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一流大学：全球趋势与院校模式
一、引言
“世界一流大学”，常常与“研究型大学”或“旗舰大学”交替使用，被视为学术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致力于在一系列学科领域中创造和传播知识、在各层面实施精英教育、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并为全球和国家公共利益作出贡献（Altbach，2009；Liu，2009；van der Wende，2009；Marginson 2018；Tian，2018）。它们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和贡献不可或缺。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世界一流大学被全球各利益相关者纳入其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政策议程。随着大学排名的被持续关注，这样一种追求“世界一流”的行动得以强化和显现（Salmi，2009；Hazelkorn，2011）。
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于2005年开始组织两年一度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会议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校管理者、著名学者、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共同讨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议题。这些具有时效性的主题包括：从全球、国家和院校的视角发展学术卓越的战略和挑战，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在实践中协调声誉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一流大学对全球共同利益的贡献。
第八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于2019年10月举行。会议主题为“世界一流大学：全球趋势与院校模式”（World-Class Universities：Global Trends and Institutional Models）。本书将为世界一流大学如何为全球共同利益作出贡献以及平衡其在全球、国家和地方中的作用提供了信息、见解和讨论。
二、世界一流大学不断发展：最近的趋势
本书的主题是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复杂的世界背景下提出的。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变化是持续的、具有颠覆性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见证了重大的技术变革以及世界各国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对全球化的质疑，对财富、经济和社会机会的不平等以及不断扩大的差距的质疑。在我们编纂本书期间，全世界正在一起抗击新冠疫情。这些挑战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实践，并给世界一流大学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需要有效应对这些社会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从最近关于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和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共同的趋势。
（一）日益强调世界一流大学服务于全球公共利益
尽管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仍集中于讨论学术卓越的定义、特征和属性，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和方法，但最近越来越多的文献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共同利益方面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一部分，强调全球发展与人类福祉；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开展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并强调人类发展、全球连通性，为全球共同利益作出贡献（Marginson，2018；Tian，2018）。
这类讨论日趋重要，原因有二：一是，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受到质疑。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之间的简单二分法也受到了一系列的质疑，包括：日益增长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对削减公共资金的呼吁，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元化且非国家行为者更多参与其中，以及新兴的全球治理形式等（UNESCO，2015；Marginson，2018）。高等教育国际化，即全球各地的大学、院系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和互动日益增多，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因此公共利益的概念将“人类幸福局限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UNESCO，2015，p.78），已难以适用于高等教育。二是，在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的公民角色和社会责任面临挑战。研究者表示了这样的担忧：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一个“有顾客和利益相关者”的市场。世界一流大学也不例外，对学术卓越的追求已经传播到全球各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追求学术卓越。然而，问题和讨论也随之而来。这些一流大学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寻找额外的资金（由于近年来公共资金严重减少），受困于大量的排名游戏（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追求卓越和对全球地位的争夺被批评为强化了已有的等级制度（Rhoads，Li & Ilano，2014）。此外，人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远离了更广泛的高等教育环境，因此人们质疑这些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对当地社区的贡献受到削弱。
考虑到上述情况，全球共同利益的概念在界定高等教育的性质时采取了参与性的观点，并强调教育作为共同的社会行动与责任、致力于发展团结关系的集体性和包容性；它重视“所处环境、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同时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Rhoads，Li & Ilano，2014）。尽管如此，人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开放的全球空间”的独特地位，并作为全球共益物品的一部分服务于世界（见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世界一流大学人才荟萃、资源丰富、治理有力，被认为能够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造福全球；这些顶尖大学应该发展出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既服务于当地社会，又服务于全球需要。
（二）持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计划
为了追求学术卓越，世界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都采取了各种战略和方法。有大量的研究和文献分析比较了这些方法和激励措施。
在政府层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了越来越多的重点建设计划，以促进卓越发展。第一批重点建设计划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亚欧国家，包括中国的“985工程”（1998年）、日本的“卓越中心计划”（Centres of Excellence，2002年与2007年）和“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计划”（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2007年）、韩国的“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Brain Korea 21，1996年），以及德国、丹麦、芬兰、爱尔兰、挪威和加拿大的重点建设项目（Salmi，2018）等。近年来，这些国家继续推行这些重点建设计划，并同时启动新的项目，如日本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2014年）。一些国家用新的举措取代了这些项目，如中国的“双一流”建设计划（2015年，见本书第七章）。同时，近十年来其他国家政府也采取了这类“集中和选择”（concentration and selection）的政策，如俄罗斯的“国家研究型大学计划”（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Programme，2012年）、沙特阿拉伯的“大学和教育城项目”（University and Education City projects，2012年）、英国的“知识交流框架”（Knowledge Exchange Framework，2017年）等。
在这些国家和区域，入选重点建设计划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获得了额外且集中的资金投入，以发展优良的教学和研究。尽管有不同的组织和管理方法，这些建设计划都提出了追求卓越的明确目标，为“精选”出来的机构和研究中心提供充足的资金，并确保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此外，这些竞争性的资助办法是由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提出、商定和立法的。立法过程将这些教育举措转化为法律法规，强化了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同时，这些资助计划进一步提高了院校之间的国际竞争意识。然而，也有一些担忧与挑战，如：政府如何能够维持其资金投入与资助力度，以及如何确保这样的重点建设计划不会干扰和阻碍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有意义的改革等。
高等教育系统及各院校认识到，追求卓越的计划不能单独发挥作用，而适当的治理是决定大学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它们已越来越多地推行结构改革，以期为发展学术卓越提升治理能力。这些改革的重点包括领导力、战略规划（见本书第八章）、机会和公平（第九章）、机构与产业界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互动（第十章）、全球伙伴关系（第十一章）以及加强竞争环境和组织文化（第十二章）等方面。
（三）发展一个追求学术卓越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献表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体系（world-class university system）的重要性。这一点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高等教育扩张涉及所有高校的所有任务——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但重点不同。
阿特巴赫和萨尔米（Altbach & Salmi，2011）也提醒我们，教育改革和变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对世界一流大学运作的全面分析需要考虑院校发展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包括宏观环境的要素、国家层面的领导、治理和监管框架、质量保证框架、财政资源、激励措施、信息获取、位置以及数字通讯基础设施等问题。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不同，其中一些因素可能是绝对必要条件，而其他因素并非完全不可或缺。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相当重要。国家和监督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需要仔细评估国家与高校的需求、资源和长期利益，并根据国家和高校的模式制定战略。追求学术卓越没有通用的模型或方式（Salmi，2009）。
三、本书概要
为了延续和深化以往会议关于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讨论，以及对世界一流大学在教学、研究、服务，特别是在为全球共同利益作贡献方面的作用的讨论，本书阐述了世界一流大学在应对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变革中所面临的挑战、机遇、作用和策略。本书由两部分组成，即“全球趋势”和“院校模式”。
（一）全球趋势
本书第一部分着重讨论发展学术卓越的全球趋势：分析全球高等教育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和作用、大学排名对就业的影响和对建设卓越大学的影响，并比较不同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策略。
第二章（田琳和刘念才）探讨了世界一流大学不同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独特功能和使命。本章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探索性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文献分析、半结构化的访谈和调查），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使命概括为全球化。也就是说，这些一流大学的功能具有双重作用：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成为其他研究型大学的全球榜样；不断提升其面向全球的功能，即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和全球合作。
第三章[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探讨了全球和国家科学系统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以看到一些趋势：世界范围内的科研能力在研发和出版方面快速提升；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和多样性不断增加；科学家之间跨界合作的数量和比例也在增长。马金森提出，全球科学体系的特点是扁平的、开放的、包容的网络，研究人员之间建立了自主的、自下而上的合作；而国家科学系统的特点是他律的、有界的、受控的。这两个系统相互重叠，具有双向效应，但也具有不同的发展动态。
接下来的两章都聚焦于大学排名、高等教育质量和卓越性。第四章[萨尔米（Jamil Salmi）]和第五章[科斯塔（Luiz Cláudio Costa）]的观点是一致的：大学排名已经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指数级的影响，已经影响并指挥着机构的战略计划，并且已经影响了大学和其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然而，排名在方法上有局限性，不能衡量大学发展的各个方面。推广卓越文化的排名可能会“阻碍大学在推动人类生活进步方面的步伐，如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科学真理、社会正义和可持续性”（第四章）。科斯塔（第五章）认为，如果在大学日常工作中采用并正确使用排名，大学可以从本地与全球的视角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个更客观的了解。排名和相关指标可以指导并提供细节从而改善学习环境的质量。萨尔米重申了《上海原则》（Shanghai Principles）在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社会责任方面的重要性。这套原则是马瑞特和萨尔米等诸多高等教育专家在2017年商讨制定的，强调社会包容、科学真理、伦理价值观、负责任的研究和全球团结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道德支柱。
第六章[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与[潘德（Brajesh Panth）]重点分析了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他们认为，亚洲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为了进一步发展该地区并使其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研究型大学将在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和研究质量、多样性和治理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章回顾了重塑大学的特别因素和相关亚洲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并强调了发展亚洲国家区域间学术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第七章（米泽彰纯和黄福涛）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大陆地区和日本发展学术卓越的方法和实践。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明确的自上而下的卓越计划和政策来支持入选这些计划的顶尖大学，但是也存在差异。中国目前实施的“双一流”建设计划，注重学科而不是整体；而日本采取了一种跨机构、跨学科的方法，通过大学与产业的合作来刺激创新。作者也提出了对中国大陆地区与日本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方面的启示与建议。
（二）院校模式
本书第二部分“院校模式”回顾了提高大学竞争力的关键问题，包括战略规划、公平和机会、与产业的伙伴关系等。这些讨论也许对世界各地的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八章（林忠钦）分享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战略规划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制定了“三步走”战略，每五年规划一次。该战略的制定过程体现了强大的领导能力与教师的投入，并统一了不同的想法。“三步走”战略清楚地显现了目的和计划的顺序，同时允许很大的灵活性以做出调整。“人才强校、交叉创新、开放融合和文化引领”是学校“十三五”规划的目标。
接下来的三章将视角置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下。第九章[威尔科克斯（Kim A．Wilcox）]和[维多利诺（Christine A．Victorino）]认为，学生和教师群体的多样性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学定义所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该章分享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ierside）在不断提升师资质量和促进学生成长与发展方面的实践。该校的成功是由三个因素驱动的，即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文化”，吸引多样化的“人群”，以及提供旨在提高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与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学生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功程度的项目。第十章[凯勒（Eric W．Kaler）]以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为例，阐述了一所作为大型赠地学院的公立大学如何在创新、创建初创企业和应用知识方面发挥作用，以应对社会挑战。此外，第十一章[莱顿（Mark S．Wrighton）]讲述了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麦道国际学者学会”的案例。该计划与世界顶尖大学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发展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这种伙伴关系项目成功吸引了精英学生，培养他们成为各领域的全球领袖，开展研究以解决重大的全球问题。
第十二章[克拉利奇（Christine Clerici）]、[尚巴兹（Jean Chambaz）]、[斯泰德（Sebastian Stride）]分享了法国高等教育机构重塑卓越的经验。法国高等教育受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挑战，重新思考其研究绩效和质量。法国的学生和学术人员也越来越把他们的教育和职业生涯放在了全球位置上去考量。这些因素导致了一系列的改革，并促进了4所一流大学的发展，即巴黎科学与文学大学（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巴黎萨克雷大学（Université Paris Saclay）、巴黎城市索邦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和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这些大学是通过整合现有机构而建立起来的。
本书不仅呈现了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关议题的讨论，也是我们之前七届会议相关讨论的延续，前七届会议已分别结集出版了：《世界一流大学：特征·评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创新·改革》《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战略与大学实践》《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从声誉到绩效：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以及《世界一流大学：面向全球共同利益、服务本土社会》等7本论文集。
参考文献
Altbach，P.G.（2009）．Peripheries and centers：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10：15-27.
Hazelkorn，E.（2011）．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London：Pal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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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mi，J.（2009）．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
Marginson，S.（2018）．Public/private in higher education：a synthesi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43（2）：3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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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L.（2018）．World-class universities：A dual identity related to global common good（s）．In Wu，Y.，Wang，Q.，and Liu，N.C.（eds.）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and Seeking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Leiden/Boston：Brill/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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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婕、王琪 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