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研究

张慧文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陕西考察重要讲话为陕西进一步指明了加快对外开放的方向与道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支持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陕西应如何抓住机遇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本文通过对开放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国内外内陆地区开放发展实践经验，归纳、总结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关键要素。基于此，着重分析了陕西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关键要素的情况，发现其存在航空货运能力相对偏弱、开放通道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开放平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指定口岸功能拓展不足、营商环境欠佳等问题。最后，提出了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对策建议：构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支撑拓展开放通道；做强做优开放平台体系；积极拓展口岸功能，加速国际国内要素集聚和流动；推动国际贸易优化升级；东西互济，构筑陕西大腹地经济圈；推进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官方与半官方机构总动员，构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关键词：“一带一路”；内陆开放；开放通道；口岸；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一、引言

长期以来，陕西由于地处西北内陆，受位置劣势所制约，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外向度低，发展速度缓慢。近年来，陕西按照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的思路，确立了构建陆空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目标，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着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陕西考察重要讲话中指出：对于陕西而言，开放不足是制约陕西发展的突出短板。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发挥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示范作用，办好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农高会，建设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构筑内陆地区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这为陕西进一步指明了加快对外开放的方向与道路。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陕西应如何抓住机遇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迎接挑战？这已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课题。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过程中，陕西如何增强现有建设开放高地的资源要素，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培育新的要素以加快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是本文欲深入探索的问题。

2011年3月19日，“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全线开行，正式开启了内陆城市对欧贸易通过铁路运输的物流时代。随后，“长安号”“汉新欧”“蓉欧快铁”“郑新欧”等中欧班列相继开通，逐步构建了我国西部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达欧洲的陆上新通道（戴宾，2015）。中欧班列的开行，打破了我国传统以东部沿海城市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开启了我国内陆地区“向西开放”的窗口。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由此，内陆开放开始上升为国家战略。

现有关于内陆开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内陆开放的意义和效应（程健，2014；张英，2014；刘慧，2015；李颖慧，2019）；二是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政策和路径。黄奇帆（2014）认为，新时期要扩大内陆开放，要开辟新的国际大通道，创造内陆开放的区位条件新优势；要创新大通关制度，促进内陆对外贸易便利化；要优化内陆保税（港）区功能，搭建服务内陆开放的大平台；要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构建内陆开放型产业大集群；要放宽准入门槛，打造外资投资便利化的大环境。樊秀峰（2020）、郝渊晓（2020）、裴成荣（2020）认为陕西应以自贸区为抓手，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共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剖析陕西对外开放的现状、探寻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拟遵循以下思路展开研究：首先，梳理陕西对外开放基本情况及特征；其次，根据国内外开放发展实践，归纳、总结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关键要素，为分析陕西如何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提供理论依据；再次，分析陕西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关键要素，找出短板和不足；最后，提出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对策建议。

二、陕西对外开放经济的基本情况及特征分析

（一）对外贸易规模持续增长，总量仍然偏小

近年来，陕西对外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见图1），2019年货物进出口总值达3515.75亿元，较上年增长0.056%，低于全国3.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2位；贸易顺差累计实现230.79亿元，较上年减少412.79亿元，降幅达64.14%。其中，实现进口总值1642.48亿元，增长14.47%，较上年回落20.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8位；出口总值1873.27亿元，下降9.84%，较上年回落35.1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8位。陕西对外贸易总体规模仍然偏小，远低于同处西部的四川（2019年进出口总值为6765.9亿元）和重庆（2019年进出口总值为5792.78亿元）；贸易顺差逐渐收窄。

（二）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发展不均衡、规模较小

服务贸易正日益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的新引擎。近年来，陕西积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发达地区经验，依托陕西制造业优势发展服务贸易，带动“陕西服务”“走出去”，服务贸易占全省对外贸易的比重稳步提升。2018年全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75.36亿美元。其中国际旅游和服务外包发展较好，如图2所示，自2010年以来，陕西国际旅游收入持续增加。但陕西服务贸易仍存在发展不均衡、规模较小等问题。2018年四川服务贸易进出总额达181亿美元，是陕西的2.4倍。陕西有各类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1500多家，多数集中在西安，但具有行业带动效应的龙头企业少，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总体较弱。

（三）实际利用外资持续稳定增长，外商投资来源地相对集中

如图3所示，近年来，陕西实际利用外资额持续稳定增长，2019年实际利用外资达77.29亿美元，同比增长12.8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0.2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29%，外商其他投资37.09亿美元。2019年全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23家，较上年同期增长14.13%；2019年，共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陕投资，其中实际利用外资排在前5位的国家（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这5个国家（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全省比重为89.43%。其中，中国香港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0家，实际利用外资25.29亿美元；韩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5家，实际利用外资24.06亿美元；中国台湾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8家，实际利用外资11.42亿美元；新加坡新设外商投资企业9家，实际利用外资4.59亿美元；日本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家，实际利用外资3.76亿美元。

（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

2019年，陕西省45家境内投资者对22个国家（地区）的5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为4.84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了26.3%。对“一带一路”沿线13个国家（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89亿美元，同比增长132.1%，占同期总额的39.1%。主要投向吉尔吉斯斯坦和马来西亚。

截至2019年年底，陕西省累计对外投资额55.61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路国家累计投资额13.45亿美元，占比为24.12%。陕西省对外直接投资额波动较大（见图4），且规模偏小；如图5所示，陕西与四川、重庆相比，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上差距较大。

三、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关键要素

对外开放的基本内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两种资源”，推动本国或本地生产发展、贸易扩大、人民生活改善（黄奇帆，2014）。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实体经济层面，包括货物、服务、资本、人员、数据的自由流动；二是经济制度层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还涉及双边、区域、诸边等各类国际经贸规则所涵盖的内容，不仅是传统的边境政策和边境后政策，还包括新兴领域的政策措施，如数据流动、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李计广，2020）。市场跨国配置资源要素既需要“硬件”设施互联互通，又需要“软件”制度安排来协调国家之间不同的规则。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内陆开放以来，多个省份在探索实践内陆开放方面取得了成效，尤其是重庆和四川创新开放体制和机制，不断开辟新的国际大通道，创新大通关制度，发展加工贸易以及离岸服务外包，外向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欧洲内陆地区，开放的案例比比皆是。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但其开放水平远高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沿海国家，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内陆城市都是著名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瑞士、奥地利、卢森堡等内陆国家开放程度也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相应较高。通过对对外开放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国内外内陆地区开放实践，我们认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需要以下五个关键要素（见表1）。

（一）开放通道是基础

国际大通道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只要内陆打通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的各种开放大通道，就能改变区位条件，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随着航空、铁路的快速发展，陆地和空中交通越来越便捷，费用也越来越便宜，陆路和航空开放大通道的构建可以迅速改变内陆的区位条件，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而就面向亚欧大陆的开放而言，西部是真正的开放前沿，具有显著优势。

（二）开放平台是核心

开放平台包括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别合作园区、高新区、国际博览会等。这些平台既是技术、人才、资本、创新资源和要素集聚的重要承载体，又是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核心载体。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对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挥了促外贸、引外资的先导区作用。特殊区域的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工业产值、进出口值均居我国各类开发区之首。二是发挥了推动中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助推器作用。出现以成都、郑州、西安为代表的“小区推动大省”成功范例，吸引龙头企业入区，聚集一批配套企业，打通本地进出口通道，促进中西部开放发展。三是发挥了引领新业态探索创新孵化器的作用（李少楠，2020）。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内陆地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承载平台，同时也是“试验田”，可以加速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实现以高质量的开放平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多层次开放口岸体系是支撑

口岸是国家指定的对外来往的门户，是国际货物运输的枢纽，是连接和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渠道。内陆地区应构建包括一类口岸和指定口岸的多层次开放口岸体系。通过开设指定口岸，特定产品能从境外直接运入内陆地区，使内陆地区从入境货物“终点站”，变为“起点站”和“枢纽站”，成为覆盖腹地区域、辐射全国的进境产品重要的集散中心，从而有效提升内陆地区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区位重要性和影响力。建设指定口岸将拓宽进境产品类别和增加进口业务量，推进多式联运、陆港联动发展，促进区域物流中心建设，能够推动完善口岸的外贸服务和管理机制，构筑内陆地区深化对外开放的投资和通商平台，形成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和区域性商贸物流枢纽。

（四）腹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前提

一个地区要成为内陆开放高地，需要强大的腹地经济作为支撑。腹地经济水平决定了人才、资金的集聚程度，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临空产业为例，国际经验表明，机场所在区域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才会保证临空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曹允春，2013）。因此，腹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是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与后续提升的前提。

（五）制度安排是关键

内陆地区要把开放搞好，就要把体制搞活（黄奇帆，2014）。我国沿海地区体制机制搞得活，才能深度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效配置“两种资源”。内陆地区体制不灵活、开放程度低，使得很多优势没发挥出来，没能很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和要素。近年来，重庆市创新开放的体制机制，用实践证明内陆地区也可以成为开放高地。制度安排包括：创新大通关制度，促进内陆对外贸易便利化；打造支撑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环境，包括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等。制度安排是决定开放的内生变量和关键因素。

四、陕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关键要素分析

（一）开放通道

1．中欧班列“长安号”

中欧班列“长安号”自2013年开行以来，开行量持续增长，2018年以来更是飞速发展，2018年开行量达1235列，2019年达2133列（见图6）。2020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共开行1667列，是上年同期的两倍；运送货物总重130.1万吨，是上年同期的1.9倍，开行量、货运量、图定班列数量稳居全国前列。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输网络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7月，开行线路达15条（见表2），通达15国45个城市，实现了辐射范围欧亚区域全覆盖。2020年上半年陕西省出台了《支持中欧班列长安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该措施将进一步支持中欧班列“长安号”优化运营组织、提高通关效率、带动产业聚集、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助力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辟陕西通往亚欧区域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陆路大通道。

2．航空大通道

近年来，陕西充分利用地处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的优势，逐步构建起融入世界、开放发展的航空大通道，着力打造空中“丝路”。

（1）航空客货运输能力持续增加。如表3所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运营规模逐年增加，2019年客运量超过4720万人次，全国排名第7位，货邮吞吐量突破38万吨，全国排名第11位。

（2）国内国际航线逐年增加，通航能力显著提升。2019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全年新开通国际客运航线19条，国际（地区）通航点达到67个，航线75条，其中全货运航线13条（见表4），通达全球36个国家或地区，连接74个主要枢纽和旅游城市，为陕西构建起了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航空大通道，进一步推动了陕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国内货运航线也编织成网，已开通国内全货运航线15条，连接国内重点航空物流枢纽，初步形成了“北上南下、东进西出、通达世界”的航线网络布局，实现了西北五省枢纽联通，带动西北地区融入全球经济。

（二）开放平台

1．综合保税区

（1）综合保税区是促外贸、引外资的先导区，也是带动地区开放发展的助推器。目前，陕西有6个综合保税区，分别是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安航空基地综合保税区、陕西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宝鸡综合保税区、西安关中综合保税区（见表5），以上综合保税区对全省进出口总值的贡献率达70%以上。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表现尤为抢眼，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进出口贸易值223.7亿元，同比增长96.2%，在全国14个贸易值超过百亿元的综合保税区中增幅排名第一。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践中积极先行先试，探索了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形成了围绕“半导体高端芯片制造+封测”全产业链的极具特色的竞争优势。但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发展至今，也出现了产业结构单一、引领赋能不足、配套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须按照新形势、新要求、新变化，扩面提质，提升能级。

（2）综合保税区发挥了引领新业态探索创新的孵化器作用。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安航空基地综合保税区、陕西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均为陕西自贸试验区的核心片区，是探索贸易便利化的主战场和先行区，涌现出了中欧班列铁路仓单归并、特殊区域外集成电路保税研发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创新案例。

2．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三年来，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完成了总体方案明确的165项试点任务，累计形成创新案例370个，其中16项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53项改革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

（1）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新突破。企业落户是营商环境最好的“投票器”。陕西自贸试验区试点多项商事制度改革，通过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服务举措，市场活力得到极大释放，各类企业得以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6月30日，陕西自贸试验区新设市场主体66047家，新增注册资本8049.23亿元。其中新设企业44487家（含外资企业521家），新增企业注册资本8027.26亿元（含外资企业注册资本28.67亿美元），新增注册资本亿元以上企业788家。

（2）以提升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为重点，开放型经济发展迈出新步伐。一是加快投资领域改革，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加快聚集。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断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二是推进贸易监管制度改革，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西安海关、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发改、商务、税务等部门围绕贸易便利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在通关便利化、检验检疫、金融改革等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3）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取得新进展。一是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中欧”“中俄”等国际合作园区加快建设，“中欧”产业园聚集了德国博世、法国阿尔斯通等世界500强企业的9个项目。杨凌片区设立了年度规模1500万元的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专项资金，经开功能区与中国兵器集团合作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军民融合产业基金，为助推陕西省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着力打造“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人文交流平台。建设文化艺术品保税展示中心、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丝绸之路文物考古中心，与“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的博物馆联手打造智慧博物馆。

（4）发挥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作用，区域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陕西自贸试验区先后分两批将53项改革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不断扩大改革红利惠及范围。2020年，在宝鸡、铜川、渭南、延安、安康、韩城开展陕西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区建设，通过“创新协同”“产业协同”“政策协同”，增强陕西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助推“三个经济”高质量发展。

3．欧亚经济论坛

欧亚经济论坛是经国务院批准，以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为主体，面向广大欧亚地区的大型机制性涉外论坛。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明确将欧亚经济论坛列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西安是欧亚经济论坛的永久会址。论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搭建了对话、交流的平台，也为陕西西安带来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城市带来了稳定的关注度，将为西安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对西安发展产生持续的联动效应。

4．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简称杨凌农高会）由科技部、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国家5A级农业综合展会和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展会。杨凌农高会自1994年创办以来，依托和发挥杨凌示范区的农业科技优势，展会规模不断扩大，展览内容日益丰富，知名度和影响力逐年提升。26年来，累计吸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30多个省份的上万家涉农单位参展，参展项目及产品超过17万项，连续六届项目签约投资和交易额均超过了1000亿元，对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带动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加强中外农业科技合作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5．丝博会

第四届丝博会共有俄罗斯、柬埔寨、美国、英国等25个国家的200余家境外企业参展；国内23个省份共2000余家企业参展，大会举办主旨论坛、重要会议、投资促进活动等经贸合作交流活动65项；此外，大会还配套举办文化、旅游、艺术、美食等活动，促进陕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省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三）多层次开放口岸体系

目前，陕西拥有一类航空口岸1个，一类铁路口岸（临时）1个，二类公路口岸1个。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已建成并运营进口冰鲜水产品、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口药品、进境水果、进口肉类5个指定口岸，西安国际港务区已建成并运营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和整车进口口岸。陕西指定口岸的类型和数量均居内陆省份前列，进境指定口岸的经济效益和带动效应逐步显现。

（四）腹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腹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是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与后续提升的基础。

表6展示了陕西与周边几个省份2019年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的基本情况，从表6中数据可见，陕西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工业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人口规模在5个省份中均仅高于重庆，而服务业GDP总值则是最低的，每十万人口高校平均在校生数是最高的。

再结合城镇化率来看，陕西城镇化水平虽不高，但由于人口基数偏小，未来城镇化空间并不大，这将对未来的陕西经济发展中可受雇劳动力形成制约。

（五）制度安排

1．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有关的政策措施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支持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的决定》中，对陕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做出了安排（见表7）。

2．营商环境

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学者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要求，构建了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24项评估内容，具体指标如表8所示。

根据这一指标体系计算的陕西营商环境总得分是46.27，全国排名第24位，表明陕西营商环境欠佳。

（六）陕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关键要素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1．国际航线数量不多，航空货运能力相对偏弱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联通国家地区数量及境外城市分别为29个和50个。国际化航线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安国际开放大通道建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货运能力相对偏弱，2019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381869.6吨，全国排名第11位，如图7所示，在已获批的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中排名偏后，这与其优越的区位优势不相匹配。

2．开放通道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西安陆港国际物流设施总量不足，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货运支撑条件偏弱，多式联运、转运设施匮乏，通道服务通达性、便捷性不足，货代、多式联运企业数量偏少。

3．开放平台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陕西自贸试验区建设还仅仅处于“放管服”改革阶段，制度创新仅局限于一般的便利化层面，离国际贸易自由化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创新陆路市场开放制度方面探索不够。欧亚经济论坛、丝博会、杨凌农高会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坛和博览会的平台价值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4．指定口岸功能拓展不足

从陕西在全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来看，指定口岸还有很大拓展空间，主要表现为正式投入使用的指定口岸类别少，加之现有的产业结构、产业链培育周期以及业务宣传等因素的不足，从陕西直接入境的货物批次和货值有待提升；与相邻省份竞争激烈，重庆、河南指定口岸发展势头良好，尤其陕西与河南两地指定口岸具有很高的相似度，面临激烈的竞争。

5．营商环境欠佳

吸引集聚资源要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能力不足，投资贸易和金融服务国际化水平低等问题普遍存在。

五、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支撑，拓展开放通道

1．做强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打造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畅通东西双向国际贸易大通道

中欧班列“长安号”已到达15国45个城市，开行线路15条，辐射范围实现了欧亚区域全覆盖。西安港至青岛、宁波等海铁联运线路已实现常态化开行。要依托中欧班列“长安号”和海铁联运班列，实现与境外枢纽节点和国内重要枢纽城市的协同。加大与俄铁、哈铁等境外铁路公司和场站的业务联动，实现与境外枢纽的协同。通过与各沿海港口和沿边口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或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物流枢纽设施，实现与境内枢纽城市的协同。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争取将西安港纳入启运港退税试点，使在西安港开展出口业务的企业享受与海港相同的启运港退税政策。积极协调国家相关部委推动海运提单与铁路运单互认，统筹推进公路、铁路和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运单和提单单据的标准化和统一化，赋予运单以物权属性。

2．扩大国际航线覆盖面，增强国际航线通达性，打造“一带一路”国际航空物流枢纽

《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9—2035年）》中设定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8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突破80万吨；到2035年，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货邮吞吐量突破200万吨。2020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西部地区要“加强航空口岸和枢纽建设，扩大枢纽机场航权，积极发展通用航空”。我们认为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应充分利用“临空+保税+自贸+口岸+跨境+航权”六大功能叠加优势，充分利用第五航权，并试点“第七航权+中途分程权”，引入国外航空运输企业，增开加密国际航线，把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打造成为东盟—中亚国际航空运输走廊核心支点、向西开放并向东集散航空中转基地、“一带一路”国际航空物流枢纽。

3．抢抓新基建政策机遇，建设数字“一带一路”信息通道

相对于互联网应用水平而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对外贸易升级过程中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能够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推动对外贸易升级，尤其是在贸易环节的组织与要素流动的加速两个方面表现更为突出（钞小静，2020）。要做强智慧信息网，推进“云、网、端”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建设国家“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西北分中心、多式联运大数据运营中心，统筹推进政府投资数据中心和超算中心建设，打造国家西向信息传输大通道和大数据存储交换中心、信息枢纽中心、互联网信源集散地。

（二）做强做优开放平台体系

1．以自贸区为抓手，打造内陆开放制度高地

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结合向西开放实际创新制度措施，创新陆路市场开放制度。一方面，针对企业的“投资设立—业务经营—兼并收购—资产处置—经营退出”全生命周期，对各行各业的企业，结合其不同特点，给予精准化的制度与政策创新支持；另一方面，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化过程中，支持企业大胆试，政府大胆改、自主改。例如，在“两国双园”的投资合作框架下，可以尝试与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开展双边与多边国际谈判，签署投资保护意向书，以保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权益。再如，沿线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差异大，导致投资贸易风险大，可尝试按照国际惯例，倡议并起草丝路货物贸易违约与救济法文件等。总之，向西开放是全新的领域，面临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借鉴已有经验，依托WTO规则，大胆创新投资贸易模式，创新贸易规则和制度。

强化自贸区与所在园区的融合，推动区域整体协同创新。目前陕西的自贸试验区都是在各种高新区、经济区、综合保税区、国家级新区的基础上叠加设立的，其目的是为制度创新提供可依托的区域产业基础和贸易环境优势。由于过去各类园区的发展主要定位于经济功能和产业功能，自贸区的定位主要是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制度创新功能，二者的发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贸区与原有各类园区的协同创新作用，促进自贸试验区与各类园区协同融合发展。

2．提升欧亚经济论坛、丝博会、杨凌农高会的影响力，延伸其平台价值链

探索建立丝博会、杨凌农高会参展企业会员制度，包括划分不同权限的会员，可根据国家发展程度确定是否缴纳会费以及缴纳多少会费。利用举办欧亚经济论坛、丝博会、杨凌农高会的契机，采取各类措施，吸引各类国际贸易主体落户陕西。工作重点包括：第一，吸引贸易企业。鼓励大型跨国公司、大型知名采购商、高端装备和技术贸易企业、跨境电商平台企业，以及各类新型贸易企业落户西安，或在西安成立地区总部，从事进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形成新的贸易网络。第二，吸引各类贸易服务企业。贸易也是服务密集型行业，需要吸引国际顶尖的金融、银行、咨询、中介企业落户陕西，为进出口贸易提供必要的服务，以保证贸易顺利进行。第三，鼓励国外各类贸易促进机构、行业协会、国际标准组织等专业性服务机构在陕西集聚。各类机构的集聚将有助于提升欧亚经济论坛、丝博会、杨凌农高会的国际影响力。另外，要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国际重大活动，大力开展城市营销。

3．支持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检修维修中心

陕西在航空航天和高新技术方面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且科教优势突出，因此各综合保税区应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内容，支持综保区内企业开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航空航天、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等再制造业务，支持区内企业探索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符合环保要求的保税检测和全球维修业务。

4．依托西安高新区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西安高新区是陕西区域创新增长极，也是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载体，因此，西安高新区应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内容，争取中省扶持政策，建设好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更高层次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通过共建海外创新中心、海外创业基地和国际合作园区等方式，加强与国际创新产业高地联动发展，引进、集聚国际高端创新资源，深度融合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支持西安高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人才交流、技术交流和跨境协作。

（三）积极拓展口岸功能，加速国际国内要素集聚和流动

1．拓展口岸功能

继续推动建立口岸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综保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全省口岸和综合保税区建设发展。一是促成西安港铁路口岸尽早正式成为一类口岸。二是构建与陕西开发开放水平相匹配的指定口岸无缝对接格局，形成指定口岸各具特色、相互补充的局面，使口岸功能产生叠加放大效应。充分利用国际航线、中欧班列“长安号”的运能，增强口岸的国际物流集散功能，为指定口岸入境产品辐射中西部乃至全国市场奠定坚实基础，扩大与周边省份竞争的比较优势。

2．强化政策支持

加快建设“单一窗口”，推进大通关，整合监管资源，优化口岸服务，增强口岸集聚效应。加快电子口岸建设步伐，尽快构建集通关、物流、商贸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切实提升口岸信息化水平，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四）推动国际贸易优化升级

1．增强贸易创新能力，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

利用西安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契机，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贸易有机融合，培育外贸新动能。用好用足中省市促进中国（西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做大跨境电子商务规模，探索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2．抓好加工贸易转移承接中心建设

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是提高陕西开放型经济比重的有效途径。应抓好陕西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承接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国际港务区的“内陆港+自贸区”的平台和政策优势，持续招大引强，将陕西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承接中心打造成承接国外和东南沿海产业、面向“一带一路”的加工贸易基地，为陕西开放型经济跨越发展注入新动能。

3．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着力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拓展中亚、西亚、南亚、非洲、拉美等市场，逐步提高自贸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陕西省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贸易潜力、产业互补、国别风险等因素，引导企业开拓一批重点市场。

4．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模式

以建设西安和西咸新区服务贸易试点为契机，进一步发挥西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作用，推动陕西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集聚发展，探索建设文化、中医药服务等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探索构建数字贸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推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转型，着力推进旅游、运输、教育、文化等产业国际化发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着力加强旅游、体育等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发展中高端入境游，促进来陕留学和购物，提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引导消费回流，利用53个国家人员由西安航空口岸过境免签停留144小时的政策吸引入境消费。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探索建设服务贸易境外促进中心，更好地发挥贸易促进机构、行业协会的贸易促进作用。

（五）东西互济，构筑陕西大腹地经济圈

就陕西而言，在其成为向西开放前沿的同时，也就扩大了陕西的腹地经济圈，我国东部的广大区域、陕西毗邻的八省区都可以构成陕西巨大的腹地经济基础，成为陕西向西开放的坚强后盾。应深化省际区域合作，扎实推进苏陕合作，加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协作，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陕甘川渝毗邻区域实现设施联通、产业合作、人文交流。

（六）推进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作为陕西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创新示范区，将极大地提升区域对外开放能级。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应突出“临空+自贸”特色，探索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模式，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探索构建与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迪拜临空经济区等“一带一路”沿线临空经济区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建设面向全球的飞机维修基地，引入外商设立独资飞机维修企业，在陕西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陕西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探索开展“两头在外”的航空器材包修转包区域流转试点。

（七）官方与半官方机构总动员，构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陕西建设开放高地必须在将产业融入国际产业链的同时，构建国内外社会关系网络。一是加强与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的沟通与合作。这种沟通与合作可以从产业创新合作、总部经济合作、制度创新合作、对外投资合作、人员交流合作等方面展开。二是建立欧亚大陆桥中心城市联盟（包括国内地区与19个欧亚国家的中心城市）。国家之间，经由双边友好城市关系，可结盟丝路中心城市；陕西与国内欧亚大陆桥沿线节点城市，亦可经由友好城市共建关系结盟，从而为双边政策沟通、经贸合作创造条件。三是加快丝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在西安设立领事馆的步伐。建立中亚与西亚国家留学生国际教育基地（汉唐学院），依托陕西高校进行留学生招收与培养工作，从而形成留学生教育的长效机制。四是建立与完善对外投资与贸易促进机构体系。可以通过两条渠道实现：一是利用现有的贸促会，继续完善此类机构的功能与作用。可以通过设立外派市场调查员制度来完成，将市场调查员外派往“走出去”的企业兼职，实行双薪酬制度，使其担负定期搜集东道国市场信息的职责，他们是企业“走出去”的“眼睛”与“耳朵”。二是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招商引进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完成。

（八）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抓好已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落实。推动数字营商环境便利化。以陕西自贸区为载体，对标国际高标准，探索构建与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相适应、与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数字营商环境，争创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

参考文献

［1］戴宾．构建成都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思路与举措[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4．

［2］程健，邢珺，章彦姗．内陆地区经济开放度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4（15）：59-62．

［3］刘慧，叶尔肯·吾扎提，王成龙．“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15（5）：545-553．

［4］张英．内陆型开发开放高地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4（1）：82-85．

［5］李颖慧，李敬．中国内陆开放实践：机制分析与经济增长效应[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1-23．

［6］郝渊晓．紧抓西北大开发机遇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N]．陕西日报，2020-05-23．

［7］裴成荣．以建设高水平自贸区为引领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J]．新西部，2020（13）：5-6．

［8］黄奇帆．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一个直辖市例证[J]．改革，2014 （2）：5-11．

［9］李计广，李秋静．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内涵、标准与评估[J]．国际贸易，2020（4）：4-13．

［10］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9—2035年）[Z]．2019．

［11］西安市人民政府．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推进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发展工作方案（2020—2022年）[Z]．2019．

［12］曹允春，刘芳冰，罗雨，等．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路径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0（1）：134-144．

［13］张三保，康璧成，张志学．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J]．经济管理，2020（4）：5-19．

［14］张婷，刘洪愧．以进博会创新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对策思考[J]．国际贸易，2020（5）：14-20．

［15］Shuzhong Ma，Jiwen Guo，Hongsheng Zhang．Polic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Digital Trad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China & World Economy，2019（3）：49-75．

［16］王拓．数字服务贸易及相关政策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2019 （9）：80-89．

［17］[美]乔尔·科特金．新地理[M]．王玉平，王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8］任泽平，马家进，连一席．新基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