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转变的新阶段，商业银行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商业银行要紧紧把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历史机遇，将产融互动落到实处，将“金融供给侧改革”进行到底。
回首过去，金融的加速发展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是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之一。(1)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各行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金融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银行是金融的主体。19世纪末，西方的金融理论与银行制度开始在中国流传，中国的新式银行业在诱致性变迁中起步、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出现了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一大批优秀的私营银行，中国的金融界出现“群星灿烂”的局面。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经济运行所需要的银行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新式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2)它们对中国的财政、交通业、工商业、农业等均有重大的贡献，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体制，私营银行业逐渐由一个耳熟能详的行业，变为鲜为人知的概念。
近年来，中国对民营银行的限制逐渐放开，思路越来越明确，措施越来越得力，步伐越来越加快。2012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民营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要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支持民资设立银行。(3)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告诉全世界，下一步中国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特别是要放宽市场准入，让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允许民资开银行。《决定》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就意味着，民营银行将会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角色。为私营的金融资本创造生长、壮大的经营空间将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头戏。2014年，民营银行开展试点工作，民营银行再次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截至2019年末，历经五周年的发展，我国已先后有19家民营银行成立。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历经多年的探索之后，经过“否定之再否定”的一个循环，中国将再次迎来私营商业银行业发展的契机。
民营银行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渠道，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机构的整体效益。同时，民营银行的开办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并可以集中部分原本从事非正规金融服务的民间资本，从而畅通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一举措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近代中国的私营商业银行和当今的民营银行类似，都是由民间资本建立起来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以前）的经济现象。”(4)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金融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对现实的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所以，在新的形势下，要加强对金融史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宏观上对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制度环境演变的状况、特色，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研究；微观上要对银行业自身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业务方针以及金融创新等制度安排进行研究。有人说“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可见对金融、金融史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对近代银行的个案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对银行制度安排及其实施绩效的研究更是鲜有发现。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信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银行业还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形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分析中去，是改进二者最重要的步骤之一。”(5)因此，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私营银行的经营发展史，借以指导当今的金融改革和民营银行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只有将制度研究整合到经济理论或经济史的分析过程中，才能正确地审视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带来的经济绩效。因此，有必要加强经济史或金融史上的制度研究。
吴景平先生指出：“对近代银行的研究不仅需要对较长时段整个银行业一般情况的梳理，还应重视对组成银行业的单家银行的研究，注意分析银行经营如贷放业务的具体案例，考察相关款项的最终用途如何影响经济或财政领域。”(6)笔者之所以选择中南银行开展研究，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中南银行由归国华侨黄奕住出资创立，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侨资银行，是典型的私营银行，而且是中国金融史上著名的“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中坚（因为它具有发钞权），是近代商业银行中的佼佼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二、学术界对中南银行的研究至今还比较薄弱，多分散于“北四行”的研究论文之中，而针对中南银行的研究只有寥寥几篇论文。中南银行创建于1921年，结束于1952年前后的公私合营，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发展起来的，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鲜明的家族色彩、近代化的公司体制、四行联营的模式、稳健的经营战略，促进了中南银行的稳步发展，奠定了中南银行在中国金融上的地位。但是，目前的研究现状与中南银行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匹配。故而，笔者尝试对中南银行进行深入研究。
三、研究经济史既需要理论创新，也强调新资料的运用。中南银行的大批档案资料尚未挖掘利用，可以很好地利用原始档案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
“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具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经营商业银行业务或以短期商业信用为主要业务的银行。另一种是指私人资本经营的银行。(7)而本书以中南银行为研究对象，是把两种意义统一起来，指的是私人资本经营而且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银行。相对于金城、大陆、盐业银行等，中南银行没有政治背景，其大部分投资来源于黄奕住及其家族，是纯正的私人所有的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家族公司性质，也可以称之为私营银行或民营银行。
“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8)中南银行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是和它的制度安排分不开的。中南银行创建于1921年，结束于1952年前后的公私合营。它经历了北洋混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发展起来的。它的治理模式既具有鲜明的家族色彩，也渗入了近代化的公司制度。其管理制度既反映了时代的烙印，又体现了近代金融业在学习西方过程中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中南银行参与四行联营，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独特的经营组织，同时，中南银行不断推进四行联营的制度安排，使之更加合理化，从而实现四行联营的辉煌业绩。中南银行在业务上制定“混业经营”模式，选择稳健经营战略，促成了银行的稳步发展。总之中南银行在学习外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的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制度和理论上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当前民营银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中南银行的制度安排进行研究，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有极大的现实启迪作用，是我国金融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南银行是典型的家族企业，所以，加强对中南银行制度安排的研究，还可以为当前家族企业的转型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二、相关研究现状
（一）新制度经济史学派研究现状与介绍
新制度学派(9)的产生，始于20世纪70年代。诺思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般化，纳入组织制度，进而构建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用其解读历史。诺思的主要代表作有：1973年诺思与托马斯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分析。诺思的主要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0)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1981年诺思出版《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该书总结了研究经济史的分析框架。诺思在历史解读的基础上梳理出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在经济史学界乃至经济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谓“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11)1990年，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进一步完善制度变迁理论。此后，新制度学派和“制度变迁理论”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1993年，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制度经济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中国，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学术界已广为流行。吴承明高度评价了诺思和新制度学派，他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这种制度的长期变迁。”(12)时至今日，陈支平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吴承明教授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新社会史学派’。”(13)足见新制度经济史学派对中国的影响深远。而随着新制度经济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关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观以及诺思的思想、观点的研究成果。
韩毅对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研究和概括，并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制度分析。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主要研究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但是对大量存在的非市场制度缺乏深入研究。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制度经济学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进行分析，但是在既有的分析框架下不能解释国家的起源和意识形态的起源。所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史制度分析兴起。(14)
历史的制度分析是把历史的分析同增长分析联系起来。代表人物有库兹涅茨、唐纳德、格瑞夫等。历史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认为认识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代的经济现象。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认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对产业和经济制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强调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指出，认识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代的经济现象，并指责当代的经济学家们忽视对经济史的研究。“除非他是一个十项全能运动员，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没有历史之腿向前跳跃，他对当前的经济问题就会形成狭隘的眼光，浅薄的经济思想，对经济数据的力度和脆弱性缺乏恰当的评价，缺乏运用经济学驾驭重大问题的能力。”(15)秦海在《制度的历史分析》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简介，并从历史制度分析中引申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制度是内生的，即制度是文化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外生变量。二、历史是制度变迁的载体。抛开历史本身去研究所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得不出有价值的结论的。(16)
再有就是隋福民著《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17)，作者对新经济史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以及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等进行深入的研究。除此之外，许多学者都对新制度学派的历史及其代表思想进行过探讨，此处不再列举。
2．应用性的研究成果。
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学派传入中国以后，学界将其用来指导对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制度变革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从国家宏观层面的研究有：张东刚《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与变迁》(18)就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移植性制度安排与变迁的类型、过程及其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刘文波、柯华的《制度变迁、政府管理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19)指出，近代中国宏观上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以及政府管理对经济增长既有正面作用，又是造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混乱的原因。林建华的《论近代中国的制度移植及其教训》(20)指出，近代中国是在缺乏现代政治制度生成的条件与环境下被迫进行政治上的制度移植的，所以过程曲折，教训深刻。
从行业这个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涉及到工商、货币、金融、公司、海关、法制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如张忠民在《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21)一书中，将近代中国作为大的背景，比较分析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缘起、发展以及其复杂的变迁过程。陈志武、李玉将近代研究公司制度的奏疏、文献、论文以及演讲稿汇集成册，出版了《制度寻踪》（公司制度卷）(22)，对认识近代公司制度理论演进的过程，了解当时社会对公司制度的反响等问题大有裨益。刘佛丁考察了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指出中国近代的制度变迁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滞后和不彻底的，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比西方国家缓慢的基本原因。(23)张东刚以商会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上的变迁和重组。(24)彭南生分析了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演变过程。(25)杜恂诚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运用到对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分析上，并认为上海是中国整个近代历史上的金融中心。(26)此外，有关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著作中也多有介绍近代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
制度是约束人的一种行为规则，而这种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如哈耶克就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费方域指出：1．制度是重要的；2．最优制度是可以设计的。而对于为什么会这样，甚至对于什么是制度的解答，却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生产要有效率，就要分工，就要创新，因此就要有好的制度，即行为规则。好的制度，包括法律、组织等，能有效地协调和激励合意的行为，约束和惩罚不合意的行为，从而带来良好的经济绩效和福利。差的制度、法律和组织，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要设计前者，防范后者。(27)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对制度设计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主要有：鲁克俭《西方制度创新理论中的制度设计理论》(28)，本文对西方的制度设计理论进行了述评。陈国进、林辉《金融制度设计理论述评》，(29)本文对西方的金融制度设计理论进行了简介。陈国进在《金融制度的比较与设计》(30)一书中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研究方法，以现代微观金融理论为基础，探讨金融制度比较和设计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此外国内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也有对制度设计问题进行阐述的。如卢现祥认为人为设计的制度表面看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制度创新，但实际上可能是有利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度安排。人为设计的制度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31)
本书是从“北四行”之一的中南银行入手，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其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的创新与不足，分析中南银行制度对其绩效的影响，也希望能够摸索出近代商业银行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为当今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研究概况
学界对中国金融史、银行史有着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32)吴景平先生指出：“近代中国金融史不能忽视对金融制度的研究。”(33)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制度演变是移植而来的制度安排和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银行制度本土化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学者围绕近代银行业的制度安排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
1．关于近代银行史的专著。
目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有：周葆銮的《中华银行史》(34)对当时国内各种类型的银行制度进行分析。同时该书收集了许多清末民初成立的银行的史料，也可以看作一本资料汇编。吴承禧《中国的银行》(35)，书中分析了近代银行的业务，并检讨了中国新式银行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以及中国银行业制度上的缺陷。王志莘的《中国之储蓄银行史》(36)对中国各种储蓄机构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总结。徐寄庼《最近上海金融史》(37)、《上海金融史》(38)对上海的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进行了论述。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39)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银行史著作，作者对银行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高度关注。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40)，该书的最主要特点是从更长的历史跨度上探寻银行业务的发展状况。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41)，该书剖析了自清朝成立到抗战前夕的三个世纪中，中国金融部门的蜕变过程及其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姚会元在《中国货币银行》(42)一书中论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到1952年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以及新式银行业的发展状况，并回顾了中国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1949）》(43)对民国时期私营银行的兴起、发展、衰落过程进行描述。李一翔著《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44)将近代中国银行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对近代银企关系的演进过程，及银行放款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阐述。除上述著作外，对某一家银行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有：卜明主编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4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第一家银行》(46)，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47)，刘永祥《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48)，董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49)等。
2．关于近代金融史的著作。
这类著作一般是明确地将中国的金融发展按照时代加以划分，其中有关于近代银行业发展历程的介绍与分析。但是由于内容庞杂，对银行制度问题只是简单涉及，缺乏深入分析和研究。如《中国金融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金融史》(50)，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51)，袁远福、缪明杨编《中国金融简史》(52)，桑润生编《简明近代金融史》(53)，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54)，洪葭管主编《金融话旧》(55)，李飞等主编的《中国金融通史》(56)。此外，一些经济史著作也都涉及近代中国金融业问题。如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5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58)，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59)等。
3．关于银行制度的研究成果。
自银行作为新式的金融机构传入中国以来，关于银行制度的探讨与传播就不断深化。从目前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关于银行制度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论述银行制度的专著是《银行制度论》(60)，作者对银行的定义、效用、组织形式与分类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此后出现一些介绍国外银行制度的书籍。如孙祖荫著《各国中央银行比较论》(61)，柯谋著，童致桢译《美国联合准备银行制度》(62)，由李达理翻译干奈·马铿的著作《欧美银行制度》(63)以及资耀华编的《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64)，还有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和重庆交通银行共同编印的《各国银行制度及我国银行的过去与未来》(65)，书中既有对欧美各国以及日本、苏联等国家银行体系的介绍，也有对我国制度演进与变迁的分析。再如吴其祥著《中国银行制度》(66)对当时中央银行的经营、管理以及其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申述，并指出中央银行制度上的缺陷。北京大学教授刘冠英的《现代银行制度》(67)，论述英、法、德、日、美、苏及我国的银行制度。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印的《各国银行制度》(68)按照银行系统的内涵，对各类银行的制度进行对比分析。马寅初在《中国经济改造》(69)一书的第四篇“金融”中指出了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制度及其弊端。同时，有关苏联的金融理论、政策和银行制度的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国人开始认识社会主义的计划银行制度。
此外，在当时的《银行周报》、《银行月刊》、《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不断出现探讨银行制度的文章。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对银行制度的探讨，大多是宏观上论述银行业的制度、分类以及各种银行的性质及其业务，很少涉及某个具体银行的制度安排与建设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银行制度进行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变迁。学者尝试以整个中国近代化为背景，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应用到分析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上来。如杜恂诚(70)曾对1927年中国的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以及近代中外金融制度的变迁做了比较研究。程霖著《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71)一书中对银行制度建设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杜恂诚等著的《上海的金融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72)，不但分析了近代上海的金融制度，还重点分析了政府在制度安排中的作用。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研究》(73)收录多篇文章，直接讨论近代中国的金融制度。杜恂诚的另外一本著作《金融制度变迁史中的中外比较》(74)对近代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进行国际比较。冀春贤等著的《浙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变迁》(75)阐述了浙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兰日旭的著作《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76)以商业银行的基本核心——盈利性为中心，对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进行论述，其中涉及到许多银行制度问题。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77)更加深化对近代银行制度的研究，是当今学界对近代银行制度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另外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王丹莉的《银行现代化的先声》(78)。该书对1897—1936年间中国私营银行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进行了解读，其核心内容集中在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体系、经营运作等方面。
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是近代金融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的变迁过程更是相当复杂。所以，老中青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吴景平从华资银行制度文本出发，分析了晚清银行制度的形塑过程。(79)王玉茹等撰文分析了近代中国新式银行业产生和渗透的进程，比较了银行业与其他金融组织的关系及其相对实力的发展变化。(80)中国近代银行业是唯一一个几乎统一采用股份公司制度构建的行业。对此，兰日旭以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结构变迁为中心，对中国的银行制度特征作了总结研究。(81)李婧从金融立法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银行的法律法规。(82)柏家文等从组织和管理制度层面分析了新式银行业取代钱庄业的必然性。(83)畅童娜基于制度经济学分析了近代中国地方银行制度的变迁问题。(84)
近年来不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对银行制度或仅对银行制度中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这些论文或侧重于金融机构（制度）变迁，(85)或侧重于银行运营管理，(86)或侧重于银行风险管理与法律规范问题，(87)或侧重于华资银行的人事制度。(88)
（三）“北四行”及中南银行的研究概况
目前学术界对中南银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中南银行的研究常常被包含在对“北四行”的研究中；2．对金城、盐业、大陆银行的研究成果中会涉及到中南银行；3．专门对中南银行开展的研究。其中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而专门针对中南银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作者从中国知网上以“篇名”为关键词搜索，自1952年至2019年，搜索“北四行”显示有16篇；“金城银行”有56篇；大陆银行有8篇；中南银行有14篇；盐业银行有10篇。以人名为关键词搜索，金城银行“周作民”26篇；大陆银行“谈荔孙”5篇；盐业银行“吴鼎昌”19篇（包括史料类）；中南银行“胡笔江”7篇；中南银行“黄奕住”7篇。虽然这不能准确地表示当今学术界对“北四行”或中南银行的研究全貌，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中南银行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进一步发掘。
学术界对“北四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档案史料类。“北四行”留存在上海、天津、武汉、北京等地的档案相当丰富。目前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北京金融志》编委会编著的《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四）(89)，主要收集“北四行”北京分行的档案及联合银行的史料。其中涉及到中南银行的资料包括：中南银行的资本、组织及重要职员、经营业务、公私合营以及北平支行概况等档案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90)全书共十章，收录了金城银行自1917年至1952年的史料。其中涉及到中南银行的有四行联营以及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的联合投资、放款等。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联合编著“北四行”《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2010年）、《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2010年）。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天津财经大学联合编著《盐业银行档案史料选编》（2012年）。上述“北四行”史料选编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南银行作为“北四行”的重要成员之一，留下了丰富的档案史料，仅上海档案馆就有474卷；天津档案馆有118卷，武汉档案馆也有相当一部分存档。2013年，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联合出版《中南银行档案史料选编》。2019年，上海市档案馆、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联合出版《中国银行（1921—1937）》两部档案史料集，对中南银行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业务往来、放款投资、社会活动等均有详细记录。这两部史料的出版为学界开展对中南银行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笔者开展研究提供了很大支持。
2．各地文史资料类。各地文史资料中有“北四行”职员或者“北四行”创办人的后人留下的大量回忆性材料，为学者了解或研究“北四行”提供了资料。
有关北四行联营的文献有：胡仲文《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91)杨固之《有关“北四行”资料的一些订正》、应永玉《北四行的联合经营》和《四行储蓄会》(92)。上述文献缺乏北四行联营的制度安排、经营冲突与改革创新的分析。
有关金城银行的文献是：徐国懋、邵怡度著《金城银行简史》(93)、许家骏《我所知道的金城银行》(94)、范资深《金城银行与陈纳德民航空运队》(95)、邵怡度《我所知道的周作民先生》(96)。
有关盐业银行的文献是：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写的《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97)、田少渔《盐业银行与朱虞生》(98)。
有关大陆银行的文献是：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99)、於以震《谈荔孙与大陆银行》(100)、谈沅《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101)等。上述文献，都是关于金城银行周作民、盐业银行吴鼎昌、大陆银行谈荔孙的人物、事件或社会关系方面的回忆性著作。
有关中南银行的回忆文献是：杨固之、谈在唐《中南银行概述》(102)简单介绍了中南银行几个重要管理人员的情况，如黄奕住、胡笔江、张重威、王孟钟等。同时还简单提及中南银行的一些业务。刘效白《侨商中南银行》(103)对中南银行的资金组织、业务概况和经营特色进行描述。章淑淳曾任厦门分行、香港分行经理，他曾写《我与中南银行》(104)一文。吴金枣《爱国华侨企业家黄奕住》(105)，用很短的篇幅写了黄奕住归国后兴建中南银行等企业的情况。相对上文，周秀鸾的《爱国华侨企业家黄奕住》(106)一文就显得厚重，详实。该文记载了黄奕住海外奋斗的经历，以及归国创业的历程。其中很大篇幅谈黄奕住创办中南银行的历史。胡憨珠的《申报与史量才》(107)记载了黄奕住归国后和史量才往来的情况，以及中南银行的筹备情况。此外，由黄奕住后人组织开展的《黄奕住家族口述史》（未刊稿）为我们研究中南银行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3．有关“北四行”的论著。
“北四行”在民国时期地位显赫，影响巨大，所以只要是有关中国金融史、经济史、银行业史乃至财政史的著作都会提及“北四行”。如上面提到的周保銮著《中华银行史》、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徐寄庼《最近上海金融史》、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等。像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民国续财政史》等也都有很大篇幅描述“北四行”。
但全面综合地研究“北四行”的著作并不多。徐矛、顾关林、姜天鹰著《中国十银行家》(108)一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北四行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吴鼎昌、周作民、谈荔孙和胡笔江四位北四行领导人。书中对“北四行”的成立、经营、主要业务和联营事业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姚会元的《江浙金融财团研究》(109)，比较全面地介绍四行联营的成立经过和机构设置。
4．对“北四行”进行研究的论文。专门以“北四行”命名的学位论文，主要有两部。一是康金莉的博士论文《北四行研究（1915—1937）》（201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全文以“北四行”的发展为主线，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陈述“北四行”及其联营事业的发展沿革。其中，着重介绍其存放款的增长情况和投资放款的方式和重心的转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北四行”与政府的关系，探讨其对近代中国，尤其是华北资本主义经济的促进作用。此外，作者挖掘了四行领导人的经营思想，分析他们与同时代其他金融家的不同之处。在制度方面，作者仅就“北四行”的组织制度、考核制度、服务制度以及对员工的福利制度等内容进行简述。二是田兴荣的博士论文《北四行联营研究（1921—1952）》（2008年，复旦大学），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对“北四行”的联营历史、联营机构、投资方式、经营方式、中南银行钞票的发行及其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进行探讨。
相对而言，期刊论文较多，如顾关林《关于“北四行”联营的几个问题》(110)，介绍了四行联合发钞、联合储蓄、联合投资的情况。洪葭管的《北四行与四行联营事务所》(111)对此也有描述。潘连贵《“北四行”和“南三行”》(112)，对“北四行”和“南三行”进行对比。杜恂诚《短暂的旅途——“北四行”的联合之路》(113)主要分析四行联营的原因及影响。阚立军的《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114)分析了其联营原因、结果。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北四行”金融资本初探》(115)着重分析了“北四行”金融资本的性质。此外，杨天亮《北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评述》(116)和《浅析1923—1937年的四行储蓄会》(117)，前者介绍四行准备库的建立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后者介绍四行储蓄会的创建、发展及其业务概况。康金莉的《四行准备库钞票发行研究》(118)，对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的运行过程做了深入的研究。
而关于“北四行”单个银行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偏重于金城银行。如刘永祥《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119)对金城银行的历史定位、建立的机遇与条件、发展历程、与企业的关系、存放款结构、与政府公债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研究和考察。诸静的《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120)一书选取金城银行的放款、投资业务加以重点研究，包括政府放款、公债投资、工商业放款、铁路投资、农本贷款和小额贷款等。同时对金城银行与投资人、北四行其他成员、政府以及铁路旧债整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这两本著作，无论是史料挖掘还是理论研究都已经相当深入。相对而言，对中南银行的研究明显薄弱。仅有林金枝在《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上海卷）(121)中专门有一章论述华侨投资最大的银行——中南银行。赵德馨著《黄奕住传》(122)虽然不是对中南银行进行研究的专著，但里面有相当篇幅对黄奕住回国开办中南银行进行阐述，并对中南银行的运营效果进行了描述。再有就是毛海斌的硕士学位论文《侨商中南银行发展概述（1921—1937）》（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专门对中南银行的发展简史做了研究。
此外，我们能看到的对中南银行的研究论文有如下几篇：吴筹中《中南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123)介绍中南银行钞票的种类和票面设计。毛海斌《中南银行纸币发行概述》(124)介绍四行准备库钞票发行准备、发行数额及钞票种类。杨天亮《中南银行钞票始末》(125)介绍四行准备库成立后的规章制度和发行准备问题。吴旦敏《试论中南银行的纸币》(126)介绍中南银行钞票的种类，票面特色，并辨析了市场上两种中南银行纸币的真伪。吴旦敏《中南银行纸币上的英文暗记》(127)介绍中南银行纸币上的英文暗记。2011年《中国金融史年会论文集》(128)还收录了吴旦敏的文章《由“中南银行”纸币论北四行纸币发行管理》和毛海斌的《侨商中南银行经营特色》。桢淳《上海滩最大的华侨银行》(129)描述了中南银行的资力状况和经营情况；张公浩、常石著《“南洋侨民不忘中华”之中南银行》(130)对黄奕住归国创立中南银行给予了介绍和评价。此外，笔者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梳理，对中南银行钞票发行权及其发行制度进行了研究。(131)
从上面的学术史来看，学术界对“北四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并且在北四行联营问题、金城银行与周作民等方面形成热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北四行”提供基础和思路。但是，其中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1．研究内容重复，研究重点畸轻畸重。学者对“北四行”的研究热衷于四行联营与金城银行，人物研究专注于周作民，但又相对缺乏深入的认识和理论的提升，许多都是重复的研究。对中南银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南银行钞票问题，对中南银行其他的制度构建、业务运营、公司属性等问题缺少基本的研究。
2．史料挖掘、利用不够。“北四行”留有大量的档案史料，以上海档案馆为例，馆藏金城银行档案1383卷，盐业银行档案373卷，大陆银行档案885卷，中南银行档案474卷，再加上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馆藏资料，可以说馆藏资料相当丰富，这些都是我们深入认识和研究“北四行”的珍贵资源。可惜的是，这些资料的挖掘和运用还不够充分，这种状况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3．研究的深度不够。如中南银行主导下“北四行”联营，大多是陈述其联营历史，营业效果。对四行联营的原因也只是表面现象的分析，没有认识到四行联营制度构建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分析其联营表象下的暗流与冲突，看不到中南银行为维持四行联营局面做出的牺牲。同时，也就不会分析集体的行为逻辑，及由此对制度安排带来的影响。而对中南银行家族公司性质及其管理制度更是缺乏必要的研究。弱化了理论分析，这也就降低了金融史研究成果的高度。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和制度安排的研究处于探索之中。国内学者对“北四行”也是十分关注，成果也比较多，但是对中南银行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对其作为商业银行的发钞制度、联营制度，其作为现代家族型企业的治理制度、管理制度、业务制度都缺少必要的研究。基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以制度安排为主线，对中南银行进行研究。
易棉阳、姚会元曾指出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经济史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探求经济规律。描述性经济史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不过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只能看作是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最终形态应该是分析性经济史成果。(132)笔者力求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南银行的制度安排及其绩效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探寻中南银行的兴衰原因，乃至近代银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规律。
三、研究方法
1．经济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吴承明认为经济史研究“只能以经过考证，你认为可信的史料为根据，其余一切理论、原则都应视为方法”。(133)所以，作为经济史学科的著作，首先要做到的是史料翔实，论从史出。同时，要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
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本书在尊重历史逻辑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宏观的金融制度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中南银行的微观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对各个时期，各个制度的特点及其创新之处进行分析。
3．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作者在文中多处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有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的比较；有旧式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比较；有“北四行”之间的比较；有中南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方面的比较；有商业银行与国家银行制度运用之间的比较；有中南银行与其他家族企业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才能得出制度安排的独特性，才知道金融创新的意义。
4．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书既是对中南银行行史的考察，属于金融史的范畴，同时又是对企业治理、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分析，属于企业史的范畴。因此，在本书的研究中，除了历史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要运用金融学、管理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四、研究内容与资料说明
本书的题目是“侨资中南银行研究（1921—1952）”。是在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在近代中国宏观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变迁这个大背景下，从中南银行这个典型个案入手，探讨中南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自身的制度安排及金融创新，并分析其运行效果。本书分为导言和九个章节，共十部分，内容大致如下：
导言部分介绍了本书的选题缘起、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书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大致内容。
第一章介绍了制度产生的根源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制度移植过程。简述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从西方移植后的艰难发展历程。
第二章论述的是中南银行创立前后的经济、金融、法治以及侨资政策等制度环境，以及黄奕住对中南银行悉心筹备工作。同时，分析了中南银行创立之初面临的困难。
第三章首先分析的是中南银行货币发行权是如何取得的。货币发行是发起人在筹备中南银行时就达成的共识，在获取钞票发行权之后，中南银行围绕钞票的印制、发行进行诸多的制度安排与创新，如十足准备金制度、四行联合发行制度、领券制度与暗记制度。这些制度的施行保证了中南银行钞票的顺利发行，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和尊重。
第四章介绍“北四行”联营以及在中南银行推动下对四行联营进行的制度设计。四行联营是中南银行发展史上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所以也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分析四行联营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四行联营集团兼具“相容性集团”和“排他性集团”的性质，及北四行之间“契约性”竞合关系，探寻“北四行”联营后的实际运行效果。“北四行”彼此作为“理性人”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竞争和摩擦，并不能实现集体效益最大化，反而，会阻碍集体效益的实现。围绕“集体行为”中的暗流与冲突，笔者分析了中南银行做出的牺牲和努力，并论述了其对四行联营做出的制度革新。
第五章对中南银行的治理制度进行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中南银行是典型的家族公司治理模式，中南银行创办伊始，黄奕住出于对人才的需求选择了委托—代理机制，但是在1938年前后，经历了两权分离（经营权和所有权）和两权统一的不同阶段。在近代股份制制度引进中国以后，中国传统的企业制度有了新的突破，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公司制度并不完善，旧有的产权思想依然存在，并影响着出资人的治理思想。作者围绕中南银行管理层对公司制度的不同认识、股权分配、道德风险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分析了中南银行的“换代危机”和公司治理上存在的弊端。
第六章分析中南银行的企业组织管理问题。其中对中南银行的机构设置、业务部门设计、人事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南银行在机构安排上采用扁平化组织机构，减少管理层次，提高了效率。在部门设置上，划分独立的业务板块，推进垂直管理，明确业务范围。中南银行在30余年的发展史中，在人事制度上不断寻求科学的方法。但是黄奕住以及胡笔江传统的思维模式明显影响到了中南银行的人事制度，使得中南银行在人事管理上没能摆脱旧式金融机构的影响。
第七章研究中南银行业务设计与管理问题。混业经营模式下中南银行经营的银行、信托、保险等业务互相渗透、交叉。中南银行参与投资诚孚信托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开创四行联营制度，成立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使得中南银行利润来源多样化，从而提高赢利能力和竞争力；同时，中南银行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也具有风险分散效应，还提升了银行品牌，赢得了社会认可。
第八章基于上述中南银行的制度安排，依据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分析中南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成长性指标。总体来看，中南银行的历年纯收益是先升后跌的，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南银行的实际纯收益基本都是上升的，此后开始有波动的下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就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从盈利性指标来看，北洋政府时期，中南银行的盈利性好于南京政府时期，抗战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中南银行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从流动性指标分析，北洋政府时期，中南银行的存贷率比较低，其流动性比较好，中南银行在这个时期较多地投资其他产业。从成长性指标来看，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南银行的实际纯收益就一路下跌，不再有北洋政府时期的辉煌。通过与其他商业银行的对比，本书对中南银行的业务绩效做出了总结与评析，认为中南银行发展式微的原因，首先是战争破坏与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对商业银行的掠夺与打压。其次是中南银行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合理及不断增大的开支。
第九章首先将中南银行与20世纪初其他家族企业进行了对比，总结出了中南银行的家族公司特色。中南银行具有无政治背景；股权由黄家绝对掌控；“逆向化发展”等特色。中南银行有正式的制度安排，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本部分阐述了中南银行在企业管理制度上特点，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中南银行在制度安排上留下的经验、教训，以指导当今的民营银行或者是家族企业进行制度革新。
本书研究了中南银行30余年的发展史，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变迁、制度变革的历史时期。因此，在这么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南银行的制度有一定的难度，除宏观上把握社会、政治、经济、金融情况以外，还要在微观上明晰该银行的制度安排。这就要求对当时的资料有充分的掌握，写作过程中运用的资料主要有：
1．原始档案：如上海市、武汉市、天津市、北京市档案馆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南银行档案。文内还用到了上述档案馆馆藏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聚兴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太平保险公司、财政部、中央银行、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等。
2．黄奕住家族资料：黄奕住曾孙黄骞先生提供了黄家的原始资料，如《黄浴沂回忆录》、《黄聚德堂董监联席会议记录》、《奕公家属会议报告事项》、《黄奕住家族家谱》等。
3．出版史料：包括天津档案馆出版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银行档案史料选编、《金城银行史料》、《交通银行史料》、《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财政、金融卷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史、货币史资料等。
4．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如《银行周报》、《银行月刊》、《中央经济月刊》、《大陆银行月刊》、《东方杂志》、《新商业季刊》、《保险界》、《工商管理月刊》、《浙光》、《银行生活》、《申报》、《盛京时报》、《金声》、《经济导报》、《交行通信》等，具体引用篇目见书内注释。
(1)燕红忠：《近代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2)王玉茹、燕红忠、付红：《近代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发展与实力变化》，《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
(3)周小川：《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求是》，2013年第18期。
(4)［美］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页。
(5)［美］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1页。
(6)吴景平：《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对象刍议》，《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7)周有光：《商业银行的未来地位》，《经济导报》，1949年第110期。
(8)［美］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9)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计量学派诞生。70年代始，新制度学派诞生。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由于方法论特征大体相近，都被归为新经济史研究范畴，它们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前者以福格尔和诺思为代表，后者的代表学者为诺思。参见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0)［美］诺思、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1)［美］诺思著，陈郁、罗华平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12)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3)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见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1页。
(14)韩毅：《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秦海：《制度范式与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16)邹东涛主编：《经济中国之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17)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18)张东刚：《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19)刘文波、柯华：《制度变迁、政府管理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经济问题》，2013年第8期。
(20)林建华：《论近代中国的制度移植及其教训》，《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6期。
(21)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44页。
(22)陈志武、李玉编：《制度寻踪》（公司制度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23)刘佛丁：《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24)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25)彭南生：《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6)杜恂诚的主要代表成果是：《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7)［美］戴维·L.韦默著，费方域、朱宝钦译：《制度设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译序。
(28)鲁克俭：《西方制度创新理论中的制度设计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1期。
(29)陈国进、林辉：《金融制度设计理论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0)陈国进：《金融制度的比较与设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31)卢现祥：《寻找一种好制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32)可参见潘晓霞：《近十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综述》，《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易棉阳、姚会元：《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董昕：《三十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三十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10月。
(33)吴景平：《不能忽视对金融制度的研究》，《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12月31日。
(34)周葆銮：《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
(35)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
(36)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印，1934年。
(37)徐寄庼：《最近上海金融史》，华中印刷铸字所，1926年。
(38)徐寄庼：《上海金融史》，学海出版社，1970年。
(39)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40)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
(41)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
(42)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43)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
(44)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
(45)卜明：《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
(4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7)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48)刘永祥：《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49)董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50)《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
(51)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52)袁远福、缪明杨编：《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53)桑润生编：《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
(54)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55)洪葭管主编：《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
(56)《中国金融通史》是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自古到今金融活动及其规律性的专业通史，共6卷，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第3卷“北洋政府时期”由杜恂诚著；第4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洪葭管著。
(57)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
(58)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9)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0)谢霖、李澂：《银行制度论》，中国图书公司，1911年。
(61)孙祖荫：《各国中央银行比较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
(62)［美］柯谋著，童致桢译：《美国联合准备银行制度》，中华书局，1930年。
(63)［英］甘奈·马铿著，李达理译：《欧美银行制度》，世界书局，1934年。
(64)资耀华编：《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商务印书馆，1936年。
(65)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各国银行制度及我国银行的过去与未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1934年。
(66)吴其祥：《中国银行制度》，大东书局，1933年。
(67)刘冠英：《现代银行制度》，商务印书馆，1937年。
(68)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印：《各国银行制度》，1943年。
(69)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
(70)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71)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
(72)杜恂诚、贺水金、李桂华：《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3)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74)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中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75)冀春贤、闫国庆：《浙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76)兰日旭：《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05年。
(77)兰日旭：《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78)王丹莉：《银行现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私营银行制度研究（1897—1936）》，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
(79)吴景平：《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与政商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80)王玉茹、燕红忠、付红：《近代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发展与实力变化》，《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
(81)兰日旭：《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特征探析》，《兰州学刊》，2013年第5期。
(82)李婧：《论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银行的法律规制》，《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83)柏家文、朱正业：《民国时期金融业近代化转型探论》，《求索》，2015年第11期。
(84)畅童娜：《近代中国地方银行制度变迁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85)参见李明伟：《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杨志勇：《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变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王君：《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840—1937）》，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郝明超：《1927—1937年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马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现代化研究——以银行业为例》，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等。
(86)参见尧秋根：《制约与创新：近代中国银行市场化（1905—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李沧海：《中国商业银行民营思想的发展》，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刘杰：《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易棉阳：《早期华资银行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等。
(87)参见马志刚：《中国近代银行业监理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红花：《中国近代民营银行安全性管理研究（1911—1937）》，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郭明《中国近代银行监管思想研究（1897—1949）》，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马腾《近代中国金融监管思想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朱晓辉：《试析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及思想》，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石雨卉：《民国时期银行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
(88)参见陈广兴：《近代中国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张健：《近代中国华商银行人事管理制研究（1897—1937）》，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
(89)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四），1993年。
(9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91)胡仲文：《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92)应永玉：《四行储蓄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93)徐国懋、邵怡度：《金城银行简史》，《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94)许家骏：《我所知道的金城银行》，《文史资料选辑》86辑，中华书局，1989年。
(95)范资深：《金城银行与陈纳德民航空运队》，《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96)邵怡度：《我所知道的周作民先生》，《淮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97)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98)田少渔：《盐业银行与朱虞生》，《淮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99)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0)於以震：《谈荔孙与大陆银行》，《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1)谈沅：《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淮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2)杨固之、谈在唐：《中南银行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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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吴金枣：《爱国华侨企业家黄奕住》，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史》第5辑，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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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胡憨珠：《申报与史量才》，（香港）《大人》，第15期，197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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