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市文明史的主要观点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及文明的内涵

我们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将还未跨进文明门槛的人类史前发展称为“文化”。当人类社会已有了文字、城市、复杂的社会分工、国家和典章制度，便是文明社会。今天，除了极少数在非洲和南美洲原始森林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全球各国各地都已是文明社会。然而各国、各地区乃至在一国或一地区内的不同族群，因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亦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宗教、语言、习俗和艺术风格。这便是一国之内或一个文明之内地区间或族群间的不同文化。因此，“文明”可作为泛称，而相对于中国文明而言，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存在的地方文明，便被称为地方文化。

此外，文明指的是一个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是以本书所说的中国文明，实指中华文明，即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在“中国”这个广大地区所孕育出的泛文化。在这过程中，核心政权所统治的具体范围经历了多次变迁，但中华文明的覆盖范围都超越了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所管辖的领土。不过，因今天对文化与社会的论述往往都以国家这个政治单位为基础，所以我们亦务实地采用了中国文明一词，以避免产生政治上的误解。实际上，东亚与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当然，它们亦各有特色，是以可视为中华文明下的不同文化，或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

中国的文化与文明观

中国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史前文化，如湖南西南的高庙文化、河南舞阳的贾湖文化与辽宁的兴隆洼文化，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已发展出了祭祀天地与祖先崇拜的传统，逐步形成一套沟通天、地、人三者的价值观、等级观念和礼仪制度。考古发现，如远古建筑遗迹和大型聚落等，亦反映这些观念和习俗。经夏、商两代不断完善，这些文化元素已在周初成熟并演化为主要的中华文明传统。它们经儒家与道家的解读和应用后，成为至今仍行之有效的为人与治国原则。

“文”“化”二字的组合和“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彖》曰：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说明了“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文字，以及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而“化”的意义是“教化”，是共同规范的应用，包括其产生、传播与传承。

而“文明”一词，除了出现在上述的《周易》中，还出现在《尚书》和《礼记》里，意为“光明”，或治国理想的“王者修德、民风淳朴”。它要求人的内在德行和文化素养不仅要使个人神釆奕奕，也要让他人如沐春风。在国家层面，中国的文明观不但强调自身修德，也注重对外国、外族的教化。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中被称为“礼义之邦”，实基于此一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原则，如《晋书》所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

作为“礼义之邦”的中华文明社会所追求的是有道德的社会和生活。天地代表了一切美德的源泉，亦代表最高的道德表率。敬拜天地实际上是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以谋求可持续发展；祭祀祖先乃是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维持伦常和等级秩序，以达致社会稳定与和平。这便是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天的道德与授权亦成为由古至今中国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即“天命”。

中华文明的道德与和平特点

与西方文明（指自古希腊开始的海洋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或传统文化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强调竞争。正如上文所说，西方学者基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验，强调了文明的发展必涉及对其他文明的侵略，甚至消灭其他文明，或被其他文明灭亡。世界历史对他们来说就是文明之间一连串你死我活的丛林式竞争。这就是“文明冲突”与“文明衰落”概念背后的逻辑。

反观中国，中华文明在处理与外国或边境民族的关系时，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历代中央政权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控制竞争、弱化竞争，以创造一个互通贸易、文化的友好关系。这便是《论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与老子所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意思相通（谭中 2017）。正如现代学者王蒙所言，中国传统注重美善甚于注重真。注重美与善，也就是要让大家舒服，尽量减少矛盾，做到皆大欢喜。

是以中国文明不但包含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更在质及用方面有明显的中华民族特色，即强调道德观、善、美、和谐、互相尊重，以及主动地向落后的文化进行以美、善（和谐、大同）为目的的教化。在夏、商、周三代，这个趋于成熟的文明明显地向周边扩展。与当时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中国文明的繁华和高度发展让周边游牧民族仰慕，但当草原因气候变化而资源枯竭时，古代中原政权又成为游牧民族入侵与掠夺的对象。中原政权的处理办法往往是通过和亲及朝贡贸易给予援助，如汉和唐时把公主分别嫁给匈奴和吐蕃的王，并赐予丰厚的嫁妆，其中除了粮食和金银丝绸，还有众多文献、工匠、工具和种子等，以帮助匈奴和吐蕃发展与教化。明清两代的朝贡贸易亦是赐予的比接受的多，目的就在于睦邻。

除了一小部分历史时期在应对外来势力的武力威胁时采取了武装手段，中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和平的，以助人为目的。正如孟子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便是中国作为礼义之邦所崇尚的王道，亦即天道。它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也是在诸世界文明中的显著特色。举个例子，中华文明自汉代开始便向日本传播，对日本的开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日本在隋唐时，有感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主动派了近20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政府更让他们带回大量文献，甚至派部分官吏学者随遣唐使赴日。中国没有动用武力，而是在自汉至明的1000多年间，帮助日本吸纳了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典章制度、文字、建筑、艺术，甚至文学等。今天日本的官制、书法、文字、宗教、建筑、传统节日与生活习惯，都有部分源于中国。唐朝李白的诗是当时日本皇室与知识分子模仿的对象，而以朱熹与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为著的宋明理学亦一度成为日本的显学。反过来，倒是日本或因经历了元朝两次渡海侵袭失败后，竟在丰臣秀吉时兴兵侵华。明治维新后，日本改以西方文明为师，才导致20世纪的侵华行动及其彻底的失败。

今天的中华文明覆盖了朝鲜半岛、日本岛、中南半岛诸国，也影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但它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来的。历史上中华文明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起到教化作用，促进了他们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进步。这是一个文明没有通过武力征服而成功地在空间上扩展与传播的好例子，与西方学者的文明扩张的说法相反。

中华文明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华大地上如满天星斗般出现的有着不同特色的史前地方文化，其影响力更伸延至北面和西北面的蒙古与新疆，以及南方的珠江流域。在经过了较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后，包括多次的南涝、北旱和海平面的升降，各地方文化的发展有快有慢，但都指向了一个融合过程。这些文化到龙山时代，至少在其中期，约公元前2300年时，已整合为既有共通性又有地方特色的多个中华文明。夏代开始，更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后，中原的文化已臻成熟，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华文明。

然而，无论是公元前6000年到夏代期间，还是之后的各个朝代，包括历史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南北朝、五代十国，即使中央政权或“正统”政权所统治的领土大幅度缩小，但以中央政权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从未消失。更甚者，在中央政权处于弱势的时代，中华文明有时更展现出新的、光辉的发展，如南朝及南宋。文明是个社会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因而不应以某一时期中央政权所管治的疆域来界定中华文明所覆盖的空间范围，后者甚至远涉人类难以跨越的高山与海洋，在一片广阔的自然地理空间中传播。本书展示的中国各朝代的疆域，若加上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管治的疆域，更接近我们说的社会实体——中华文明。这个大空间的西部为青藏高原，西南部为云贵高原，东边是东太平洋，北边是亚洲大草原。在这空间内有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流域，拥有肥沃的土壤、充足的灌溉用水和便利的水运交通（图1.3，见下章），有利于文明社会的持续发展。

自夏代建立了中华文明的中央政权后，中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这个大空间内，历朝历代地互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演进，使中华民族逐步融合，并扩大了中央政权的版图。然而在这过程内，这个大空间一直不变。中国历史过程的主角一直是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中央政权，或可说是“汉族”，即先秦时期不同民族在秦汉大一统下促成的民族融合体（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历史上挑战中央政权者主要是北方的草原民族。这些位于中华文明边缘地区上的少数民族成了中央政权最重要的“外敌”。在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处境是一致的。两河流域主要文明在约公元前17世纪受来自山区和沙漠的游牧民族多次打击而灭亡，古埃及文明则在约公元前7世纪亦被来自东北面的游牧民族入侵而消亡。而中华文明在与草原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周旋中变得更加强大，虽然中央政权曾一度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有，但也形成了北魏、元和清等重要政权，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显然是两大原因：中华文明的辽阔大空间与战略纵深，以及中华文明的德治与和平观。

如图1.2、图1.3（见下章）所示，中国有优越的防御性自然地理条件，它的西、南和东面有山岭与海洋作为天然屏障，只余北边与欧亚大草原连接。加上自战国起，各朝代都在北方建造或修固长城以扺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入侵（图7.1，见第七章），这都保证了这个地理大空间的安全与稳定。中华诸民族在这片广阔大地上长期努力耕耘，过着繁荣安定的生活。在北方的文明断裂带，璀璨的中华文明成为以游牧为经济主轴的民族仰慕与学习的榜样。他们不断吸收礼义之邦的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而四面开放，面积又只有20万平方千米（两河流域河谷更只有2万平方千米）的狭小的两河流域，由于缺少战略纵深，很容易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被周边游牧民族入侵而导致文明消失。古埃及本来也有三面保护性的自然地理环境，唯一容易被外族入侵的通道乃东北面的西奈半岛。但当欧亚草原民族掌握了马拉战车和铁兵器而南下时，古埃及的长期安全状态便被打破。况且埃及河谷总面积只有细长的3万平方千米，没有防护纵深，入侵者可顺河而下。是以这一古文明亦在公元前7世纪时因外族入侵而灭亡。

在中华大地上，在黄河、长江和珠江三个大河流域间，先民自远古时代起已互相交往，人与物通过一些自然地理通道可以由一个流域流向另一个流域。如公元前5800年的高庙文化的影响力便能向南推进至珠江流域，甚至出现在今天珠江口的香港和澳门。在文明形成的龙山时代，三大流域已出现了多个重要地区文化，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原的陶寺文化和西北的石峁文化。它们各有地方特色，但亦通过远途贸易相互融合，都享有龙山时代的共同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气候变化（全新世变冷事件），中国出现南涝北旱，导致西北草原与南部稻作地区的文化衰落。但在黄河下游，许多本来地势低下的沼泽地区转变为可耕的肥沃农田，使中原地区得益，其经济更加发达，人口逐渐增加。中原崛起为中华文明最发达的核心地带，进而促进了以夏、商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广域国家的形成。

自此之后，在商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球小暖期间，中华文明积极向南方推进，楚国的兴起是个显著例子。秦自统一中国后，北筑长城，南建灵渠，以连通湘江上游与珠江。秦又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筑九条主要驰道，形成一个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网，将宏观的中华文明大空间连成一片。隋唐和元朝的大运河更以水运之便沟通南北，使中国南部自唐以后，因为气候和土地的优势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亦使文明的重心南移。经济与文明重心的南移，也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减弱。强大的蒙古骑兵能在短时间内横扫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在中原政权境内，他们只能与南宋长时间对峙，在深度汉化和融入中华文明之后才能灭了南宋，建立统一的新政权——元朝。清政权也是在更彻底地汉化，并以合宜的礼教与农业政策赢得民心之后，才稳握全中国的统治权。

中国三面的自然地理屏障，有助于中国发展幅员辽阔的农耕区，加上历朝沟通南北水陆交通的建设强化了中华文明的韧性，所以历来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没能导致中华文明的衰败，反而使更多边远民族融入汉族大家庭，让中华民族的内涵锦上添花，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和进一步发展。

中华文明不但有广阔的战略纵深，亦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强悍但人数和国力相对较弱的外族不敢轻易发动侵略战争，往往只在边界骚扰，以博取和亲，或财物和粮食的赏赐。因此，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原政权的北部边境并没有大规模战争。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边境民族一直受礼义之邦的中央政权教化，在某些时段还并入了中央政权的行政版图，有时甚至自愿成为藩属，向中央政权朝贡、接受它的赏赐，或在天灾时请求它的援助。这种文明核心与边缘地带的和睦关系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华文明“以德治国”的一个特色。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了多次权力强弱的更替，中央政权被迫南移。这些转变都发生在中央政权腐败、民不聊生时，中央政权的统治者失德或失去天命，而北方的草原民族却出现了英明能干的领袖，不但积极采用了中华文明的典章制度，更重用汉人中有能力的文士和武将。相对于日渐腐败的中央政权，他们更合乎中华文明的道德标准，因而这时的权力更替并不是蛮族入主中原，而是在中华文明之内不同民族的权力强弱发生变化而已。元朝与清朝在建立时都公开宣示：以继承前朝传统的中华道统和天命、达致社会稳定，以及让人民生活有保障为目的，并继续推行道德教化、科举、水利和劝农等政策。这些朝代的更替，与夏、商、周三代间的变更一样，并不是中华文明的衰落或灭亡，而是它的延续和新发展。

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中华大地上诸地方文化就在不断探索大自然的规律，并在自然的变化中积极进取，增进自己的能力，以发展农业、满足温饱。这就是中华文明得以发展的基础。人们也不断地总结先人的经验，使之成为应对自然力量的武器。这便逐渐形成了“敬天祭祖”这一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强调了天地厚载万物的美和善，重视对内的“德治”、教化和等级秩序。中华民族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也采取同样的德治与教化原则。换言之，中华文明是和平的和非侵略性的，强大的中央政权往往是先进文化的无偿输送者。例如，明朝时七下西洋的郑和舰队是世界上首支远洋舰队，不但没有侵占外国土地或掠夺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和财富，反而向他们输送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传播礼义之邦的高尚价值观。这便是天道与王道的写照，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在国际化进程及国与国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长远而言，它得道多助，能持久致远，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