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比较优势、价值链与“中国制造”升级的策略研究

（1）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制造业升级研究

戴尔特•恩斯特（Dieter Ernst, 1998）(63)最早在国外提出使用“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概念，将产业升级理解为提高产业能力和附加值。格雷菲（Gerrifi, 1999）(64)正式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并以此为视角研究产业升级，把从价值链低附加值阶段向高附加值阶段的攀越都归结为产业升级。国内学者也逐步接受了价值链思路的制造业升级概念（张耀辉，2002）(65)，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的产业升级（刘志彪等，2005(66)；张辉，2004(67)）。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模块化理论（Baldwin，Clark, 1997(68)，2000(69)；青木昌彦，安腾晴彦，2003(70)）成为研究产业升级的新视角，国内学者应用模块化研究产业升级（李海舰等，2004(71)，2005(72)；胡晓鹏，2005(73)），形成了“横向产业”等理论（林民盾等，2006）(74)。

（2）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价值链升级路径研究

为了批评和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迈克尔•波特（1985，1990）提出竞争优势，认为竞争力体现为生产率，即“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竞争优势包括由劳动力和原料等低成本生产条件构成的低层次竞争优势，以及由高技术、差异化产品、市场信誉和客户关系等高端要素构成的高层次竞争优势；应在高层次竞争优势上持续投资，不断培育新优势。洪银兴（1997）(75)在国内推广竞争优势理论，强调竞争战略的重要性。学者重视内生竞争优势（李海舰等，2002(76)；余光胜，2002(77)；杨瑞龙等，2002(78)），强调提升企业能力、培育核心能力以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周星等，1999(79)；夏清华，2002(80)）。施振荣提出的“产业微笑曲线”（施振荣，1992）(81)按业务流程将价值链分解为“研发—制造—营销”三阶段，认为两端的研发和营销阶段比中间的制造阶段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卡普林斯凯（Kaplinsky, 2000）(82)认为“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各自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资源禀赋“经济租”的差异导致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经济租”更高的研发和营销环节（江静，刘志彪，2007）(83)是产业升级的方向。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的升级成为产业升级的四种基本方式（Humphrey，Schmitz, 2002）(84)，“OEM-ODM-OBM”和“价值链组织学习”成为产业升级战略路径研究的微观视角。

（3）优势演化以及制造业升级困境和出路研究

哈斯曼和克林杰（Hausman，Klinger, 2007）提出了H-K模型，用以分析比较优势动态演变下的产业升级战略。张其仔基于H-K模型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会失去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高层次产业又面临发达国家的挑战，从而形成“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张其仔，2008）(85)。林毅夫等（2007(86)，2010(87)）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投资集中于发达国家已经验证的产业领域，容易形成“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的强势“系统集成”对其供应商进行整合，会形成产业集中的“瀑布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空间缩小（彼得•诺兰，张瑾，刘春航，2006）。刘志彪（2007，2012(88)）反思了“中国制造”被困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负面影响，主张摆脱“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家价值链”，利用基于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推进产业升级。蔡昉等（2009）(89)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程恩富等（2003）(90)提出“知识产权优势”，强调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在制造业中的重要性；后续研究则关注了知识产权优势的分类及战略问题（郭民生等，2006(91)；詹映等，20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