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纠葛与“城”“郊”依存
——从近代湾仔变迁看澳门的辐射作用[1]
赵立彬[2]
湾仔是一水相隔紧邻澳门的小村落，因澳门的存在而得以发展。在较长的时期中，它成为澳门试图扩展自己管治范围所觊觎的对象，因中国的斗争和交涉而始终未果。政治上的纠葛并未给两地经济和社会的密切关系造成鸿沟，澳门的地位和需求驱动并制约着湾仔的发展，最终形成与澳门治权分离而经济一体的特殊的“城郊”关系。
澳门与其内地邻近地区的相互关系，是澳门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专著均有一定的篇幅述及这一问题的相关史实。[3]近来，从全球化的视野论述澳门对邻近地区的文明辐射作用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已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澳门对其邻近地区人民的生活和命运造成的影响。[4]本文仅以湾仔这一与澳门一水相隔的小村落为例，探讨这一地区在近代如何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澳门的不同影响，并因澳门的地位和需求驱动和制约着当地的发展，最终形成与澳门治权分离而经济一体的特殊的“城郊”关系，以展现澳门对邻近地区辐射作用的复杂面向。
一 对面山的小乡村
湾仔位于澳门西面、与澳门隔一条濠江水道对峙的对面山上。这一区域葡萄牙文献中称为Lappa，中文常译为腊巴或拉巴、喇巴、笠巴，“喇巴者，中国之湾仔地方，即北山沙尾之洲也”。[5]光绪十三年（1887）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时，称之拱北岛。[6]“湾仔”在近代中文文献中所指地方有时大有时小，广义时包括湾仔、银坑、石角嘴、竹仙洞等几个地方都在这一区域内；狭义时仅指其中的湾仔聚居村落。[7]
图1 澳门新旧界址图
原《澳门新旧界址图》（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转引自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第197页。
和珠江三角洲沿海的其他地区一样，对面山实际上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北面和东面分别面对香山和澳门，南面和西面是大小横琴和其他岛屿。湾仔与香山内陆相隔狭窄的水道，与澳门之间相隔的水域也是既窄又浅。两岸相距，在民国时期仅有600米。地理学者何大章记载：“（湾仔）与澳门共临濠江之出口，极为迩近。本乡在西，澳门在东，山陵相峙，庐舍相望，其间相隔仅六百公尺，来往其间之桨船约五百，一程须时十五分钟至廿分钟，船费甚少。小汽船有二，约须时五六分钟，其间之距离，远较香港与九龙为迩（香港与九龙最近处约1500公尺），故湾仔与澳门之关系可谓密切。”[8]澳门与湾仔间的海面还有一泥洲，潮退时现出水面。湾仔这边则有广阔的海滩，低潮时可以达到300多米宽。[9]
湾仔西侧背山而立（摩星岭），山谷呈西南—东北走向，与华南地区许多乡村一样，湾仔也产生于谷口，“以其为水泉聚会之处，且兼有山地与平原之利也”，不过湾仔更为近海，地势更为低平。沿岸有广阔的泥滩，坡度极为平缓，因此湾仔沿岸码头甚长，从乡口到水面有200多米，乡人称为长埗头。[10]
从居民上来看，这里虽然较早也有人类活动痕迹，但人民定居较晚。元代时，珠海地区居民曾一度流散。[11]明初，诏令“虚其地”，澳门附近许多岛屿上的居民皆为“岛夷”，这些地方不在香山版图。根据方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在今天的珠海地域有22个村，其中没有湾仔。[12]清初迁海时，界线画在前山、北山、关闸一带，康熙十九年（1680）开放粤澳陆路贸易，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除海禁。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湾仔“陆上尚无固定之聚落，土地尚无农作之利用，有之亦极稀少。湾仔聚落之生成，当远后于其北之前山、南屏、北山等乡，似可断言”。从聚落布局来看，湾仔聚落“延展如带，既无城墙，亦无石围”，与前山、南屏、北山等乡很不一样，说明湾仔早期是渔民漂泊之所，陆上人烟稀少，湾仔有定居居民，“必自海盗平息之后始”。这或许就是因澳门的缘故，“海盗必不侵澳门，葡人然后可定居，是则湾仔约当澳门开埠之时始有定居民族”。[13]
湾仔的人口，各种文献都没有专门的统计。清宣统二年（1910），统计得湾仔、三沙正户556户，附户27户。这个数字比南屏、前山、山场少，比横琴多。[14]1910年代，海关报告记载的人数，湾仔、银坑约有2000人。[15]单独的湾仔人口数据，据何大章的记载，民国时期常态下约有4000人、850户，抗战发生后，因此地地位特殊，人口突增至近10000人。[16]人口来源复杂，“居民四方杂处，姓氏至不一，语言亦各不同”。到民国时，还没有宗族组织，无一祠堂，庙宇亦少。[17]有一善光神庙在文献中被提及。[18]1949年时湾仔属于将军乡，与北山、南屏、银坑、花地等并列为村。[19]
二 觊觎与保卫
湾仔在中国地方政治中的地位与澳门有极大的关系。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始，居住的地域十分狭小，但他们在主观上一直试图不断扩张管治的地盘，又利用邻近岛屿开发不足、明清政府管治不力的客观情况，一次次地尝试将周边乡村、岛屿纳入管治范围。湾仔在地理和经济上虽不如澳门半岛上的望厦、龙田等村庄，但相比之下，早期对面山人口稀少、没有完善的政府管理或有效的社会基层组织，也成为葡萄牙人觊觎的对象。明末清初，葡人已将居留区域扩大到对面山。陆若汉的墓地、圣保禄教堂神父的墓地，就在湾仔旁边的银坑。[20]清初，葡人向清政府提出将地界扩大至关闸、氹仔和对面山，并开始在对面山的荒地上修建建筑、居住，直到1762年后，因耶稣会在葡萄牙遭到取缔，葡人才终结在对面山100多年的留居。[21]
此后，澳葡当局多次向中国地方官府提出对湾仔等地的管治权利，制造先发制人的事件，使得湾仔在近代中葡关系史上一次次成为政治争拗的焦点。同治九年（1870），澳门当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察湾仔岛的一堵矮墙。同治十一年（1872），上岛设棚屋、立据点，澳葡方面提出，“湾仔地方前经有西洋人建造屋宇，并无例禁……该处地方常有贼匪行劫，屡经该处人请我西洋兵到彼救护……或遇火烛之患，该处人也常请西洋人助救，我兵船及澳门即拨水车过去救熄”。因此以水车需要保护为由，在湾仔设立棚寮，并打算改建屋宇，派兵看守。[22]光绪十二年（1886），澳门总督罗沙在《续订洋药专条》中提出，“中国允葡萄牙国驻扎与用及管理拉巴海岛（一名对面山）暨附近该岛之马溜洲二小岛”，即在执行该专条时，有权驻扎湾仔等地。[23]此后，澳葡当局不断向湾仔居民勒收租银。对于湾仔的海面，澳葡当局更视为澳门所属，不许广东官府在湾仔、路环中间的海面查私。[24]
近代由于国势衰落，在与列强争执时，多以丧权辱国结局。但列强中葡萄牙实力不足，澳葡当局在与中国官府打交道时，如逢较为强势的地方官员，也遇到比较强硬的抗争。同治十一年（1872）葡人在湾仔设棚屋、立据点，广东官府就坚决照会拆除。[25]光绪十三年（1887），《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拟定期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力主约宜缓定而先划界，指出澳葡当局不仅“必将关闸内七村及潭仔路环诸岛攘为己有，甚至隔海湾仔银坑一带皆生希冀”，提出湾仔为葡人将占未占之地，应不时巡查，“断不准其觊觎”。[26]光绪十四年（1888），《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订立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永久管理权，希望扩大管治区域，其中西边的湾仔、银坑均在其企图扩张的范围之内。为达到这一目的，1887年，澳葡当局就声称，澳门以西的海面悉归葡属，只要中国船只停泊于湾仔一带，就派小火轮前往编查、收税。[27]光绪十五年（1889），葡人绘制了一份地图，将包括湾仔、银坑在内的百余里地方划入葡界，与前山同知蔡国祯发生激烈争论，蔡始终不让。[28]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兵船停泊在一向停泊的湾仔兵厂前面海旁，却遭葡国轮船驱逐，接着又发生中国兵船巡逻至同一地点而遭葡人勒索的事件，葡人还致函称澳门全海皆为葡国专管。前山同知魏恒据理力争，指出“湾仔沙海旁系在澳埠对岸，相距遥远，亦欲讨取人情，乃陈案所无、条约所不载”。[29]光绪二十六年（1900），香山县令刘盛芳船经湾仔海面，被澳葡当局扣留。[30]光绪三十三年（1907），葡澳当局“派出巡河兵轮船，强将湾仔一向停泊渔船，全行迫入澳界”，并“苛责罚银”，还设置两个浮标，一个设在湾仔长码头边，一个设在湾仔三湾坦外，“生成海面系归葡国管辖”。[31]是年，葡萄牙驻广州领事以“澳门至湾仔海面久已实归本国管辖”[32]为由，要求撤销香山县发给胡兆兰的船照，而香山和广东的官员都坚持“湾仔为华界内地，按照公法，地主有管辖水界之权”。[33]光绪三十四年（1908），葡人将“澳门与湾仔对岸河心之浮标擅行潜移，又于鸡头山外海道添设浮标”，此前还有勒索渔船、驱逐蠔艇、添建兵房等种种行为。清政府外务部向葡萄牙公使照会要求“迅即停兵房，撤去浮标，并不得拘捕蠔艇”。[34]驻法公使刘式训照会葡萄牙外交部抗议，而葡人则提出中国将湾仔、横琴1887年订约前“未尝看守之各处所驻之兵速为退去”，[35]为中国所拒绝。这一年，对于葡人各种行径，中国方面均照会撤停。
政治上的纠纷，除官府扮演主要角色外，绅商因与澳门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强烈反应。在划界问题、水源问题和迁拱北关回湾仔等问题上，绅商都有积极的表现，屡次上禀或制造舆论。宣统元年（1909），香山勘界期间，香山士绅请求外务部、粤督派兵轮设防、巡视海面。[36]甚至建议政府“建垒置炮于至崇之山，在于湾仔之地从高俯视澳门，则不威人自服”。[37]绅商请将拱北关办事处从澳门迁回中国管内之湾仔或前山，以维护湾仔主权。迁回后，“拱北关为中国之关，则湾仔之属于中国不问可知。是喇巴关办事处移回喇巴，而葡人即不能占我湾仔”。[38]
由于中国方面始终不愿在与葡萄牙的交涉中作出过大的实质性让步，澳葡当局虽然逐步占据了关闸内的望厦、龙田等地和南面的氹仔、过路环等处，但对于湾仔的觊觎始终没有实现。而且，越到后期，中国方面在湾仔的问题上越趋强硬，“我政府及地方官迭次驳复有案，葡人势力始终未及”[39]，使澳葡当局逐步认识到于湾仔等处很难如愿。关于湾仔的政治争拗对澳门方面十分不利，因湾仔及海面无法控制，中国方面又对澳门疏浚海湾的行动坚决反对，澳门日益陷入困境。其后，主动权渐入国人之手。1914年，民国政府外交部派遣陈箓在广东实地考察后，由陈提出对广东勘界问题的意见书，提出在湾仔增防、由官方加添巡警、编列门户、清查户口、勘界后派舰巡弋的建议。[40]1916年，葡舰乘广东政局动荡、中国湾仔守军调离，派舰强闯湾仔，强租民房，广东省长朱庆澜强烈抗议，并采取行动加强湾仔防务，香山县示禁，要求“人民不准违约租赁铺屋于各外人”。[41]1921年和1922年，先后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和对峙。1921年9月，葡萄牙驻澳海军越界在湾仔一带炮击粤军兵船，广东当局和地方军民反应强烈；1922年5月29日澳门发生葡警射杀中国工人的惨案，引起罢工罢市，香山各地掀起反葡浪潮，广东军方也在湾仔附近加强巡逻，6月中旬，乘广东政变之际，葡兵数十人乘小汽艇驶进湾仔中国海界内，实行登陆，中国军舰和湾仔驻军严阵以待，对葡同盟罢工总办事处一面派人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一面加派义勇军协助防军，双方交火，葡军不敌而撤退[42]，此事件在陈炯明事件后方告平息。抗战发生后，澳葡当局认为当日军发动进攻时，中国必不能守，而日本也不会分兵驻扎，希图趁机占据周边地区。1940年3月，日军进犯湾仔，当地中国警察和义勇军撤退，澳葡便派遣军警进驻，后又占领银坑一带。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决不承认，另一方面附日的伪军打着日军旗号驱逐了湾仔的葡军，因而澳葡当局还是没有实现占据湾仔的愿望。抗战后，中国方面谋收复澳门，对澳门实行封锁，一度禁行湾仔澳门间的船艇，断绝两地交通。国军477团还在湾仔、前山举行军事演习，威胁澳门。[43]
驻军是中国在湾仔主权的重要象征。在主权争拗中，驻军问题经常成为中葡双方争执的焦点。关于中国在湾仔的驻军，根据文献大致可知：同治十一年（1872）葡人上岛设棚屋时，香山地方即修复原有废弃的汛房，委派官兵驻扎巡防。[44]据清朝地方官府声称，自光绪十三年始，湾仔一带沿岸和海面均由署前山同知派兵驻守及派兵船巡缉。[45]光绪三十三年（1907），葡澳当局派兵到湾仔强迫中国渔船入澳湾泊时，两广总督张人骏在湾仔、前山等地增兵。1910年底，澳门发生兵变，华绅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派兵增驻湾仔、前山一带，以资保护。[46]1916年，葡舰强闯湾仔，广东政府又向这两地增兵。1920年前，湾仔驻军有一个营部及一个连，银坑、北山另各有一连。[47]但常态下兵员不多，据海关报告，1910年代，湾仔驻兵84人。[48]1945年后国军477团有一连驻湾仔，但团部和主力在翠微和前山。[49]
三 现代性的成长
湾仔形成聚落后，对于香山县而言，尽管地处偏远，但因澳门的关系，还是设立了一系列基本的机构。“（湾仔）本系内地市镇。为入海要道，绿营设有汛防，防营设有勇厂，拱北关设有分卡，地方绅耆设有公局书院。”[50]虽无宗族组织和祠堂，但有传统的善堂，《香山县志续编》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前山同知蔡国祯拨湾仔、前山两善堂公款以充善举”。[51]在近代湾仔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性的事物，而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在澳门辐射的影响下产生的。
在近代性质的社会组织方面，西式医院、学校、警察机构等先后在湾仔出现。澳门镜湖医院于同治十年（1871）建成。1895年瘟疫流行期间，澳门镜湖医院在湾仔建起一座大型的华人医院。澳门华人只要染上传染病，就送到该院医治，从而大大减少了澳门的死亡人数。[52]一般所称的湾仔医院，就是澳门镜湖医院在湾仔设的分院。[53]拱北海关报告中另记录有一间广善医院位于湾仔，因同一文献中又记有“镜湖医院在湾仔设有分院”，可知广善医院与镜湖分院不是同一家医院。[54]20世纪初，湾仔出现了教会学校，即外人设立的“教民之义学”。[55]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由乡村家族兴建，免费入学。[56]但直至清末，尚没有公立的学堂。辛亥革命前，具有革命思想的郑佩刚等人成立了一个宣传革命的“琳琅幻境”白话剧社，同时在湾仔设立过一间义学“琳琅社”，用剧社的演出收入为这间学校作经费。[57]抗战爆发后，此地人口剧增，有不少学校播迁于此。澳门近代有多家报刊，湾仔没有关于创立报刊的记载。但澳门的报刊经过湾仔流传，《镜海丛报》在各地有17个“代派纸之处”（分销处），湾仔为其一。[58]
清末湾仔巡警开办，设有湾仔分局。[59]起初警察系地方自办，警费由湾仔本地的绅民将长埗头开投充顶（该码头本来系由湾仔各铺户捐资建筑）。[60]民国初年有警察10人。[61]拱北的海关在湾仔设有支所，不过关卡在湾仔之北的石角，实际上湾仔是在关外。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立了一条从湾仔半岛的银坑到九洲头的缉私防线，其中湾仔岛方面的缉私工作由马骝洲税厂负责。[62]
近代的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湾仔本为乡村，商业不重要。清代时“有酒米杂货幌缆等店约数十间，俱系小本生理”。[63]主要出产多运往澳门，“以澳门为市场，本地人所需之衣物和衣料，亦多过澳门办买，湾仔似不足以言商业。……湾仔迩近澳门，市上交易金融，深受澳门之影响”。[64]但因湾仔实际上是在海关之外，不受检查，不收关税，较之南北两面设卡收税的银坑和石角嘴，商业反而可观，“湾仔中路不设稽查，任人上落取携，比于澳门无税之区，该地之民享无税之益，故有数千之众成一小商场，故左右之境皆成寂寞”[65]，而商业兴盛。湾仔工业的发展与澳门成反比现象。从19世纪末起，湾仔增加了许多华船船坞。因为澳门内港的淤塞，许多造船厂、修船厂从澳门迁往湾仔。1910年代，湾仔和银坑共有18家大型造船工厂和20家小型造船工厂，而此时澳门只有9家。[66]
湾仔的发展，奠定了它在本地和周边地区相关历史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来，湾仔发生了多次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使这一偏僻乡村直接参与到近代历史大潮之中。1922年澳门“五二九事件”发生后，“华商一律闭户，工人既悉往湾仔”。[67]在澳门工人的罢工斗争中，澳门66个工人团体离开澳门，“多在湾仔搭棚栖止……居住湾仔之各工团为办事上有责任有秩序起见，由每工团各选举五人组织一混合团体，期收进行一致之效”。[68]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省港罢工委员会要求广东的国民政府“饬令前山、湾仔等处防军协助纠察队，切实封锁，严密防止私运粮食出口”[69]，湾仔成为封锁港澳的重要口岸。
在抗日战争中，湾仔的地位日显重要。1938年8月，由澳门《朝阳日报》、《大公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澳门四界救灾会是设在澳门的规模较大的爱国团体，利用假日到湾仔等地演出抗日话剧。通过四界救灾会，组织人员到内地参加抗战，组成“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先后组织了10个队，每个队在出发前，都集中到湾仔举行为时一周的集训，集训地点就在湾仔医院。[70]救灾会的宣传队也到湾仔向军警、自卫团演出文艺节目，进行慰劳。[71]抗战时，在湾仔有广东省立中区临时中学。[72]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海关轮船通利关轮时，湾仔医院救治了许多受伤的民众。[73]湾仔本身则在抗战时期获得短暂发展，“抗战后不少内地之人来此，许多学校及机关亦迁此，人口增多，需要亦增，买卖亦多，实为湾仔之空前”。[74]这与抗战时期澳门的短暂繁荣相一致。
四 成为“郊区”
湾仔的近代发展，多在中葡关于澳门的政治纠葛中得到关注和述及，现在留存的大部分中文文献，基本立场定位在澳门主权属于中国的政治诉求这一层面上，强调澳门“暂为本县之失地”。[75]从政治的视野看，自然是以中国、中山（香山）甚至以湾仔为主，以澳门为敌；而审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澳门显然对于周边地区呈现中心辐射的态势。如果跳出政治和外交争拗的局限，可以很容易看出湾仔与澳门两地实际上是一种以澳门为主（中心或主导）、湾仔为副（郊区或附属）的关系。
澳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由贸易开端，逐渐成为一个“城市”，“来者日众，华洋杂处，房舍栉比，蔚然成埠”。[76]澳门是邻近地区交通的主要枢纽，邻近的香山县以及周边其他府县的许多地方，无论出洋还是到广东省城或内地重要城市，都以澳门为中转。湾仔与中山县内其他地区的交通也是如此。湾仔对于澳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首先是由湾仔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决定的。在葡人眼中，“对面山为澳门最天然之属地，本国前尝于该处追捕贼匪，亦有时添调兵队前往，且汲引该处泉水以供居民及船只之用，并更为施行诸多他项治理之政事，其该处所有之乡村，亦为澳门官宪所维持保护之力而成”。[77]在交通方面，湾仔与澳门因地理距离特别近，因此具有密切联系的优势。两地之间仅有狭窄水道，利用水上交通，两地之间的运输和贸易十分便利。特别重要的是澳门的供水问题，“澳门食水，全靠湾仔银坑供给”，1922年罢工运动时，各水艇全部停驶，澳门食水十分困难，澳葡政府靠借鸦片烟公司的两只水艇用小轮拖往氹仔载水，十分不便。[78]20世纪30年代，澳门居民的食用水有2/3来自湾仔银坑，每天有数十艘水艇川流不息地将湾仔“银坑水”运到澳门。[79]“澳门之接洗衣服者，亦至本地（湾仔）用山水洗衣。”[80]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湾仔的经济发展受澳门的影响和制约十分显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湾仔的开发、发展及其规模和特点。
首先，在经济物产方面，湾仔受澳门市场的影响十分显著，体现出郊区农业的特点。“湾仔以迩近澳门，其作物全为澳门市场之需要，其耕作形式极精致，属于精耕式，灌溉工作极为完备，以冀在最近小之一地域上得到最大之收获，市郊农作此为普遍之现象”，因此导致了各种不同的农产品种类在湾仔发展的不同情况。如瓜类和鲜花的种植是湾仔与澳门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农作商品。“澳门地狭水少，更乏种植之地，湾仔之土壤及水皆甚适宜，且迩近澳门，瓜菜所需肥料粪便之供给无虞缺乏（澳门居民之粪便多运往湾仔为肥云）。……此等瓜菜，小部自用而大部则运往澳门，其销路甚佳，甚为有利，当为湾仔农作物之最享权威者。”“花亦为城市之需要，尤以澳门有不少西人，喜爱鲜花，中国人之闲情逸志者亦不少栽花自娱，而近人死丧祭礼之花圈亦甚盛行，故澳门消费鲜花殊多。湾仔种花之条件在气候上与澳门略同，而土壤则远较为佳，用水更为充足，人工亦或较为良好，故湾仔盛行种花。……所产之花多折枝或盆栽出售，大部运往澳门各地以供装饰。”果类则呈现另一特点，因澳门市场上水果主要由中山、新会内地供应，湾仔的果业反而萎缩。“中山及新会内地，已盛果类……澳门与中山及新会等地，交通亦甚繁密，其运输便利，故湾仔之果类种植已大为缩减。”作为城市的“近郊”，粮食生产已不是农业中的主要部门，湾仔的米粮出入方向恰与中山其他地区相反。澳门的米粮供应依赖中山等地，而湾仔的米粮可以从澳门购买：“本地（湾仔——引者注）人口众多，所产之米，不足自供，由中山内地补充，（如斗湾之地）或由澳门购入。”[81]
其次，湾仔的畜牧业和渔业服从于澳门的需求。“澳门所需牲口甚多，故湾仔之畜牧业甚为重要。”养猪业可以获利甚丰，而且澳门各酒馆有许多余饭败肉可以作为饲料。湾仔疍家多养鸡鸭，也是重要事业。[82]“（湾仔）之渔业，前曾盛极一时，只因澳门方面资本雄厚之压迫，同时湾仔属中国管辖，捐税不免过苛，因此渔人多趋于澳门，湾仔渔业遂一蹶不振。”[83]
再次，工业方面更显示出湾仔对澳门的依赖关系。湾仔成为澳门工业的加工场所、劳力来源和辅助部门。“湾仔之手工业大部因澳门之需要而产生，居民亦几一如为澳门而生存，其手其足，一如售之于澳门。”[84]各部门的情况如：①麻织、竹织和藤织工业：“澳门之渔业用具，须用麻绳甚多……湾仔之人常由澳门领麻回家，操织成绳，售诸澳门，借以糊口，其中以疍家为最多。”②制炉工业：“造炉业为乡间常见一种手工业，湾仔地当冲积，黏土甚佳，为制炉之最佳原料，与澳门之制砖同有此等条件，且人工堪称熟练，又近澳门，销路自当甚畅，故湾仔制炉甚多盛行。”③火柴及爆竹工业，这些在澳门一般是一家一户领料加工，在湾仔“此等现象，一如澳门，良知澳门影响湾仔之深重”。④造船业：“湾仔迩近澳门，其滩岸颇适于造船厂之设立，船只之制造或修理在澳门固无差异。”[85]
复次，湾仔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作为澳门“郊区”的特征。“郊区”之于城市，除供给外，还有发展旅游业的吸引力。“澳门一掌之地，居民亦有欲脱离城市而得一日之乡村生活者，尤其是澳门不少西人及学生性喜户外生活，每于假日，常远在氹环等地游玩，湾仔更近澳门，其吸引更易，不过此等风景吾人须加以修饰。”[86]澳门“迩近中山县，境内不少名胜之地，近者如湾仔之竹仙洞、南屏、濂泉洞、北山岭、鲤鱼仔、雍陌之温泉等风景皆甚清美，……凡此等地，多须经由澳门前往，如能改善其间交通，使游客可朝发夕归，则更形便利”。[87]此外，因为湾仔无税，鼓励了湾仔和澳门之民“弃正途而为走私”[88]，尤其是毒品走私问题严重。湾仔是炼制毒品药丸的一个重要基地。土药经船运至湾仔，在此与洋药混合，炼制成药丸，主要卖给澳门港的渔民。[89]
澳门代表着城市，湾仔代表着乡村。“澳门之与湾仔，犹省城之于河南也”[90]，这是清代官员从地理位置上看湾仔与澳门的关系。然而从经济、产业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从与澳门的相互关系上，澳门立于主导地位，而湾仔对澳门需求之恳切，澳门方面并不能投桃报李。如两地之间的码头，澳门方面一直没有给往来桨艇提供固定的、设备完善的优良码头；湾仔的生产也处于被澳门主导和制约的态势。到民国后期，“湾仔今日之生产，大都以澳门之需求为目的。……然事实上湾仔被澳门操纵，何以改善其生产，固然吾人能以湾仔对澳门在经济上求得需供合理关系，则当为理想”。[91]不过，澳门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导致作为近邻的湾仔出现一般大城市的那种农村人口集中城市的趋势。因为“澳门以大工厂缺乏，有之本多属手业工厂，均家庭工业，故湾仔之人常不至有集中澳门之现象，虽有侨居澳门者，但亦多为商业而非工业。且湾仔之人亦常以农业为主，而以牧业及手工业为副矣”。[92]湾仔居民在很长时期里移居澳门的愿望并不强烈。
湾仔何以只能选择成为澳门的“郊区”？地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几方面原因都十分重要。在珠海城市产生之前，湾仔实际上无可选择。湾仔本是香山（中山）的乡村，而香山（中山）的城市中心石岐相距过远，“湾仔往来中山内地之人多取道澳门，形成与中山内地关系之隔膜”。[93]为抗拒澳门，清宣统年间，香山商人发起在“香山县属山场、吉大两乡土名沙滩环民荒”，进行新商埠的规划、筹备和建设，定名香洲埠。在香山绅商筹建香洲埠的呈文中，他们曾展望新埠开辟后，能够很快“成都成邑”，[94]可惜无果而终。湾仔与澳门的特殊“城”“郊”关系是势所必然的。直到1950年代，中国内地采取政治上的隔绝措施，湾仔才改换面向内地的姿势。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加强边防，取消了湾仔与澳门之间的直接交通，从澳门往来湾仔需要经拱北口岸，绕道南屏（1984年11月，澳门与湾仔恢复直接通航）。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渔民领导小组，争取港澳渔民回归祖国，其中湾仔是珠海的五个流动渔民入户渔港之一，流动渔民享有澳门和珠海的双重户籍，湾仔被指定为流动渔船停泊港。对于由湾仔出入澳门的从事小额贸易的边民小艇，由海关湾仔办事处监管。[95]而今，随着珠海日益成为具有强大经济规模的中心城市，湾仔最终成为珠海的郊区，并因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城区。就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已经报道珠海将建设十字门CBD中央商务区，湾仔正位于这一新的中心城区，迎来了从郊区向中心城区变迁的史无前例的新契机，湾仔与澳门的关系也将发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五 结论
“湾仔为我属，澳门为外属。湾仔为乡村，澳门为都市。”[96]这或许最为直接地道出了湾仔与澳门之间特殊的“城”“郊”关系。所谓郊区，按照社会经济学派的观点，就是城市范围内经济水平、社会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既不同于传统农村地区又不同于城市的、从中心城区到农村的过渡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表象看，湾仔正是这样一种过渡区。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政治状态下的过渡区。因为在政治上，湾仔不属于作为“城市”的澳门，主权之争是双方政治关系的主要话题。在双方的对峙中，湾仔是防卫葡萄牙人侵略和扩张的前沿阵地，恰如时论所指，“湾仔一区，为香山前山门户，门户被占，堂奥必空，上至北山南屏，下至银坑各村，皆有唇亡齿寒之患”。[97]因为联系紧密，“湾仔与澳门仅隔一河，澳若变乱，则湾仔地方势遭糜烂，而湾仔以外一带各乡亦被波连”。[98]现存文献（出自官府和绅商的居多）多数是政治争拗的产物，易于显现政治上的对立并使双方对立性得到充分的阐发。而在经济上，湾仔与澳门的联系之强烈，程度不在政治对立之下，不过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为政治性的语言所遮蔽。湾仔从一个开发较晚的中国乡村，演化成澳门的近郊，政治争拗始终伴随而不能影响这一发展走向。作为“郊区”的湾仔，对澳门表现出显著的从属性。“湾仔乡为中山县属南部海岸之一乡村，与澳门仅隔一河，受澳门之影响极深，无论其生产、工商业、交通，甚至金融，莫不皆是。故湾仔之发展，常在被影响之地位，其中存基于他动远大于自动”。[9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西方资产阶级对世界的影响时说：“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0]湾仔的近代发展及其与澳门的关系，不经意间将这里所提到的几种现象同时反映了出来。
[1] 本论文是“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的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主持。
[2]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3]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黄鸿钊：《澳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北京：中国书店，1999；赵艳珍：《珠澳关系史话》，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4] 程美宝等分别从负责带洋船入口的引水人的生计、个人的社会升迁与流动、地方社会的军事资源与动员能力、乡村里的民居与物质景观等几个方面，展现澳门及其邻近地区在这数百年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受的体验与冲击，如何细水长流具体而微地改变着当地民众的生活。程美宝：《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赵立彬：《社会流动与澳门对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辐射作用》、《全球化的挑战：清末澳门军火与华南社会动乱》；黄健敏：《从建筑发现历史：翠亨孙中山故居的物质文化研究》。以上文章均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
[5] 《香山陈席儒上广东勘界维持总会书》，1910年12月30日《申报》。
[6] 《旅港勘界维持会商民杨瑞阶等为请迁拱北关于湾仔挽救地方以收主权事致民政部等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70页。
[7] 因总体上对本文要旨的说明没有大的影响，本文在引用这些文献时，不一一说明这些差别。
[8]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1947，第2页。
[9] 彭琪瑞、薛凤旋、苏泽霖：《香港、澳门地区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29页。
[10]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1947，第3页。
[11] 杨少祥：《珠海历史有关几个问题的探讨》，载珠海市博物馆等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296页。
[12] 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第一》，据赵艳珍《珠澳关系史话》，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6页。
[13]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1947，第1页。
[14] 厉式金主修《香山县志续编·舆地·户口》卷二，1923，第10页。
[15] 《1912～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载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99页。
[16]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1947，第2页。
[17]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1947，第2页。
[18] 《香山协副将罗福安等为查明葡人在湾仔沙搭棚情形致两广总督瑞麟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1页。
[19] 何大章：《中山县地形志的编纂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山文史》总第14辑。
[20]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第51页。
[21] 赵艳珍：《珠澳关系史话》，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35～36页。
[22] 《葡国驻澳总督喏哪略为湾仔棚寮系为急难恤灾救人救物起见事复两广总督瑞麟照会》，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6页。
[23]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1页。
[24] 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北京：中国书店，1999，第339页。
[25] 《两广总督瑞麟为请饬将湾仔地方所搭棚寮撤去事致葡国驻澳大臣喏哪略照会》，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5页。
[26] 张之洞：《再陈澳界胶葛立约必宜缓定折》，载《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592、594页。
[27] 杨仁飞：《葡萄牙永租澳门始末》，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第527页。
[28] 黄鸿钊：《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第二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第386～388页。
[29] 《前山同知魏恒为未便依允湾仔海面归葡国专管事复葡国翻译官玛琪仕信函》，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468页。
[30] 厉式金主修《香山县志续编》卷十六，1913（癸亥）年，第3页。
[31] 《湾仔三沙铺户居民请划分澳湾海界事致前山同知庄允懿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46页。
[32] 《西洋总领事来照会》，载《澳门专档（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93，第20页。
[33] 《香山县钱保寿禀》，载《澳门专档（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93，第26页。
[34] 《外务部为停建兵房撤去浮标禁拘蠔艇事致葡国公使森达照会》，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22页。
[35] 《署葡国公使柏德罗为派员赴商澳界事致外务部照会》，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50页。
[36] 《香山勘界维持会陈德驹等为乞电粤督水提派轮常驻前山湾仔海面事致外务部等电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595页。
[37] 《旅港勘界维持会杨瑞阶等为湾仔悚防乞施堵御以扬国威而解边患以安民事致外务部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741页。
[38] 《香山陈席儒上广东勘界维持总会书》，1910年12月30日《申报》。
[39] 陈箓：《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意见书》，载《澳门专档（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第112页。
[40] 陈箓：《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意见书》，载《澳门专档（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第111页。
[41] 《广东省长朱照会》，载《澳门专档（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第223页。
[42] 《交涉迁延中的澳案》，1922年6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
[43] 陈庆斌：《以“收复澳门”为名企图消灭五桂山人民武装亲历》，载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37页。
[44] 《香山协副将罗福安等为请照会葡国领事拆撤棚寮免滋衅端致两广总督瑞麟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2～63页。
[45] 厉式金主修《香山县志续编》卷二，1913（癸亥）年，第10页。
[46] 《澳门兵变详记》，1910年12月10日《申报》。
[47] 《广东陆军第一旅司令部函（函送前山属原设军队驻扎地点表》，载《澳门专档（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第362页。
[48] 《1912～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载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03页。
[49] 陈庆斌：《以“收复澳门”为名企图消灭五桂山人民武装亲历》，载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36页。
[50] 《前山同知魏恒为葡人勒取人情案遵批详陈实情事致两广总督李瀚章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472页。
[51] 厉式金主修《香山县志续编》卷五，1913（癸亥）年，第2页。
[52] 《1892～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载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64页。
[53] 郑炳芳：《南屏革命斗争亲历记》，载珠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9辑，第47页。
[54] 《1912～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载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07～108页。
[55] 《旅港勘界维持会商民杨瑞阶等为请迁拱北关于湾仔挽救地方以收主权事致民政部等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75页。
[56] 《1902～191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载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84页。
[57] 郑佩刚：《我参加香山光复回忆》，载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68辑，第62页。
[58] 陈树荣：《孙中山与澳门》，载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第8页。
[59] 厉式金主修《香山县志续编》卷六，1913（癸亥）年，第10页。
[60] 《香山县钱保寿禀》，载《澳门专档（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第26页。
[61] 陈箓：《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意见书》，载《澳门专档（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第111页。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编《拱北海关志》，1998，第156页。
[63] 《香山协副将罗福安等为查明葡人在湾仔沙搭棚情形致两广总督瑞麟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1页。
[64]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1947，第9页。
[65] 《旅港勘界维持会商民杨瑞阶等为请迁拱北关于湾仔挽救地方以收主权事致民政部等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71页。
[66] 《1892～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1912～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载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64、100、105页。
[67] 《澳门交涉案迁延不绝》，1922年6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
[68] 《粤人对澳门事件之愤慨》，1922年6月11日《申报》。
[69]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加强封锁前山湾仔等处公函》，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536页。
[70] 李信：《在抗日怒潮中诞生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载中共高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高明党史资料》第1辑，第378页。
[71]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青年工作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76页。
[72] 马奔执笔《抗战初期、中期的中山学生运动》，载中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36辑，第36页。
[73] 郑炳芳：《南屏革命斗争亲历记》，载珠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9辑，第47页。
[74]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9页。
[75] 何大章：《地理志初稿》，载《中山文献》第二期，第40页。
[76] 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州：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36，第2页。
[77] 《署葡国公使柏德罗为对面山为澳门天然属地请饬将湾仔所设之局立撤事复外务部照会》，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549页。
[78] 《澳门交涉案最新形势》，1922年6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79] 邓开颂：《澳门历史（1840～1949）》，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327页。
[80]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8页。
[81]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4～5页。
[82]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5页。
[83] 罗开富、徐俊鸣、刘国雄、江洁源：《淇澳岛》，载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地理系《地理集刊》1937年6月第1号，第26页。
[84]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6页。
[85]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6页。
[86]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9页。
[87] 何大章：《澳门地理》，广州：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第92～93页。
[88] 《旅港勘界维持会商民杨瑞阶等为请迁拱北关于湾仔挽救地方以收主权事致民政部等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第674页。
[89] 《1892～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载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60页。
[90] 《前山同知魏恒为葡人勒取人情案遵批详陈实情事致两广总督李瀚章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档案卷》，第472页。
[91]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8页。
[92]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6页。
[93]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3页。
[94] 《劝业道为沙滩环开埠事具督院禀稿》，载黄鸿钊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第2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74页。
[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编《拱北海关志》，1998，第33～34页。
[96]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1947，第2页。
[97] 《湾仔三沙铺户居民请划分澳湾海界事致前山同知庄允懿禀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档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47页。
[98] 《本邑各乡代表张朝绅上张督院禀》，载黄鸿钊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第2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73页。
[99]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载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辑《中山文献》创刊号，第1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