权、股权，让他们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前面提到的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就拥有了自己的股权，成为企业的股东。孟子云“有恒产者有恒心”，做大做强出版企业，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另外，在转企改制的过程中，对于原有的员工，很多单位采取提前退休，或者买断工龄的办法让一批老员工提前离开出版社。对这种分流的措施，我们要一分为二来看。对于企业工勤岗位上多余的辅助人员，采取这种办法是可行的，但对于业务岗位上的员工，如编辑和发行人员、营销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不能一刀切地采取这种“分流”的办法。企业培养一个成熟的员工需要投入很多成本，特别是出版企业，成熟编辑的创造能力不会因年龄而衰退的。如金丽红、董秀玉、刘硕良等，他们从国有出版社退休后反而在另外的岗位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何况那些还没有达到中国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呢！一方面我们要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又将一些成熟的员工推到社会上去，这是人才的极大浪费。在转企过程中，真正能够流动并找到更优惠待遇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员工。企业要动之以情，许之以利留住这些人才。

四、探索取胜之道，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目前有578家出版社，其中不乏在各个细分市场具有领先地位的出版社。他们以其富有个性的出版方向和鲜明的出版特色，占据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大半江山。据《开卷》调查，2008年度，这些领先的出版社是，社科类：人民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教辅教材类：北京教育、陕西教育、龙门书局；文艺类：长江文艺、人民文学、作家；科技类：机械工业、人民邮电、清华大学；少儿类：浙江少儿、二十一世纪、上海人美等。按照《开卷》的分类，将细分市场主要分为八大类，如果每大类我们将前十家出版社列为有影响的出版社，也只有将近一百家，而其余几百家则意味着在细分市场上声音就十分微弱。根据其他行业的竞争规律来看，在市场上，只有成为某个细分市场的前几名，才真正成为大众所熟知的品牌，才可能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国外汽车厂家，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通用、大众、福特。他们旗下还分别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品牌。如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悍马；如大众、奥迪、宾利；如福特、沃尔沃、林肯。计算机领域，中国自己的牌子也有不少，如Lenovo（联想）、Founder（方正）、神舟、清华同方、海尔、七喜、TCL、长城、新蓝等，但对于消费者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是联想，特别是收购IBM之后，联想提升了品牌的影响力。

出版社都转为企业后，竞争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出版社将打造什么样的盈利模式，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呢？业内都知道，转企前有相当数量的出版企业，一部分主要依靠教材教辅，一部分依靠与民营的合作，或自费出版缴纳的书号费维持生计。出版教材教辅并不是坏事，关键是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员，国家免费教材的循环使用，教材的蛋糕在减少。教辅由于无序竞争，折扣降低，回扣加大，出版者利润微薄。按照发达国家的出版物比例来看，教材教辅与一般图书的比例四比六才是合理的，而中国则达到七比三或者八比二。以此来看，二者之间的比例将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加以调整。还有部分依靠向民营出版企业卖书号维持生存的出版单位也将随着国家出版政策的调整面临收入减少的风险。这就要求转制为企业的出版单位，调整办社思路，调整产品结构，在产品战略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人才结构，传统优势，在某些细分市场上做出规模，形成产品线，形成特色。出版社都成为某一领域的排头兵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但必须成为在某些专业领域有个性、有特色的出版机构。就像国外目前的出版企业，既有巨无霸，也有小舢板，生态平衡，各得其所。但特色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转变取胜之道，将依靠政策资源的盈利模式调整为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握紧拳头找到突破口。

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体现在出版实践之中。出版社要生存，要发展，急功近利不行，当年效益不明显也不行。这就需要在产品的布局上有节奏，有层次，长中短线产品配合。快餐式阅读的产品太多不行，但没有别动队，都是长线产品也不能立即产生效益。如“非典”和甲型流感时期，出版社用最短的时间出版有关的防治手册，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无可非议。信息化时代，快餐式出版物的产生有其合理之处。当然，出版社出版太多配合形势的短版图书终不能形成规模，出版要注重文化积累，形成有知识含量和编辑含量的出版物，但对于刚刚转企经济基础并不太好的出版社而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发重点图书。开发要量力而行，出版社的产品竞争力终究体现在那些有文化内涵的出版物上。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强调商业精神，除了编印教科书外，还曾陆续出版了《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整理影印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正是这些别人所不可模仿的出版物，才使他们超越当时的其他出版社而奠定了出版重镇的地位。

五、注重微观改造，锻造企业活力

转企改制对于出版社而言，注册登记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法律手续，关键还是必须要按企业的规律进行改造，否则，从事业到企业只是翻了一个牌，企业本身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何况我们的一些出版单位过去就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本身就是“自收自支”。

按企业改造，就要结合出版业的特点，并借鉴国内其他行业转企改制的经验。第一，产权要明晰，所有者与经营者要分清责任。让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赢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第二，团队建设要改变过去“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在选人用人上，要按企业的标准来选拔任命。特别是管理团队，最重要的是选拔一个懂经营，善管理，有专业背景，有理想，有抱负的出版企业家。出版需要群英聚会，但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英雄就会树起一杆旗。同时，经理人要有组建团队的权利，不能按公务员的选拔办法搞拉郎配。第三，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生产流程调整机构设置。该撤的机构要坚决撤掉，该合并的机构要合并。不能因人设事，因人设岗。第四，以科技为基础，运用互联网技术，实行流程再造，提高生产效率。第五，结合专业分工和自身优势，结合市场需求，打造产品线、汇聚产品集群，进而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第六，形成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总之，转企改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做好一个企业，必须在微观上、细节上持之以恒地长期做工作，企业没有闪光灯和鲜花，它需要企业家的汗水和责任。

（原载《中国出版》2009年12月（上））

注释

[1]唐海，《论企业的本质》，《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