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职工收入分配状况研究
信卫平[1]
摘要：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就业形势保持稳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进一步巩固，带动企业经济效益较快增长，使得职工队伍的收入水平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本研究从职工收入分配的总体情况、地区和行业及不同岗位之间职工收入分配状况、最低工资调整等方面分析了2019年职工收入分配状况。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全体职工收入水平，本报告测算了2008～2018年我国城镇职工全口径加权平均工资。本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波动，对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和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当前职工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同地区、行业、工作岗位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针对2019年我国职工队伍在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职工 加权平均工资 收入差距 最低工资
一 2019年全国职工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
（一）职工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这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国内外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下，全国上下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全面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国家统计局每年从三个口径公布全国职工的年均收入水平，即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和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因此，分析我国职工队伍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动趋势，主要就是分析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农民工这三个群体的年平均工资及其变动情况。
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比上年增加8088元，同比名义增长9.8%，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比上年增加4029元，同比名义增长8.1%，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2%。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为53124元，比上年增加3840元，同比名义增长7.8%，增速比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8%（见图1）。
图1 2010～2019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国家统计局：《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90501元》《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604元》《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10年来，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一直高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尽管在这一期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略高于同期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但二者的年均收入差距却始终未能明显缩小。2010～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从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的56.81%和55.50%，分别增长到59.23%和58.70%，10年仅增加了2.42个和3.20个百分点。2019年二者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2013～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水平。
将2010～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与职工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到，10年来，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并呈现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10～2014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与外出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名义增长率分别达到15.07%和14.10%，超过了同期11.69%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名义增长率为11.43%，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在2015～2019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03%，且呈波动下行趋势，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与外出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名义增长率分别为7.87%和7.15%，分别下降了7.20个和6.9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同期，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名义增长率为9.90%，仅下降1.53个百分点，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判断：经济增长的波动对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影响（见表1）。
表1 2010～2019年经济增长率与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率比较
（二）2008～2018年城镇单位职工年加权平均工资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职工队伍中私营单位职工、农民工的比重日益增大，职工队伍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0年我国城镇全部就业人员为21274万人，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19138万人，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89.96%，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为1268万人，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5.96%；2018年我国城镇全部就业人员为43419万人，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17258.2万人，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降至39.7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则增加到13951.6万人，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32.13%。[2]如果考虑到17266万外出农民工的因素，这个比例会更高。
由于职工队伍人员结构的变化且不同群体之间的年平均收入差距较大，用什么指标来代表全体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就显得非常重要。在私企职工、农民工占比超过60%的今天，如果再沿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代表全体职工的收入水平，就难以准确反映全体职工实际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了。
为此，课题组继续测算了2008～2018年的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平均工资，并以此代表城镇单位全体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见表2）。
表2 2008～2018年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平均工资
从表2可以看到，随着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加权后下降的幅度也在增加，从2008年的12.11%增加到2018年的17.79%，加权后的职工平均工资基本上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全体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3]
从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按年度发布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由于规模以上企业包括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我们注意到，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与上述测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非常接近（见表3）。课题组认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比较真实、准确反映了现阶段职工特别是企业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
表3 2013～2018年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与加权平均工资比较
2019年4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其中第三条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中明确提出：“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各省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这样，城镇单位职工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就从之前规定的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调整为将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平均工资作为核定职工缴费基数上下限的指标，工资水平较低的职工缴费基数可相应降低，减轻职工缴费负担。
为此，课题组认为，在考察经济活动时，用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平均工资来代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可以更准确地衡量现阶段城镇单位全体就业人员实际收入水平，这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各级工会维权工作都是很重要的经济参数。
（三）初次分配中职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客观上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劳动者特别是企业一线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偏低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因此，如何提高企业一线劳动者工资水平，不仅是我国下一步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直接关乎改革的最终目的以及几亿职工的切身利益。
在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20年4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又一次明确指出：“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再次指出：“健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5月的8个月的时间内，党中央、国务院在上述三个重要的文件中连续提到要“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凸显了新时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这样的频率和力度强调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为此，笔者认为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构成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企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及其变动情况，可以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进行分析。在资金流量表中，有四个机构部门，即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以下简称企业部门）是由主要从事市场性货物生产或提供非金融市场性服务的非金融企业构成，该部门的劳动者每年新创造的增加值（GDP）占我国当年GDP的60%左右，我国约2.2亿的产业工人队伍均在这个部门中。通过测算该部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的变化，可以考察企业部门劳动者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企业部门收入初次分配是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即增加值在参与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及政府之间的分配，最终形成劳动报酬、企业营业盈余及财产净收入、生产税净额三部分。劳动报酬占比即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劳动报酬在企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
通过对2000～2017年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的分析和计算可以发现，企业部门职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情况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0～2011年，这一时期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呈波动下行的趋势，从45.24%下降到35.88%，下降了9.36个百分点（见图2）。同期，生产税净额从15.50%上升到21.05%，上升了5.55个百分点；企业营业盈余及财产净收入从39.26%上升到43.07%，上升了3.81个百分点。企业部门中各要素报酬的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企业部门收入分配中劳动、资本、政府三者关系的变化。总体来看，劳动报酬占比的持续下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劳动报酬减少的份额59.3%转为政府税收收入，其余40.7%转为企业收入。
图2 2000～2017年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占部门增加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第二阶段为2012～2017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011年的35.88%上升到2017年的43.48%，上升了7.6个百分点，扭转了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自2000年以来持续下降的势头；企业营业盈余及财产净收入占比从2011年的43.07%下降到2017年的40.26%，下降了2.81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从2011年的21.05%下降到2017年的16.26%，下降了4.79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劳动报酬占比逐年持续上升，其中63.03%的是由于生产税净额下降所致，36.97%的是由于企业营业盈余及财产净收入下降所致。
2012年以来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占比在初次分配领域的这种变化，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的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各种减税措施的实施，以及企业实际社保费率不断提高，加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改革，劳动报酬中的社会保险费、补充社会保险费占比不断提高，推高了劳动报酬份额。[4]二是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从供大于求转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拉动工资水平上涨。
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占比上升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2017年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还没有达到2000年的水平，但与2011年的35.88%相比，2012～2017年的6年间，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分别提高了3.01个、5.14个、5.47个、6.41个、6.28个和7.6个百分点，相当于劳动者报酬在这6年分别增加了9721.2亿元、18466.8亿元、21483.5亿元、26130.6亿元、27593.4亿元和38540.1亿元，按照居民最终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0.64计算，等于6年增加了90838.8亿元的市场消费需求，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分析表明，自2000年以来，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低于全社会劳动者报酬占比。2004年二者的差距达到12.45个百分点。自2012年以来二者差距逐渐缩小，2017年，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3.48%，同期全社会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1.57%，差距缩小到8.09个百分点。对此，笔者认为提高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有较大空间，不能得出目前初次分配领域企业部门职工收入水平过高的判断。而且，提高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占比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已经引起学术界及各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国际劳工组织在《2016～2017年全球工资报告》中通过对1995年和2014年133个样本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的研究发现，有91个国家出现下跌，32个国家上涨，另外10个国家保持稳定，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位数从1995年的0.55下降到2014年的0.53，下降了2个百分点。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虽然不是普遍的，但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国际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7年4月发布的年度春季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增长势头加强？》中分析了导致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即技术进步和全球一体化。在1991～2014年的20多年中，全球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了大约2个百分点。在世界五大经济体中，有四个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占比已经下降，中国的下降幅度最大。全球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集中在中低技能劳动力队伍中，在1995～2009年，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力收入占比减少逾7个百分点，而全球高技能劳动力收入占比增加超过5个百分点，这种变化表明，技术进步有利于高技能劳动力，从而导致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与工资出现两极分化。对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各国应依据本国的国情来设计相应的政策，以促进人们更广泛地分享机会和增长带来的惠益。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来推动技能深化，除了在促进各类劳动者的收入趋同外，还可以帮助劳动者做好准备，在迎接进一步的结构性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目前，我国有4亿多职工，工资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分析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增长是了解其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变化的关键。但是，考察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趋势，还需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因素，这样才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职工收入增长的快与慢。为此，课题组测算并分析了2008～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与职工平均工资三者之间的变动趋势（见图3）。
图3 2008～2018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劳动生产率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实际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速度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二、第三产业GDP增长率，职工的平均工资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加权平均工资计算。课题组通过对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2018年，职工实际加权平均工资增长指数为276.66，经济增长指数为302.20，二者在这10年间分别增加了176.7和202.2。进一步分析表明，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是2015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拉低了城镇职工实际加权平均工资增长率。
第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18年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为240.65，低于同期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指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2008～2011年的4年间，实际平均工资增长指数为143.24，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为142.22，二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主要是在2012～2018年拉开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12.18%下降到7.27%，职工实际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从12.55%下降到8.91%，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得更快些。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提供了对图2中劳动报酬占比为何从2012年开始持续上升的解释。但是，劳动生产率从2012年增速减缓的原因却不能用劳动报酬上升来解释，而是要从城镇化进程加快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下降等方面来解释。
二 2019年地区间的职工收入分配状况
（一）2019年全国各地区间的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收入状况
从四大区域看，2019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104069元、81954元、73457元和71721元，最高和最低区域的平均工资之比为1.45，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名义增长率看，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11.7%）、东北地区（9.6%）、西部（8.2%）和中部（6.5%），其中东部地区的名义增长率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名义增长率分别比上年下降0.1个、2.7个和6.2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看，2018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82413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095元，同比名义平均工资增长10.89%，各地区年平均工资的中位数为74378元。由于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发展仍不均衡，依据波士顿矩阵图分析方法，我们将2018年各地区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状况做了一个基本定位（见表4）。
表4 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波士顿矩阵
表4分四个区域，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条件置于上表中的四个区域，双高区表示工资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基高增低区表示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基低增高区表示工资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双低区表示工资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
2018年与2017年相比较，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个省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个别省份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其中浙江省从双高区进入基高增低区，广东省从基高增低区到了双高区。这8个省份中的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为西部地区，其余均位于为东部地区；年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为23个，与上年度持平，其中的基低增高区的地区从2017年的8个增加到2018年的11个，其中安徽、河南、湖北、甘肃4个省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连续两年增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双低区的地区数量从2017年的15个减少到2018年的12个，其中内蒙古、辽宁、福建、陕西4个省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连续四年在双低区，黑龙江省连续三年在双低区，山东、湖南、贵州3个省份连续两年在双低区，这一情况应引起全社会及各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8年全国有23个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其年平均收入累计占比为67.06%；有8个省份年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其年平均收入累计占比为32.94%。收入最高的为北京（145766元），最低的为黑龙江（60780元），北京是黑龙江的2.40倍，大部分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在7万元左右。
从职工年均收入增速来看，2018年有29个省份职工的平均工资名义增长率超过了同年我国GDP增长率（6.6%），与上年持平。扣除物价因素，2018年有25个省份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当年我国GDP增长率，比2017年增加了2个省份。
从职工年均收入的增加额来看，2018年比上年度增加额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青海，人均分别增加14066元、10605元和9678元；最少的是黑龙江，人均增加4713元（见表5）。
表5 2017年和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均收入及排序
表5 2017年和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均收入及排序-续表
从各地区职工年均收入的排序看，有14个省份的位置没有变化，8个省份的位置上升，9个省份的位置下降，其中上升最快的地区为安徽省，比上年度上升了5位；下降最快的是山东省，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总体来看，2018年各省份位置变化幅度不大。
2018年全国各地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2374（见图4）。2000～2018年的离散系数在2002年达到0.3900的最高值，此后便呈波动下降趋势，2012年下降到0.2332的最低值。2013～2018年离散系数又呈先上升然后又下降的变动趋势，地区间职工年均收入倍数从2000年的2.68倍下降到2018年的2.40倍。2000～2018年，我国地区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年均收入差距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
图4 2000～2018年全国各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离散系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二）2019年全国各地区城镇私营单位职工收入状况
从四大区域看，2019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59471元、46777元、43927元和39861元，最高和最低区域的平均工资之比为1.49，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名义增长率看，东部为7.7%，西部为6.7%，中部为7.0%，东北地区为7.5%，其中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上年提高0.6个和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比上年回落了1.5个和1.8个百分点。
201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49575元，比上年增加了3814元，同比名义增长8.3%，各地区年平均工资的中位数为42565元。依据波士顿矩阵图分析方法，将2018年各地区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状况做了一个基本定位（见表6）。
表6 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波士顿矩阵
2018年与2017年相比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个省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个别省份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其中江苏省和福建省从基高增低区到了双高区，山东省从双高区到了基高增低区。这9个省份除重庆外，均位于东部地区。年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1个省份也没有发生数量变化，只是山西、内蒙古、安徽、陕西4个省从双低区到了基低增高区，贵州、湖北、吉林3个省份从基低增高区到了双低区。
2018年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从上年的12个增加到14个，基低增高区的江西、河南、湖南、海南4个省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连续两年增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双低区的云南、甘肃、青海3个省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连续两年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辽宁、黑龙江、广西、四川、宁夏、新疆7个省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连续三年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情况应引起全社会及各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注意到辽宁、黑龙江2个省份，无论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还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都已经连续3年位于双低区。
2018年全国有21个省份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其年平均收入累计占比为62.03%；9个省份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其年平均收入累计占比为37.97%。最高的为北京（76908元），最低的为山西（34535元），北京是山西的2.23倍。大部分省份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在39000～54000元。
从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的增速来看，2018年有18个省份职工的名义平均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同年我国GDP的增长率（6.6%），比上年增加了6个。若扣除物价因素，2018年只有9个省份职工的平均工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同年我国GDP的增长率，比2017年增加了2个省份。
从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的增加额来看，2018年比2017年增加额最多的是北京，人均增加6170元，名义增长率为8.72%；最少的是河北，人均增加1376元，名义增长率为3.61%，两地2018年收入增加额相差3.48倍。总体来看，2018年多数省份增加额高于上年。
从各地区职工年均收入的排序看，有14个省份的位置没有变化，10个省份的位置上升，6个省份的位置下降，其中上升最快的地区是河南，比上年度上升了5位；下降较快的地区为河北，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见表7）。
表7 2018年和2017年各省（区、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均收入及排序
表7 2018年和2017年各省（区、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均收入及排序-续表
2018年全国各地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1893。2009～2018年离散系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地区间私营单位职工的年均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5），反映出地区间私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图5 2009～2018年地区间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变化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目前，各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收入差距仍较大，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差额最大的是上海，为83344元，前者是后者的2.46倍；差额最小的是山东，为18243元，前者是后者的1.33倍（见表8）。
表8 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差额
表8 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差额-续表
（三）2019年各省份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年均收入水平
由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不能准确反映城镇单位全体职工收入水平，笔者将2018年各省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进行了加权平均，得出了各省份加权后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见表9）。
表9 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平均工资及加权后下降幅度
表9 2018年各省（区、市）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平均工资及加权后下降幅度-续表
经过测算，加权平均后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可以更客观地反映各省份职工的年均收入水平。
第一，加权平均后各省份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均有所下降。2018年全国城镇单位职工的加权平均工资为66409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82413元下降了16004元，降幅为19.42%。从各省份看，降幅最大的地区是上海，从140400元下降到96003元，减少了44397元，降幅为31.62%；降幅最小的地区是黑龙江，从60780元下降到57067元，减少了3713元，降幅为6.11%。2018年70000元及以下的省份由原来的7个增加到26个，70001～90000元的省份由原来的20个减少到1个，90000元以上的省份仍然是3个。
第二，加权平均后各省份之间职工的年均收入差距均有所下降。从标准差变化看，2018年各省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差为18788.56元，加权平均后的平均工资标准差为12524.72元。各省份平均工资加权平均后其离散程度有所下降，这表明各省份城镇单位职工年均收入水平在考虑到私营单位因素后，其差距低于没有考虑到私营单位因素时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年平均工资进行加权平均后最高的是北京（113796元），最低的是河南（55034元），北京是河南的2.07倍，比未加权的2.31倍下降了10.4%。
第三，从中位数的变化看，2018年各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中位数为74347元，加权平均后的平均工资中位数为62248元，减少了12099元，降幅为16.27%。中位数是从各地区收入水平排序的位置上确定的，个别地区的高收入不会对此产生影响。因此，中位数更能准确反映实际城镇职工整体收入水平的变动。经过测算，各省份职工工资的中位数下降16.27%，平均工资水平整体下降19.42%，从70000～80000元为主下降到55000～65000元为主。
第四，各省份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加权平均后，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其原因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各地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与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倍数越大，表明当地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与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差距越大。加权平均后职工的年均收入水平下降幅度自然就大，例如表9中的北京市和上海市。二是各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在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在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越高，加权平均后职工的年均收入水平下降幅度就越大，如表9中的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在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越低，加权平均后职工的年均收入水平下降幅度就越小，如表9中的黑龙江省。
总之，通过计算各省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加权平均工资，可以使各省份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得到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从而消除目前对全体职工收入水平高估的状况。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低收入水平的状况应该引起全社会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及工会组织的重视。
三 2019年国民经济各行业间的职工收入分配状况
2019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成果进一步巩固，带动相关行业平均工资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一）2019年国民经济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状况
1.从总体收入水平看
2019年国民经济各行业间收入差距依旧过大。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国民经济19个大行业中，职工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有6个，9万～10万元的有4个，7万～9万元的有4个，7万元以下的有5个。同期，城镇私营单位18个行业中[5]，职工年收入在7万～9万元的有2个，6万～7万元的有1个，5万～6万元的有7个，5万元以下的有8个。如果将城镇私营单位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放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也只能排在第13的位置，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略高于房地产业。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收入水平的状况表明，行业内部由于所有制类型不同而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非常严重。
2.从各行业内职工的年均收入差距看
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与城镇私营单位职工二者差距最大的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差额为58419元，其倍数关系为2.19倍；差距最小的是农、林、牧、渔业，差额为1580元，其倍数关系为1.04倍。从中位数看，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收入中位数为91068元，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平均收入中位数为51810元，相差39259元，二者的倍数关系为1.76倍，高于二者平均收入的1.69倍。进一步分析发现，近10年来，城镇非私营单位各行业年均收入水平始终低于其中位数水平，而城镇私营单位各行业年均收入水平始终高于其中位数水平。这说明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各行业间的职工收入差距较大，职工年均收入高的只集中在几个高收入行业，更多的行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镇私营单位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见表10）。
表10 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分行业年平均工资及差额
表10 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分行业年平均工资及差额-续表
3.从离散系数变化情况看
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3251，城镇私营单位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2138，表明城镇非私营单位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的差距要大于城镇私营单位行业间的职工年均收入差距。从近10年的发展趋势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呈缓慢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0.3602下降到2019年的0.3251，表明其差距在逐渐缩小；城镇私营单位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走势呈现U型曲线，从2009年的0.2325下降到2013年的0.1475，下降了36.6%，从2014年开始，离散系数又呈上升趋势，到2019年为0.2138，比2013年上升了44.9%（见图6）。城镇私营单位行业间的职工年均收入差距这种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图6 2009～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分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离散系数变化情况
（二）2019年国民经济各行业分岗位职工年均收入状况
从2013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简称“规模以上企业”）范围内对不同岗位的工资情况进行了调查，到2019年调查已涉及规模以上共计16个行业门类的约105.9万家企业法人单位。调查单位的就业人员按岗位分为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5类。
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522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0%。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156892元，增长8.1%；专业技术人员105806元，增长9.4%；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70926元，增长11.2%；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60015元，增长9.2%；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59586元，增长8.0%。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平均工资最高，是全部就业人员平均水平的2.09倍；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平均工资最低，是全部就业人员平均水平的79%（见表11）。
表11 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分行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表11 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分行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续表
从2013～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分行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变动情况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年均收入低于全行业职工年均收入水平。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5229元，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90501元）水平，高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53604元）水平。由于规模以上企业既包括城镇非私营单位，又包括城镇私营单位，因此，规模以上企业分行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更接近笔者测算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加权平均工资水平（见表3）。
第二，规模以上企业职工不同岗位年均收入差距过大。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行业内部岗位收入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年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为2.63倍，与2013年的2.68倍相比较，仅微降1.86%。进一步分析发现，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行业内部岗位最高最低间收入差距近7年来基本保持在2.6倍左右。分行业门类看，2019年收入差距最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倍数关系为4.30倍，差距最小的是采矿业，其倍数关系为2.12倍。
第三，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年均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2013～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各岗位年均工资增长率分别为6.52%、9.00%、7.33%、7.30%和6.85%，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年均工资增长率最高，略高于同期8.93%的经济增长率，其余各岗位年均工资增长率均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
第四，规模以上企业不同行业的同一岗位收入差距变动趋势不尽相同。2013～2019年，从规模以上企业16个行业同一岗位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看，各岗位的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呈现高中收入岗位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低收入岗位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岗位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从0.4973下降到0.3623，专业技术人员岗位从0.3450下降到0.3195，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岗位从0.2547下降到0.2301，而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岗位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分别从0.2711上升到0.3022和从0.2030上升到0.2352。
第五，一线劳动者的年均收入位于企业收入序列的末端。规模以上企业的一线劳动者主要指在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这两个岗位的就业人员。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这两个岗位的年均收入分别为60015元和59586元，其中两个岗位各有4个行业高于全行业平均收入水平，12个行业低于全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这两个岗位的年均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5万～6万元，而这一水平相当于当年外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53124元）。
四 2019年全国职工最低工资状况
（一）2019年各地区最低工资的调整情况
最低工资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劳动力市场政策，国际劳工组织将最低工资定义为工资结构中的低限，目的是保护处于工资分配最低端的工人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最低工资作为一个全球性政策工具，已在国际劳工组织90%的成员国中实施。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始于1993年劳动部发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首次提出我国将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了最低工资的法律地位，最低工资制度开始在我国正式实施。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以取代1993年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改善民生以及调节收入分配，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保障低端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基本制度，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最低工资政策已成为政府调节企业工资分配、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重要手段。“自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还通过全面提高最低工资来努力增加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水平，这一举措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城镇工资水平。”[6]目前，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频率，二是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幅度。
1.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频率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频率，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中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和发布的。
2019年全国有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湖南、重庆、贵州和陕西8个省份调整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于2019年度执行，福建、广西和青海3个省份也调整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于2020年初执行。
总体来看，从1993年至2019年，27年间中国各省份根据各地方实际情况，对最低工资标准不断进行调整，但调整的频率存在较大差异。27年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次数最多的是北京市和上海市，每年都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而调整次数最少的是西藏自治区，只有6次。[7]有17个省份的调整达到或超过了14次，做到了平均2年调整一次的要求。其他14个省份的调整则略低于14次的标准，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近3年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节奏明显放缓，2017年有2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2018年有1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2019年有8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这种变化与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有关（见图7）。
图7 1993～2019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以省份为单位）
2017～2019年，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见表12）。三年均进行调整的省份有北京、上海。三年中仅调整一次的省份有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20个省份。
表12 2017～2019年各省（区、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表12 2017～2019年各省（区、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续表
2.最低工资调整的幅度
关于最低工资调整的幅度，2004年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没有对最低工资调整的幅度做出具体的规定，但相关部门及国家发展纲要对各地最低工资的下限及年均增速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200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曾提出用3～5年的时间，逐步使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各地平均工资水平的40%～60%。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2011年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可见，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是我们一直以来预期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但由于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起点较低，如果按照规定的时间达到当地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下限，则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年均增长率要高于当地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
1993～2018年我国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名义年均增长率虽有所不同，但大多在9%～11%的范围内，其中最低的浙江省为8.76%，最高的四川省为11.57%（见表13）。与同期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名义年均增长率13.64%相比较，还是低了不少。由于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名义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增长率，尽管我们已经实施了27年最低工资制度，但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仍未能达到预期40%的下限。
2018年，从全国范围来看，最低工资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值普遍在20%左右。其中较低的北京市，其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120元，而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12147元，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为17.45%；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最高的省份为河南省，其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500元，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265元，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为28.49%。
由于目前使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代表城镇全体职工的收入水平会出现对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的高估，据此计算出来的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单位平均工资占比则会被低估。为此，本文计算了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对该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的比值。结果显示，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与该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比值从22.43%增加到26.92%，平均增加了4.49个百分点，最低工资标准占比超过了27%的省份由1个增加到了17个（见表13）。如果再考虑到农民工和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占比还会提高。有学者认为，如果对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口径分别进行调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可从目前的占比水平上升到40%以上。[8]
表13 2018年31个省（区、市）职工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加权平均工资比值情况
表13 2018年31个省（区、市）职工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加权平均工资比值情况-续表
虽然最低工资标准对加权平均工资比值的数据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比值，但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为了分析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实施以来的情况，笔者以历年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各省份中位数值代表全国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了1995～2019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比值，1995～2009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持续下降，从1995年的33.10%到2009年的18.61%，下降了14.49个百分点；2010～2015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占比呈波动上升趋势，到2015年升至24.38%，比2009年增加了5.77个百分点，2016～2019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再度出现回落，到2019年下降至19.62%，比2015年下降了4.76个百分点（见图8）。
图8 1995～2019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占比变化情况
（二）最低工资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1993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27年来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障收入公平性、保护弱势群体以及促进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劳动者体面劳动等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在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过程中，目前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各地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标准不一
从目前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情况看，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上，更是表现在对《最低工资规定》条款的理解与执行上。例如，《最低工资规定》第12条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各地对于最低工资标准中是否包括职工本人缴纳的各项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规定不一。目前全国31省（区、市）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北京、上海、安徽等省份不包含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其他省份则包含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2.各地对最低工资分档不一造成差距过大
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情况不一，在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开始实施时，有28个省份对本地的不同地区实行2～10档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3～4档的有21个省份，5档及以上的有7个省份。到2020年3月31日，有5个省份实行单一的最低工资标准，1个省份实行2档最低工资标准，13个省份实行3档最低工资标准，12个省份实行4档最低工资标准。在这16年中，实行3～4档的省份中有7个省份的分档没有发生变化，有6个省份从最初的3档下调到目前的4档，使得目前有80%的省份实行3～4档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以各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各省份之间及部分省份内部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与最低档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实行单一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中最低工资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北京为37%，上海为43%，其他几个省份则接近60%。实行多档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中最低工资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中，最高一档占比在50%～70%，其中最高的河南为72%，最低的浙江为43%；最低一档占比在30%～60%，最高的甘肃为59%，最低的浙江为32%。
3.最低工资规定应适时进行修订
经过多年改革实践我们意识到，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最低工资标准也并无一个统一适用的模式，40%的水平只是依据国际上的经验数据确定的。同时，随着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标准也会不同。问题的关键是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目的是什么，标准应该是为实现预期目标服务的。我国在最初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压低工资成本，[9]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血汗工资制”，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最低工资制度的适时出台就是要保护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以及在促进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比较1993年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和2004年的《最低工资规定》颁布的两个文件中最低工资的定位和目的的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企业最低工资规定》中，最低工资的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企业公平竞争”；而在《最低工资规定》中则明确指出制定最低工资的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这种变化反映了两个规定出台时不同的时代背景。
从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颁布至今已有16年的时间了，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在职工收入领域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基础工资水平偏低、收入水平不平衡以及劳动者素质需要不断提升。为此，《最低工资规定》也应该适时进行修订。
五 结论与建议
（一）2019年我国职工队伍收入分配方面的新变化
1.职工队伍年均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019年，在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环境下，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依然保持稳步增长。2019年我国职工年均收入保持稳步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0]
（1）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进一步巩固，带动采矿和制造领域重点行业平均工资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19年，采矿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实现较快增长，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1.8%和12.7%。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3.9%、12.9%、12.1%和10.8%。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稳定增长，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8.4%和7.3%。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医药制造业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3.0%和10.3%，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增速3.2个和0.5个百分点。
（2）科教、信息和交通等新兴行业平均工资稳步增长。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实行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高等教育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5.9%、10.2%和13.2%，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增速6.1个、0.4个和3.4个百分点。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批发和零售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0.5%，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增速0.7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3.6%，增速比上年加快10.4个百分点。城镇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1.8%，增速比上年加快3.4个百分点。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航空运输业和铁路运输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1.5%和10.0%。
（3）与公共服务和消费升级相关的行业平均工资较快增长。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新闻和出版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3.7%和13.4%；卫生和社会工作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1.0%，增速比上年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卫生行业增长12.2%，增速加快2.5个百分点，体育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0.0%；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居民服务业、邮政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6.6%、10.8%和10.4%，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增速6.8个、1.0个和0.6个百分点。
2.职工队伍内部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1）国民经济各行业间的职工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为例，2019年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8倍、1.47倍和1.45倍；比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分别高出122012元、94119元和92065元。年均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比为4.10倍，高于上年的4.05倍。其收入差距指数为1.1085，比上年度的1.0973略有上升。而城镇私营单位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的收入差距指数为1.1650，比上年度的1.1452又有所提高。[11]
（2）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职工之间的年均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从年平均工资差额看，2008年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职工之间的年平均工资差距为11827元，2019年增加到36897元，收入差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0.90%。从国民经济各行业整体收入水平看，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大体相当于非私营单位职工2013年的收入水平，相差6年；其中采矿业相差8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均相差7年。从年均收入增长率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职工近10年的名义年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60%和11.12%，后者虽然比前者高出0.52个百分点，但由于二者的收入水平相差6年，这种差额短期内难以缩小。
（3）企业职工年均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企业内部生产制造和生产、生活服务的一线职工收入处于收入分配最低端。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分岗位年平均工资的数据可以看到，首先，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75229元，低于包括事业、机关和其他单位在内的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90501元的年均收入水平。其次，企业内部从事生产制造工作和生产服务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59586元和60015元，仅为社会平均水平的65.8%和66.3%。在企业的五类岗位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岗位收入最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岗位收入最低。2019年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63，与上年持平。
（二）政策建议
1.高度关注职工队伍中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就地区而言，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是提高低收入地区职工年均收入增长率。根据波士顿矩阵定位分析，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收入在双低区的地区数量为12个，其中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福建、陕西5个省份职工年平均工资连续3年在双低区。2018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收入在双低区的地区数量为13个，其中河北、辽宁、黑龙江、广西、四川、宁夏、新疆7个省份连续3年在双低区。这一情况应引起各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这些低收入地区职工的收入水平，使其赶上全社会发展的步伐，是这些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行业而言，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根据笔者对国民经济按门类划分的近百个行业按垄断与竞争分组的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分析，近5年来，其全部行业泰尔指数从0.0439上升到0.0497，表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垄断对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13.65%上升到20.26%。因此，打破行业和部门对资源的垄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降低垄断行业的门槛，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12]，使各类企业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竞争，从而缩小行业间的工资水平差距。
就企业类别而言，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是使各类企业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竞争，从而缩小各类企业间的工资水平差距。2018年我国民营企业生产税净额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17.8%，国营企业生产税净额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8.0%，二者的税收负担相差1倍以上。同期民营企业劳动报酬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42.7%，国营企业劳动报酬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48.1%。[13]因此，进一步减税降费是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其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的关键，也是缩小职工队伍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2.高度关注后疫情时代职工劳动收入下降产生负面传导效应
2020年初我国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定性成果，经济社会秩序正在有序恢复，但国际疫情的蔓延形势改变了对疫情发展周期的预期，构成了对国内经济运行的一大不确定因素。后疫情时代疫情对广大职工劳动收入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第一，经济增长率下降与通货膨胀率上升因素叠加，导致职工年均工资实际增长率下降。近3年来，我国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均低于经济增长率，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2019年，农民工年均工资名义增长率为6.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为3.5%，低于经济增长率2.6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6%，通货膨胀率为3.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5元，名义增长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14]考虑到疫情的持续影响，2020年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和农民工年均工资实际增长可能为零或负增长。
第二，经济增长率下降与失业率上升因素叠加，直接减少部分职工工资收入。疫情直接影响了职工就业，其中，农民工、私企及部分小微企业的职工受冲击最大。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8%，上半年新增就业同比减少173万人，第二季度外出农民工同比减少496万人。据此估算，仅上述两项数据，上半年职工工资总额减少约为2256.8亿元（按2019年职工收入水平计算）。
第三，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可能因疫情影响暂停，“双低区”职工收入风险增加。2019年，全国只有9个省份进行调整，2020年本应有更多省份调整，但目前除福建外，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北、甘肃、青海、宁夏10个已经两年未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的地区，尚未公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此外，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东、海南、四川、云南、西藏、新疆11个省份也将于2020年内期满两年。如果以上省份因疫情影响暂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势必会对当地职工的基础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特别是“双低区”职工，危机期间抗风险能力较差，可能出现因失业导致收入下降或生活困难。
第四，部分职工收入水平下降，将对社会消费需求产生负面传导效应。据统计，2012年以来我国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开始回升，从2011年的35.9%上升到2017年的43.5%，6年来累计增加了约14万亿元劳动报酬，相当于增加了约9万亿元市场消费需求，其收入的溢出效应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结构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的转型，对优化经济结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疫情的持续影响，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占比连续6年上升的势头可能发生逆转，从而导致职工的劳动报酬减少，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消费需求水平。
第五，疫情导致的收入水平下降可能造成部分职工群体“返贫”的现象。以北京地区为例，经测算，2018年北京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886元，城镇私营单位职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430元；同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7989.2元，人均消费支出为42925.6元。可见，即使在北京这样的高收入地区，职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尤其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收入仅为当地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89.5%。疫情期间，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和农民工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较大，若这部分职工群体因疫情出现收入水平下降或失业，将可能致贫返贫。2020年是我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决胜年，更应防止在农村消除贫困人口的同时出现城镇新“贫困人口”。
参考文献
ILO，Global Wage Report 2010/11——Wage policies in times of crisis，2010.
ILO，Global Wage Report 2012/13——Productivity，Employment and Equity，2012.
ILO，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Wage and income inequality，2015.
ILO，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2016.
Productivity，Employment and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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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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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增长势头加强？》，2017年4月。
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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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卫平：《探究劳动报酬之谜》，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谭中和：《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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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车伟、赵文：《国民收入分配形势分析及建议》，《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6期。
叶林祥、李实、杨灿：《中国最低工资相对水平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16年第1期。
谢勇：《中国最低工资水平的适度性研究——基于重新估算社会平均工资的视角》，《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 信卫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理论、劳动关系与职工状况等。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8。
[3] 以2016年为例，城镇单位职工年加权平均工资为57595元，扣除约23%的五险一金等职工本人负担的费用，每月实际到手的收入应为3695.7元，与全国总工会在《第八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中调查得到的2016年“职工上月从单位获得的到手全部货币收入平均值3608.4元”非常接近。参见李玉赋《第八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报告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
[4] 参见张车伟、赵文《国民收入分配形势分析及建议》，《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6期。
[5] 2012年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对城镇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的发布，原因是这一行业中主要是一些小的区域性行业协会，如寺庙管理委员会、种植养殖协会等，调查样本量小，代表性不足。
[6] 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7] 西藏自治区是从200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
[8] 参见叶林祥、李实、杨灿《中国最低工资相对水平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16年第1期；谢勇《中国最低工资水平的适度性研究——基于重新估算社会平均工资的视角》，《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9]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在中国，2007年城镇单位职工中劳动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比率为29.8%，而农民工的比率相当于城镇职工的两倍。参见国际劳工组织《2010/11全球工资报告：危机时期的工资政策》。
[10] 《2019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保持稳定增长——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孟灿文解读2019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5/t20200515_1745758.html。
[11] 收入差距指数是城镇非私营单位或私营单位各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收入除以其中位数。数值增大意味着收入差距在增大，反之亦然。
[1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13] 参见张车伟、赵文《国民收入分配形势分析及建议》，《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6期。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s：//www.imf.org/external/chinese/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