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活的幾個主要階段與著述

張晉自言：“予詩皆十四歲以及二十以上之作。”（孫枝蔚《張戒庵詩集序》引）今所見《戒庵詩草》卷二《避賊十歌》自注：“明末時作。”考其事，作於順治三年，時晉年二十歲。因南明小朝廷尚在，故意如此含糊作注。又卷六《蘇幕遮·苦雪》自注：“十六歲作。”《望江南·元日》自注：“十八歲作。”其他均未注作時，大約都是二十歲以後的作品。十四歲時作品未收入，自然因爲内容較單薄或技巧不够純熟，而十五至十八歲之間作品收入甚少，當是一則技巧上畢竟未至爐火純青之程度；二則因爲那段時間正當明亡前後，作品反清思想過於明顯，大約在吳鎮重編之時大多被删去。已收入集中的一首詩、兩首詞都是表現較爲含蓄的，但也不難看出作者當時的思想情緒。其《蘇幕遮》云：

日遲遲，風杳杳，曉步寒林，雪壓竹枝倒。舉目江山不是了，一望濛濛，此恨誰知道？ 臥時多，行時少，若要出頭，直待東皇到。羞殺春園花與草，忍耐著他，惟有青松好。

此詞作於十六歲時，正當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之時。上闋以“雪壓竹枝倒”喻清人南犯，明朝滅亡。“江山不是了”以白雪覆蓋大地説江山易主；“此恨誰知道”也是借冬寒使一切生物處於飢寒交迫而言亡國之痛。下闋“盼東皇”是説日出而冰雪化，實則以“東皇”喻明朝政府。清人入關後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鍵）等先後在東南一帶稱帝，“盼東皇”實際上表現了對尚存於東南的南明政權的希望。《望江南》一首作於元日，用“望江南”這個詞牌，亦有所取義。詞云：“臺上誰人占日色？宮中何處頌《椒花》？江南望眼斜。”其意與《蘇幕遮》“盼東皇”相同。由這兩首詞可以知道，張晉在十五至十九歲之間不是無詩，不過多不便公之於世罷了。孫枝蔚《張戒庵詩集序》云：“康侯少年具壯志，所至能使塞上諸將揖爲上客；間馳馬，輒一日能二三百里。”然而西北一帶與清軍直接交鋒少，但由於明末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農民起義卻風起雲涌。大約就因爲這個原因，張晉終於未去塞上。

清人入關以後，有的明朝武官投清以後同滿族貴族一樣大肆掠奪，爲文職做地方官者也同明末時一樣貪贓枉法，張晉對此極其鄙視。他詞中“羞殺春園花與草，忍耐著他，惟有青松好”數句，正表現了當時的思想態度。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張晉參加了鄉試。張晉思想的這個轉變，一方面同清統治者在建國後民族政策上有所轉變、社會逐漸趨於安定、人民生活生産得以恢復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依附性，你要想爲社會幹一些事，就得加入到這個體系中來。不過，由於從小所受教育和他父親的死，張晉對清朝統治者在感情上始終是排斥的（這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出，從他同明遺民孫枝蔚等人的深厚感情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所以孫枝蔚含蓄地説他是“爲養而仕”（《溉堂前集》卷七《壽張康候母晏太夫人》序）。

張晉是清代甘肅第一個進士，也是清代臨洮唯一的進士。他參加鄉試在順治八年辛卯，《狄道州志》卷四《選舉》作七年辛卯；中進士在順治九年壬辰，《狄道州志》卷四作八年壬辰，干支是而年代誤。

張晉去長安參加鄉試、赴京會試及候選中，開擴了眼界，加深了對社會的認識，寫了一些深刻反映現實的作品。如被孫枝蔚、劉沅水評爲“詩史”、“古今第一大文字”的《四災異詞》就成於這一階段。

清代著名詩人宋琬曾贈張晉詩二首：

才子半爲吏，如君方少年。一時驚彩筆，百里聽朱弦。雨雪關山道，音書鴻雁天。梅花春信好，寄我《上陵》篇。

葭菼露蒼蒼，弓刀客子裝。秦風餘《駟驖》，漢使重星郎。掣電徠天馬，彈琴下鳳凰。定蒙宣室問，災異説維桑。 [2]

詩中“一時驚彩筆”寫京師中對張晉詩的反映；“雨雪關山道”至“寄我《上陵》篇”寫他們之間書信、詩作的來往；“秦風餘《駟驖》”、“掣電徠天馬”就張晉“縱横凌厲，出入《風》、《騷》”的詩風而言；“百里聽朱弦”、“彈琴下鳳凰”則贊其音樂方面的才能。末尾“宣室問”以賈誼爲喻，表明了對這個少年才子的推崇；“災異説維桑”，又説張晉如被召見，則將陳述家鄉的災異，反映百姓的困苦。從這兩首詩可以看出當時一些負有盛名的詩人是怎樣看待張晉的。

張晉在京師所結識的詩人，成就突出的還有施閏章、曹爾堪、魏象樞、魏裔介四人。《戒庵詩草》卷五有《贈施尚白比部》、《贈曹太史顧庵》、《答曹子顧韵》等，詩中表現了他們相互之間的瞭解和傾慕；《戒庵詩草》與《寒松堂集》中都有《送聶輯五侍御案秦》，反映出他們的交往與一起作詩的情況。魏象樞有給張晉題父節母壽册的詩二首。張晉與其他詩人也有親密的交往。如其《招素公》（素公，金德純字）云：“素公爾來，我爲爾歌臨高臺……”，詩友唱和、舉酒狂歌的情景已躍然紙上。張晉被授丹徒令離京後，同在京城所結識前輩同輩詩人仍有詩來往。如《戒庵詩草》卷四的《通灣舟次寄環極、石生二先生》及《螢火和魏環極先生韵》，是離京後寫給魏象樞、魏裔介的。卷二《寄顧西巘》序中説：“旦發三里，接《鵝城詩》，馬上嘯呼，行人以爲顛狂。嗟呼，知己云難，而得復失之，乃猶幸其失復得之也……作一歌，寄西巘。”詩人同顧如華的深厚感情及他對這種感情的珍惜之情也均於此可見。

張晉在京時二十五六歲，而以詩驚眾，聲名大震。“諸公爭爲擊節驚歎”、“賓客填門，揮毫立就”（卷四孫枝蔚評語），這從卷四、卷五的大量贈詩即可看出。今集中可見的贈詩、答詩共八十五題，均能因人、因地有所鼓勵和規勸，無阿諛奉承之語，而流露出作者對人民生活的深切關懷。這些詩掃除了陳詞濫調，與明代七子之末流凡贈詩均成“敘爵里姓氏之書”的老套大不相同。

《狄道州志》載張晉“初授刑部觀政，明年初宰丹徒”，又乾隆《鎮江府志》載張晉爲順治十二年任丹徒令。張晉至丹徒以後，“乃漸不欲有其詩名”。當時有人説，這是因爲曾有人忠告張晉“詩人多不嫻吏治，且易取人忌”，晉“雅善其言”。而據張晉自己説，是恐將來悔其少作。從情理上來看，應主要由於前一個原因；張晉所説，不過是表面上的原因。他在京時爲什麽不怕將來悔其少作，而到丹徒後忽然又恐將來悔其少作呢？他生長在北方，以二十七八的年齡至江南之地爲縣令，人生地疏，政務也未必嫻熟，自然公事繁冗，無暇勞神於詩詞餘事。作爲一個曾以詩揚名於京師的青年文人，在作詩與吏治二者不得兼顧的情況下“不願有其詩名”而一心忙於政務，具體地反映了他關心國計民生的思想。

張晉在丹徒“詢疾苦、勸農桑、興學校、裁火耗，罷不急之務。三載，惠洽民孚”（《狄道州志》卷九）。故鎮江府知府張來鳳對他十分看重，“相倚如左右手”（《鎮江府志》卷三十四）。農桑之外，他更重視教育。他以太倉朱臣爲儒學訓導，“月會課諸生，具酒饌論文，評題無不得當。學廟將傾圮……張晉上督學使者鳩工修築”（同上）。丹徒名士、順治四年進士張九徵撰《重修丹徒儒學碑記》云：

丹徒在郡城中，其學與郡學相望屬。以地勢高廣，風雨剝蝕，聖宮賢廡，悉就廢弛。臨洮張君來領是邑，喟然興嘆，爲請之督學張公。張公率先倡助，集紳士謀焉……張君以家學成進士，有才名。下車逾月，百廢俱舉。退食之暇，力學不倦。士民皆以興學誦其功。 [3]

可見政績之一斑。

另外，張晉與孫枝蔚、李楷等聯絡西北旅居丹徒、揚州的遺民詩人，組織了一個丁酉社。在久經戰亂之後，來調解人們的情緒和社會氣氛。

張晉在丹徒時縣試童子第一人張玉書，即後來《康熙字典》的主編，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爲清代名臣之一。

張晉因江南鄉試案被下獄，《郎潛紀聞》卷十二云：“最可畏者，尤莫如十四年丁酉順天、江南兩省科場大獄……江南則江寧書肆刊《万金記》傳奇，不知出誰手，傳聞禁中，以‘方’除一點、‘錢’去二戈指兩主考姓。世祖大怒，命將主考侍講遂安方猷，檢討仁和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周霖、張晉、朱、李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維訓、朱建寅、王國禎、盧鑄鼎（一作錢昇）、雷震生俱駢戮於市。厥後衡文獲咎者尚難枚舉，聖諭煌煌，從未比附輕典……順治丁酉科，命南北中式者在瀛臺覆試，題即爲‘瀛臺賦’。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咸慄慄危懼。常熟陳溯潢亦在列，其父貢生式嘗作《燕都賦》，溯潢夙誦習，因點綴成篇。欽定第一。”《狄道州志》言因主司受賄而被罣誤，是正確的。但張晉在獄中所作《梅花十五首》之八云：

到底真心難盡吐，至今傲骨未曾低。祗緣世外貪山水，誤被人間亂品題。莫笑岩阿皆捷徑，羞隨桃李浪成蹊。

似其得禍與詩名或詩作亦有些關係。又《戊戌初度八歌》之四云：

一聞新起文章獄，黃金無色玉無聲。讀書致禍今如此，悔不南畝偕春耕。

詩中説到“文章獄”及“讀書致禍”，亦反映了這個情況。可能彈劾方猷、錢開宗者也盡力牽連，找了些別的名目趁機陷害張晉等人。

張晉在丹徒結識的西北詩友中，關係最密切的是孫枝蔚。他贈張晉及張謙之詩甚多。張謙歸臨洮後，他在給郭德懷（字廣文，臨洮人）的信中還表示了對張謙的關心與稱贊（見《溉堂文集》卷三）。

從張晉居家讀書、應試和在京城、任丹徒令這幾個階段上學習、創作、交游、政績等方面的情況可以看出，他關心社會現實，關心國家和人民，也具有創作的才華。這是他在短促的一生中能寫出一些足以傳世的作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