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琴文明发现的意义

谢里曼于1870年进行考察与挖掘的遗址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北部，一个被称作希萨里克（Hissarlik）的小山丘。他花了3年时间，一共挖掘出9座城市，一层一层的废墟一座压着一座，一共有45英尺深！每一层都是一座城市——在前一座城市的废墟基础上建造的城市。虽然他一味地深挖，导致上面的建筑层受到无可挽回的破坏，但他最终的确找到一座被焚毁的古城，有雄伟的城墙和塔楼、铺砌的街道、焚烧过的瓦砾堆等。最重要的发现当数1873年5月底发现的举世闻名的“普里阿摩斯的宝藏”。

1876年9月，谢里曼又前往迈锡尼发掘，试图找到希腊英雄阿伽门农的陵墓，以证实荷马史诗的真实性。他果然在“狮子门”内发现了一座“王室墓地”，这是一个直径90英尺、由石板围成的圆圈，圈内有5座竖井墓，其中发掘出大量财宝，甚至包括传说中阿伽门农的金面具，还有19具成人骸骨、2具孩童遗骨。这证实了荷马史诗中有关迈锡尼“多金”的描述。

为此，谢里曼激动不已，他在致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极度的兴奋向陛下报告我找到了传说中提到的阿伽门农、卡桑德拉、优吕美东及其伙伴的坟墓。在这些坟墓中，我发现了实际上由古代的纯金器物构成的巨大宝藏。仅仅这些宝藏本身就能占满一个巨大的博物馆，而这座博物馆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观。”谢里曼立即向学术界和公众展示了他的重大发现——一个直到那时还不为人知的文明所拥有的非同寻常的宝藏：丧葬用的金面具、黄金和青铜的杯子、金银丝嵌花匕首、带有最古老浮雕的墓石，等等。

这一切都被迅速地公布于世，可以说，谢里曼很懂得运用人们今天称之为“媒体”的力量：他使用欧洲所有的语言组织展览、召开研讨会、出版著作。于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和他的发现。不过，遗憾的是谢里曼认错了人，那并不是阿伽门农的墓！那副金面具也并不属于阿伽门农！但是，实际上他的发现更为惊人，因为这个遗址比阿伽门农的时代还要早几百年。

1900年由英国人伊文思在克里特岛上开始的另一次考古发掘，则发现了岛上宏大的宫殿遗址以及大批珍贵文物，揭开了一个不同于希腊城邦时代古典文明的远古希腊文明的面纱。

可以说，谢里曼与伊文思等人的考古发掘不仅找到了早已消失的古代遗址，对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派罗斯等城市和地中海中克里特岛的发掘，更是为后世找到了在地下埋藏数千年的希腊远古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他们的考古发掘再现了克里特、迈锡尼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证实了当时的希腊已进入早期国家的阶段，其王权统治的形式与古代巴比伦、埃及的统治形式相似。这是它们与日后奉行共和政治的希腊城邦的最大差别。我们从克诺索斯王宫遗址，迈锡尼的竖井墓、圆顶墓，以及泥版文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国王、贵族们为自己建造大型宫殿及陵墓，占有大片土地，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他们生前享尽荣华，死后还有数不清的金银器皿陪葬。

阿伽门农的金面具（©National Archeaological Museum of Athens）

这些考古发掘与神话中描述的克里特的强大及迈锡尼的富有大致吻合。在荷马史诗里，许多事物的描写都同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实物基本相符，如《奥德赛》里所说的墨涅拉奥斯的宫殿和费埃克斯人的王阿尔基诺奥斯的宫殿中，有各种青铜和金银装饰，宫里储存着大量粮食、美酒和果实，随同酒宴一同展开的还有各种竞技娱乐和音乐舞蹈，这些都可以说明荷马史诗的内容是以古代历史传说为依据的。当然，史诗中也有一些描写与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实物不同，但这并不难理解，当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以后，史诗在具体描绘过去文明的繁荣景象时，不免会利用日后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对史诗内容真实性的考察，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将进一步论及。

总之，不管怎样，他们的发现都是意义非凡的。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古代史研究中的考古热潮，确实对我们重新认识人类远古的历史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具体到爱琴文明的发现，谢里曼作为一名业余的考古爱好者，他的事迹告诉我们：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仅凭学院式教育所提供的那些条条框框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激情、想象力甚至一颗童心，以及对理念的执着。谢里曼和特洛伊城的故事，是考古史上伟大传奇中最动人心弦的一个。曾有史学家认为特洛伊城的发现，其意义和价值并不逊色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是海因利希·谢里曼的胜利，也是荷马的胜利。作为热情的业余考古学家，谢里曼证实了那些原来公认不过是传说、神话或诗人幻想的境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谢里曼揭开了希腊远古的历史……他用铁锹解开了特洛伊之谜。他从狭隘的古典文字的局限中迈出一大步，进入了远古的实际生活，在客观上为考古学丰富了内容，扩大了眼界。”由此，他也成为世界上所有梦想家中最幸运、最成功的杰出代表。今天，在雅典，我们可以看到谢里曼所留下的两座具有19世纪末现代希腊仿古风格的建筑杰作——他的住宅和他的坟墓。

谢里曼的仿古住宅（© Cmessier）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古代传说和神话的态度，证实了神话和传说对于民族的记忆而言是多么重要，使得学者们开始认真地对待并分析其中保留下来的真实信息。于是，人们以往从格罗特、摩尔根等人那里所了解到的希腊史有了进一步修正的必要性。英国著名希腊史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曾在他的巨著《希腊史》（共十二卷）中，将神话与历史严格地区分开来，并以第一次有记载的、公元前776年所举行的奥林匹亚赛会作为希腊真正历史的开端。不过作为一个认真严谨的学者，他并未完全否认神话在反映史前希腊社会生活方面的价值。而将格罗特的观点发挥到极致的是美国史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Morgen，1818-1881），在他颇具影响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为了证明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古已有之，竟然断言：“原始的希腊政治基本上是民主政治，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氏族、胞族、部落这些自治团体上的，并且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上的。”显然，他的这段主观臆想与谢里曼、伊文思等人的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可以说，爱琴文明的发现不仅对古史研究者意义重大，同时它也在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地以后世的观念和心态去想象古人，更不可为了给今天的现实找寻一个久远的根据而人为地虚构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