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城市：城市的兴起是文明形成的基础

在各个界定文明的标志中，城市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城市和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伊德翁·舍贝里（Sjoberg 1960）在他的《前工业城市》（The Preindustrial City）一书中第一句便说：“城市和文明是不可分割的。城市的出现和普及，使人类离开了原始社会阶段。同样地，城市也能使人类建立一种越来越复杂，且能让人更满意的生活。”

城市的出现，即人类的主要居所由原始农业聚落进化至城市，是一个由原始文化进入文明的复杂过程，包括人类群体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剧变。在这个过程中，原始文化走进了较高的发展阶段，成为文明。从科学角度看，历史上城市的出现乃基于两大因素：一是科技的突破，即生产技术、运输技术和仓储技术的重大发展；二是组织和管理能力上的突破（Hauser 1965；Johnson 1967；Meadows 1957）。这两大动力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能生产出生产者自身基本需求以外的剩余粮食，而这些剩余又能有效地集中到某些地方，形成一个以第三产业和行政、组织与宗教功能为主的人口较多的大型聚落（Turner 1949）。

英国学者柴尔德（Childe 1936，1950）称这个推动城市形成的过程为“城市革命”，它与在时间上更早的“新石器革命”或“农业革命”组成了人类由原始文化进入文明的两大阶段性变革。他指出，文明的出现与城市关系密切，甚至是由城市带动的，而城市也等同于文明的标志。罗伯特·M.亚当斯（Adams 1972）则论断城市文明出现的动力乃灌溉农业、频繁的战争，以及地区资源分布的不平均。罗伯特·J. 布雷德伍德（Braidwood 1986）也认为导致城市出现的乃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公元前4000 年在两河流域出现的灌溉技术。大型灌溉工程的建造和管理，导致了对主要生产要素之一的肥沃土地的拥有出现不平等现象，直接促使社会阶级分化。

在上述学者的基础上，费根（Fagan 2001）做出如下总结：“考古学家将文明当作一个城市化的国家级社会的缩影。”他还对远古文明或前工业文明，总结出五个主要标准：

1. 以城市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复杂的社会；

2. 基于中央集中的资本积累、社会地位由朝贡与税收决定的经济体，能支撑千百名脱离粮食生产的非农人口就业，促进远途贸易、劳动分工和手工业的专业化；

3. 有记录方法、文字，以及在科学和数学上的进步；

4. 有宏大的公共及纪念性建筑；

5. 有一个由统治者领导的有广泛影响的全社会性宗教。

迈克尔·曼（Mann 1986）从另一角度描述了“城市革命”或文明形成的过程及其具体内容。他认为，真正的城市生活是由四种社会权力构建的，即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及政治。在公元前3千纪，农业进步使经济资源增加，也促进了军事力量的形成。在早期，这力量主要是对外的，而不是内部的征税或镇压工具。经济精英和庙宇关系密切，也与文字记录能力及远途贸易相关。军事力量最后让已经控制了宗教信仰的经济精英蜕变为世俗的王。最终王将自己神化，并把这四种社会权力集于一身。两河流域及古埃及城邦的兴起与演变印证了曼的论点。

然而，西方学者对于城市的兴起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是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是否先有文明，后有城市？二是既然生产技术与贸易的发展导致经济结构发生转变，造成社会内从事生产与非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形成“城市革命”的动力，那么这动力是否乃是工业化和商业化，因而是手工业者或商人，而不是一般的经济精英、军事或宗教领袖成为这一过程的主要人物？

芒福德（Mumford 1961）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他认为从分散的农村经济到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的转化，最关键的因素乃是国王，即王权。在文明出现所依赖的经济剩余价值的集中过程里，城市是产生这些剩余价值的科技和管理组织等关键投入的集中地，因而也是当时文明要素的集中地。而主导这项城市功能的乃是以王为代表的社会及其结构：“王占据了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脏地区来，并置之于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之下。”

明显地，这个文明观是将城市与乡村看作同质的，是一个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虽然城市在表面上与农村明显不同，如它在经济上以非农活动为主，在景观上有宏伟的宫殿与庙宇，在职业功能和社会阶层上有王、官员、商人和工匠等，俨然自成一类“文明”。但城市中的这些文明要素是文明在空间上的集中，而不是与城市所处的广大农村腹地内的农村地区相对及不同的另一种文明。套用芒福德的话：城市是文明的心脏地区，王或王权是当时文明的缩影，正是当时的文明促进了整个广大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剩余价值的积累、集中和转化，包括制造新器物、创造艺术和通过贸易来换取本地缺乏的资源。芒福德又指出，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只是一种附属现象，因为它们的实际操控者乃是王权，或王权与宗教的结合体。

不过，范德·米尔罗普（Mieroop 1997）认为：“国家是在城市基础之上构建的。”即先有城市，才有国家及文明。因此，我们要在远古聚落与文明出现之间注意到一种近似城市的过渡性大型聚落，即在文明出现之前的“初城”。它们为真正的城市文明的形成及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古埃及、两河流域和中国的考古成果都印证了前文明时期初城的存在。正因如此，文字与国家是由近似城市的大型聚落初城孕育的。这样一个超大型的聚落或酋邦首都在文字和国家形成之前已出现，在时间上正处于文明的前夜。此外，正如前述，我们不能把城市从它所处的社会和地区分割出来，从文明的角度看，城市与乡村是个统一体。在这些意义上，“文明”可与“城市文明”画上等号。

总言之，城市是文明的门槛，也是文明主要的载体，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活动等的支撑点，也是为农村人口和农业提供必要服务的中介地。历史上的城市演变因而体现了文明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