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9章 公元前57年之大汉王朝（二十）

汉宣帝刘询深知郡太守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他坦然指出，郡太守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堪称“吏民之本”。

在他看来，郡太守的职位如果频繁调动、变易无常，

就会导致他们无法赢得属下的尊重，上下之间也难以实现和谐共处。

相反，如果实行“久任”制度，百姓知晓郡太守将长期在职，

自然不敢欺瞒上司，从而“服从其教化”，地方治理也会更加有序。

为了激励郡太守积极治理地方，宣帝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奖励机制。

对于那些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他常用的奖励办法包括：

颁布玺书公开嘉奖勉励；在原有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

赏赐一定数量的金钱；

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其既能享受政治名誉，又能获得经济利益。

例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成功安抚了大量流民，政绩“治有异等”。

因此，他得到了宣帝的明诏褒奖，其俸禄被提升为“中二千石”，并被赐爵关内侯。

另一位名臣黄霸，曾因过失被贬，后来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

他在任八年，使颍川郡大治。

宣帝下诏称扬他的政绩，并给予“赐爵关内侯，

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

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

尽管他们的职务没有升迁，但他们的政绩得到了肯定，

待遇得以改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

这种奖励方式不仅对当事人起到了安抚和激励的作用，

还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从而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

这些循吏或良吏在治理地方时，执法公平，

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

他们所治理的地方百姓富足，他们离开的地方也常被百姓感恩戴德。

因此，他们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

史书上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这表明在宣帝时期，良吏辈出，

地方治理成效显著，国家也因此迎来了中兴的局面。

汉宣帝刘询出身于民间，深知百姓对官员贪腐的切齿痛恨。

因此，他一当政，就主张严明执法，坚决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

在他的治理下，一些地位极高、腐朽贪污的官员纷纷被诛杀，彰显了他整顿吏治的决心。

其中，大司农田延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田延年在尊立宣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

然而，他在修建汉昭帝平陵时，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高达3000万钱。

此事被丞相议奏，田延年被定为“不道”罪。

宣帝得知后，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以示公私分明。

几天后，使者前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

田延年深知罪责难逃，最终选择了自杀。

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宽政闻名。

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一方面，启用了一批精明能干的能吏，严厉镇压不法豪强；

另一方面，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

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宣帝自己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他对冤狱深恶痛绝，

决心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亲政后不久，他便亲自参与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以确保司法的公正。

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公元前67年，宣帝在朝廷增设了四名廷尉平一官，

专门负责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

以审核廷尉量刑的轻重，防止司法不公。

公元前66年，宣帝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

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百姓的法律负担，

避免了因一人犯罪而牵连无辜的情况。

他还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鼓励百姓畅所欲言，为国家建言献策。

公元前54年，宣帝派遣24名使者到全国各地巡查，

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

此外，他还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释放了许多因冤假错案而被囚禁的百姓，

进一步彰显了他宽政爱民的治理理念。

宣帝的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打击了贪腐，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还通过宽政安抚了百姓，缓和了社会矛盾。

他的治理方式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

又彰显了人性的温度，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元帝刘奭为太子时，性格柔仁，崇尚儒学，

对宣帝时期的治国方针颇有微词。

他见宣帝任用的多为精通法律、善于以刑名之术约束臣下的文法吏，

且大臣如杨恽、盖宽饶等人因言辞讥讽朝政而被诛杀，心中颇为不安。

一次，元帝在侍奉宣帝宴饮时，委婉地劝谏道：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他认为，朝廷应当更多地任用儒生，

推行德教，以仁政治国，而非过于依赖严刑峻法。

宣帝闻言，脸色骤变，严肃地回应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他明确指出，汉朝的治国之道是“霸王道杂之”，

即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仁政德教相结合，而非单纯依赖儒家的德教。

宣帝进一步批评儒生，

认为他们“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在他看来，儒生往往拘泥于古代的理想化政治，

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容易导致名实混淆，使国家治理陷入混乱。

宣帝的这番话不仅是对元帝的训诫，也是对汉朝治国方针的深刻总结。

他深知，单纯依赖儒家的德教或法家的刑名之术，都无法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

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宣帝的治国理念，正是对汉武帝时期确立的“霸王道杂之”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这一制度强调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既注重法律的严格执行，

又提倡儒家的仁政教化，从而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注重民心的凝聚。

宣帝对元帝的劝谏并不满意，甚至感叹道：

“乱我家者，太子也！”

他预见到元帝过于崇尚儒学的倾向，

可能会偏离“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

从而导致国家治理的混乱。

这一预言在元帝即位后得到了验证。

元帝重用儒生，推行纯任德教的政策，导致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吏治松弛，豪强势力抬头，最终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汉书》中的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

从汉武帝时期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到宣帝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再到元帝时期的偏离与衰落，

这一制度的演变反映了汉代政治思想的变迁。

宣帝一语道出了“霸王道杂之”的要诀，

即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这一制度在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

无论是唐朝的“贞观之治”，还是明朝的“洪武之治”，

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以强化其统治。

这一制度的历史意义，

不仅在于它为汉朝的繁荣与稳定提供了保障，

更在于它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