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
湖南境内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就不断出土商周铜器，迄今为止，总数已达300余件1，出土地点涉及24个县、市，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周围及省内北部地区，其中又以宁乡黄材最为集中。湖南铜器以制作精美和形体高大厚重而引人注目，绝大多数铜器出土于窖藏。关于湖南出土商周铜器的来源与族属问题，目前尚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在对铜器的类型、年代分期以及窖藏的性质与年代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予以初步探讨。
一 分类
（一）甲群
图一 甲群铜器铭文
1.人面方鼎 2.分裆鼎 3、10.觯 4、6.爵 5、9、11.卣 7、12.尊 8.簋
1.鼎
人面方鼎，四面各有一浮雕人面，云雷纹为地。铭“大禾”2字（图一：1）。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2
分裆鼎，铭“己冓”2字（图一：2）。宁乡黄材栗山张家坳出土。3
圆鼎
Ⅰ式 半球形腹，柱足，腹饰两周微凸的圆泡纹。岳阳黄秀桥象形山出土。4
Ⅱ式 半球形深腹，高足，足根稍粗略近蹄足，饰兽面纹。桃江马迹塘出土。5
Ⅲ式 腹浅而垂，腹饰圆涡纹与变形夔纹相间的花纹带。湘潭青山桥出土。6
2.甗
腹上部有三道弦纹,足根有兽面纹。望城高山脊出土,未见图像。7
3.簋
Ⅰ式 深腹，高圈足，双耳有珥，饰圆涡纹与变形夔纹相间的花纹带。铭“
父乙”（图一：8）。石门出土。8
Ⅱ式 鼓腹下垂，双耳有珥，有方座，饰兽面纹。铭“作宝
彝”4字。株洲均坝出土。9
4.尊
方尊
Ⅰ式 四羊方尊。颈饰蕉叶纹、夔纹，腹饰鸟纹，云雷纹为地。高58.5厘米。宁乡黄材转耳仑出土。10
Ⅱ式 折肩，高圈足，有扉棱，肩饰凸起的小兽与兽头。常宁出土一件11，长沙拣选一件。12
圆尊
Ⅰ式 鼓腹，圈足，肩饰圆圈纹和小兽面，腹饰流动云纹组成的兽面纹，无云雷纹为地。13
Ⅱ式 溜肩，鼓腹，高圈足，圈足下又有三矮足，有扉棱，肩上饰凸起的三兽头及凤鸟和夔纹、兽面纹。高56.5厘米，重19.5公斤。岳阳青龙出土。14
Ⅲ式 略同Ⅱ式。圈足特高，足下部内收。高72.4厘米。华容出土。15
Ⅳ式 觚形，腹微鼓，腹饰兽面纹、垂立夔纹、鸟纹，云雷纹为地。铭“幸旅父甲”4字（图一：12）。湘潭青山桥出土。16湖南省博物馆征集一件，铭“亚
□”3字（图一：7）。17
兽形尊
Ⅰ式 象尊。醴陵仙霞狮形山出土。18
Ⅱ式 豕尊。湘潭船形山出土。19
Ⅲ式 牛尊。衡阳包家台子山出土。20
5.卣
Ⅰ式 略呈瓿形，鼓腹，高圈足，体侧有环耳，有扉棱，周身饰兽面纹、夔纹，云雷纹地。器盖对铭“癸冓”2字（图一：5、9）。卣内贮存玉管、玉珠1172颗。宁乡黄材炭里河出土。21
Ⅱ式 略同Ⅰ式。满身花纹，腹饰短直线纹、鸟纹。器盖对铭“戈”字（图一：11）。内贮玉玦等各种玉器320件。宁乡黄材王家坟出土。22
Ⅲ式 瓿形，蘑菇钮盖，绹状提梁，饰夔纹带和小兽面。宁乡回龙铺出土。23衡阳市杏花村出土一件，内盛玉玦、璇玑等140多件。24
Ⅳ式 长颈，腹微鼓，矮圈足，足上有十字镂孔，有提梁，饰上下两层兽面纹。石门出土。25
Ⅴ式 长颈，下腹鼓出，盖有角，有扉棱，提梁的钮在正面，饰兽面纹，尾下卷及夔纹。浏阳秀山保塘出土。26
Ⅵ式 鸮卣。长沙出土一件27；在株洲拣选2件28；双峰金田月龙出土一件。29
6.方彝 系器盖。铭“皿天全作父己彝”。桃源漆家河出土。30传世有方彝，失盖，铭“皿作父己彝”（《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初集2.29）与此盖当系同一器物失散。
7.罍
Ⅰ式 高颈，折肩，下腹稍内收，略呈筒状，高圈足，圈足下又置三矮足，肩有兽头与扁身凤鸟，腹饰圆涡纹与“尊”字纹相间的花纹、兽面纹、鱼纹。岳阳茶湾鲂鱼山出土。31
Ⅱ式 小口，束颈，广肩，下腹急收，矮圈足，肩有双耳，肩饰一周圆涡纹。铭“冓父乙”三字。益阳收集。32
Ⅲ式 侈口束颈，广肩，下腹急收，高圈足，肩有兽头方形双耳。湘阴出土。33
8.瓿
Ⅰ式 直颈，扁球形腹，蘑菇钮盖，圈足，有扉棱，周身饰兽面纹。内贮铜斧224件，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34
Ⅱ式 广肩，下腹微收，双耳，腹饰云雷纹组成的简化兽面纹。新邵新家坊出土。35
Ⅲ式 略同Ⅰ式。下附四马方座，马首凸出器外。桃江连河冲金泉出土。36
9.觚 细体，脰微鼓。宁乡黄材木梆子山出土。同时出土的戈、矛、镞已失散。37
10.爵
Ⅰ式 湘乡大爵。高32.8厘米。38邵阳祭旂坡出土一件，铭“□□辛”3字。39
Ⅱ式 腹较深，柱在流折近鋬处。衡阳苗圃蒋家山东汉墓内出土一件，柱铭“父乙”，鋬内铭“子荷贝”。李孝定释“婴”。40湘潭青山桥出土6件41，J4铭“□祖丁”（图一：6），J5铭“冓父乙”（图一：4），J6铭1字，未见拓本。
11.觯 3件，均觚形。衡阳蒋家山东汉墓出土一件42，湘潭青山桥出土2件，J2铭“戈”字（图一：10），J3铭“冓”字（图一：3）。
12.敦 扁球体，喇叭形盖钮。衡南胡家港出土。43
13.舟 无盖，腹侧有环耳，云雷纹。湘潭古塘桥出土。44
（二）乙群
1.铙
Ⅰ式 兽面纹铙。13件。宁乡老粮仓师古寨一坑出5件47，宁乡老粮仓北峰滩出2件，相距5米。一件在器内近口处铸四虎，高89厘米，重109公斤。48另一件高83.5厘米，重154公斤。49岳阳费家河50、宁乡唐市陈家湾51、湘乡狗头坝52、望城高塘岭53、浏阳柏嘉镇54、宁乡黄材转耳仑55各一件，后者高103.5厘米，重221.5公斤，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一件。其共同特征是：器身主纹饰大兽面纹，由弧形或扁平的粗线条组成，鼓部饰象、虎、兽面等纹饰，主纹身上饰云雷纹，并以相同的云雷纹为地。
Ⅱ式 云纹铙。主纹为云纹组成的兽面，两目高起作菱形。宁乡黄材三亩地出土。周围还出土环、玦、虎、鱼等精美白玉器。56
Ⅲ式 乳丁铙。钲部每面各有3排共16个乳丁。 湘乡黄马寨出土。57
Ⅳ式 有枚铙。耒阳夏家山58、株洲太湖头坝59、长沙望新板桥60、株洲昭陵黄竹61各一件。
2.镈
Ⅰ式 鸟镈。栾侧棱脊饰高冠扁身鸟。衡阳征集一件62，浏阳出一件，湖南馆收集2件。63
Ⅱ式 虎镈。栾侧饰肩身倒立的虎。湖南馆收藏一件64，邵东民安出土一件。65
Ⅲ式 云纹镈。钲部主纹为云纹，资兴出土。66
3.甬钟
Ⅰ式 细线云雷纹甬钟。钲部以小乳丁为边框，篆间和隧部饰凸细线云雷纹。宁乡黄材67、浏阳澄泽、湘乡马龙、湘潭68等地出土。
Ⅱ式 凹线云纹甬钟。钲部篆间以凹粗线为界格，篆间和隧部饰较粗的凹线云纹，鼓右侧饰鸟纹。湘潭洪家峭出2件69，湘乡70、湘潭71各出一件。
Ⅲ式 横S纹甬钟。枚很高。临武出土。72
4.钮钟 一组9件。浏阳纸背村出土。73
5.钲 体修长，素面。衡南胡家港出土。74
6.鼎
Ⅰ式 浅直腹，平底，扁圆柱足，饰短直线、云雷纹和折线纹带。资兴旧市M351出土。75
Ⅱ式 浅垂腹，三足在器底，近似蹄足，内侧半空，饰圆涡纹与变形夔纹相间的花纹带。资兴旧市M27676、长沙金井茶场墓77各出土一件。
Ⅲ式 同Ⅱ式，附耳，饰三角云纹。长沙金井茶场出土。78
Ⅳ式 耳外撇，浅腹，似蹄足，饰变体夔纹，夔作豕嘴、长冠，或为素面。湘潭青山桥出2件79，衡南胡家港出14件80，湘潭古塘桥出3件。81
Ⅴ式 浅圆腹，三尖足外撇。长沙金井茶场出2件。82
Ⅵ式 盘口，束颈，足外撇。衡南胡家港出土。83与江西、两广出土者相近。84
7.尊 束颈，垂腹，高圈足，饰水虫纹（或称“蚕桑纹”），口沿有浮雕虫纹，头翘起。衡山霞流出土。85
8.卣 直颈，垂腹，圈足，兽头提梁，盖顶有扉棱，饰水虫及各种小爬虫，口沿饰变形蝉纹。湘潭金棋出土。86
9.工具与武器
斧（锛）
Ⅰ式 弧刃，方巩，饰横竖凸线纹。宁乡寨子山瓿内出土，共224件。87资兴春秋墓中也有出土88，与祁东小米山、广西旧东出土者同。89
Ⅱ式 长体，弧刃，方巩。资兴春秋墓出土。
臿 2件。凹口，弧刃。湘潭青山桥出土。90
钺 弧刃，巩内，内上饰虎纹。长沙出土。91
剑 扁茎，无格，资兴旧市M276、M54692，宁乡黄材93各出一件，长沙金井茶场墓出土者饰人面。94人面短剑在广东海丰、石峡也有出土。95
矛 圆脊凸起，长骹，骹口圆形，骹侧有双系。资兴旧市96、宁乡黄材97等地均有出土。
镞 双翼形。资兴旧市春秋墓出土。
蔑刀（“削”） 三角锋，中脊呈人字形。资兴旧市、耒阳水泥厂春秋墓出土。
铲（简报称“钺”） 资兴春秋墓出土。
（三）丙群
1.鼎
Ⅰ式 2件。一件立耳外撇，半球形浅腹，实足，近蹄形。另一件柱足外撇，变形蝉纹。湘潭古塘桥墓出土。98
Ⅱ式 附耳，深腹矮足。长沙高桥残墓出土。99山东滕县薛国墓地出土较多。100
2.盉 盘口，鬲形。衡南胡家港出土。101
二 年代
甲群铜器可分三期。
第一期 有方鼎、分裆鼎、Ⅰ式圆鼎、甗、Ⅰ式簋、方尊、Ⅰ—Ⅲ式圆尊、兽形尊、卣、方彝、Ⅰ—Ⅱ式罍、Ⅰ—Ⅱ式瓿、觚、Ⅰ式爵等。其中Ⅰ式圆尊饰云纹组成的兽面纹，不使用云雷纹为地，年代属殷墟文化一期；Ⅱ式瓿的花纹是云纹组成的兽面纹的简化，双目已变成圆乳丁，但眼角仍清晰可辨，也不使用云雷纹为地，年代也偏早。其他大多数铜器均属殷墟文化三、四期。其共同特征是盛行主纹上施以云纹并以云雷纹为地的“三层花”，兽面纹两侧饰垂立的夔纹。盛行扉棱，浮出兽头、凤鸟的装饰。铭文字数不多，一般只是族徽，或日名，无波磔等。其年代属殷墟文化三、四期，即商代晚期。
第二期 包括Ⅱ—Ⅲ式圆鼎、Ⅱ式簋、Ⅳ式圆尊、Ⅲ式瓿、湘潭青山桥6爵、觯等。Ⅱ式鼎深腹，高足近蹄形，接近康王时期的大盂鼎。Ⅲ式鼎腹浅而垂，具有穆王时期风格。Ⅱ式簋有方座，与利簋相近，属西周早期偏晚。Ⅳ式尊、Ⅱ式爵铭文有波磔，属西周早期偏晚。觯为细体，也是西周早中期的。Ⅲ式瓿具有方座，也应属西周。
第三期 只Ⅲ式罍和敦、舟等三种。Ⅲ式罍约属春秋早期。敦、舟均见于洛阳中州路东周一期墓，原定春秋早期，有学者根据敦、舟的器类不见于上村岭虢墓而改定为春秋中期。102河北唐县新出鲁归父敦103，在同类器物中是目前所知唯一的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器形与中州路东周一期墓同，铭曰“鲁子中之子归父为其善敦”。子中即鲁东门襄仲，归父系襄仲之子公孙归父，公孙归父于鲁宣公十年（前599）初见经，宣公十八年（前591）奔齐，当春秋中期后段。104证明把中州路东周一期墓改定为春秋中期是正确的。甲群第三期的敦、舟也应属春秋中期。
关于乙群铜器中的乐器，高至喜先生讨论过其年代序列，认为A型、B型铙（即本文的Ⅰ式、Ⅱ式铙）属商代晚期，C型（即本文Ⅲ式）铙属西周早期，D型 （本文Ⅳ式）属西周中期。105认为AⅢ式镈（本文Ⅰ式）属西周早中期之交，B型（本文Ⅱ式）属商末周初，C型（本文Ⅲ式）属西周早期偏晚。106认为Ⅰ式甬钟属西周中期偏早，Ⅱ式甬钟属西周中期，Ⅲ式属西周晚期。107
乙群
Ⅰ—Ⅴ式鼎分别出土于资兴旧市墓、长沙金井墓、衡南胡家港墓、湘潭古塘桥墓、湘潭青山桥窖藏。这些鼎的形制与纹饰有某些相近之处，如腹较浅，或下垂，足近似蹄形，内侧半空，三足集于器底，饰短直线、折线、圆涡纹与变形夔纹，等等，其年代应相近。资兴旧市墓和长沙金井墓原定春秋早期、衡南胡家港和湘潭古塘桥墓原定春秋中期、湘潭青山桥窖藏原定年代上限可到西周晚期。笔者认为根据衡南胡家港出土的铜敦和湘潭古塘桥出土的铜舟，定为春秋中期是适宜的。根据资兴M323出土的三角锋戈，资兴墓中有些可以早到春秋早期。108乙群的工具与武器的年代由此亦可推定。丙群的鼎、盉也应是同时的。
三 窖藏的性质与年代
湖南铜器有相当一部分出土于窖藏。窖藏多位于山顶、山坡、山脚下、小河边，也有在台地或平地处。过去曾被认为是祭祀祖先、山川、星辰、风雨、土神的遗物。笔者认为，根据窖藏礼器以及其他共存遗物看，这些窖藏应属于贮藏财富的性质，可能是由于某种社会动荡的原因而埋藏起来的。古代铜和玉都是宝贵的财物。窖藏铜器多是一些“重器”，如宁乡师古寨一坑5件铜铙，总重量约为350公斤，宁乡北峰滩的2件铜铙都超过100公斤，宁乡转耳仑出土的铜铙重达220公斤以上，因此这些窖藏铜器本身就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此外，窖藏中还往往发现大量的玉器，如宁乡炭里河卣内贮玉珠等1172颗，宁乡王家坟山卣内贮各种玉器320多件，衡阳杏花村瓿内贮各种玉器140多件，宁乡三亩地与铜铙共存的有环、玦、虎、鱼等精美的玉器，等等。《书·盘庚》：“具乃贝玉。”疏：“贝、玉是物之最贵者。”这么多精美的玉器显然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此外窖藏铜器还往往与工具和武器共存，如宁乡寨子山铜瓿内贮铜斧（锛）224件，湘潭青山桥窖藏铜器中有2件铜臿，宁乡葛籘木梆子山窖藏铜觚与戈、矛、镞共存，等等。如果窖藏的性质属于祭祀，则难以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关于湖南铜器窖藏的年代，在没有地层关系可以作为依据的情况下，只能根据窖藏铜器自身及其他共存遗物的年代加以推定。如下几点对于判断窖藏年代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乙群铜器中的Ⅲ、Ⅳ式铙，Ⅰ—Ⅲ式镈和甬钟的年代是属于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的。因此，凡是出土上述乐器的窖藏年代不早于西周；第二，何介钧同志指出，豕尊有6处修补痕迹，是经过3次修补的，最晚的一次修补是西周早期的，因此尽管豕尊的制造年代是商代晚期，但豕尊窖藏的年代却不能早于西周；第三，宁乡寨子山窖藏出土的铜瓿属于商代晚期，但其中所贮存的224件铜斧（锛）的形制与资兴旧市春秋墓中所出者相近。资兴墓的年代属于春秋早、中期，因此，宁乡寨子山瓿的窖藏年代不能早于春秋早、中期；第四，湘潭青山桥窖藏中的甲群Ⅲ式圆鼎（J：12）是属于西周中期早段的，乙群Ⅳ式鼎（J：10，J：11）属于春秋中期，因此该窖藏的年代也不能早于春秋中期；第五，宁乡转耳仑铜铙窖藏打破了遗址文化层，文化层中出土的陶片与炭里河采集的商代、西周时期的陶片相同，这只能证明该窖藏的年代应晚于商代和西周，不能证明其年代下限。
四 来源与族属
甲群与乙群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金相分析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证明其来源即产地是不同的。
（一）形制
甲、乙两群铜器虽然都不乏高大的器物，但轻重悬殊。参看表一：
表一
从上表可以看出甲群铜器从高50厘米到长72厘米的4件铜器，最重的不超过40公斤。而高只有66.3厘米的乙群云纹铙却比甲群豕尊重1倍，要比甲群Ⅰ式罍重7倍。甲群4件铜器的总重量尚不及宁乡转耳仑一件兽面纹铙重量的一半。而甲群铜器与殷墟小屯5号墓出土的身高相近的3件铜器的重量是很接近的。大约在西周以后，乙群乐器开始向减轻重量的方向发展，例如长沙望新Ⅳ式有枚铙高43.5厘米，重仅10.5公斤。湘潭洪家峭Ⅱ式云纹甬钟高48厘米，重仅20公斤。
（二） 纹饰
甲群铜器盛行兽面纹、夔纹等，尤其以主纹上阴刻云纹并使用云雷纹为地的“三层花”为最具特色，且盛行扉棱、浮出的兽面等装饰手法（图二：1）。所有这些都与中原地区商周铜器相一致（图二：2），而与乙群铜器大异其趣。乙群虽然也使用兽面纹，但是用断面作半圆形或扁平形的粗线条组成，不像甲群兽面纹那样写实，而是更具图案性；有时也使用云雷纹，但粗疏草率，而不及甲群那样细腻圆润。乙群铜器一般不使用扉棱、浮出兽面等装饰手法（图二：3）。直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湘潭金棋卣上，才开始使用扉棱装饰。
图二 铜器花纹
1.甲群（宁乡黄材卣） 2.安阳小屯M5（鸮尊） 3.乙群（宁乡黄材铙）
（三）铭文
甲群铜器使用族徽文字和铭文，乙群则否。甲群的族徽文字如冓、戈、旅等都是中原地区所常见的。甲群铜器铭文“作宝彝”无论内容、格式、书体都与中原地区的相一致。族徽是族的标志，如果说铸造技术、器形、纹饰等尚可以从其他地区、其他文化中学习借鉴的话，但总不会把其他民族的族徽也移植到本民族铸造的铜器上。因此甲群铜器上族徽文字的存在，是表明其必然来源于中原地区的铁证。
（四）金相分析
经化学分析甲群和乙群所含金属成分也不相同。将已公布的5个标本的数据列表如下：
表二
甲群所测3件标本均属青铜。其中四羊方尊含铅量小于2％，属铜锡型，又称锡青铜。人面方鼎和圆鼎含铅量大于3％，属铜锡铅型，即以铜、锡、铅为主的三元合金。乙群两个标本含铜量大于90％，属纯铜型，考古工作者凭直观称之为“紫铜”或“红铜”。
“锡青铜合金与纯铜相比，不仅有色泽光亮的外观，而且具有硬度大、韧性高、熔点低、流动性好、气孔疏松少等良好铸造性能。”109乙群乐器使用纯铜而不使用青铜，不是为了防止敲击时易于破裂，亦不是冶铸水平很高的反映。从冶铸史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铸造乐器还是其他器物，使用纯铜只能是处于冶铸技术的初级阶段。《考工记》：“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也就是说青铜乐器中，锡的比例以16.5％为适宜。最新研究表明：含锡14％左右、铅在2％—4％之间，钟的综合性能最优。而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的含锡量为12.5％—14.6％、铅1％—3％，配比比较合理。110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尽管乙群铜器不乏数百斤的庞然大物，但其冶铸水平还是比较原始的。当然，从西周Ⅲ式乳丁铙的金相分析看，尽管仍然是纯铜型，但已开始注意了增加锡、铅的含量，只是达到适当的配比关系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还应指出，正是由于青铜的流动性好，纯铜的流动性差，因而甲群铜器和商代晚期以后的中原铜器大量使用以纤细的云雷纹为地，而乙群铜器一般不采用这一技法，即使采用，也显然笨拙不堪。
湖南邻省江西对5件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铜器标本作了分析，“含铜量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未见有锡及其他合金元素存在”，证明“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居民，直到西周中期，还保留着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111，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湖南商周冶铸工艺水平的认识与估计。
有的学者认为湖南商周铜器除个别器物外，大部分都是在本地铸造的。证据之一是对华容圆尊、桃源方彝盖、石门卣、父乙簋、宁乡的斧、削、镞、戈卣、湘乡大爵等进行检测，都含有锑，而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大都不含锑。北方青铜器不含锑的说法是根据《中国冶金简史》一书提供的对安阳小屯所测8个铜器和残片的化学分析数据，其测试结果只列举了铜、锡、铅、锌、铁、镍等6种元素的含量，而没有列举锑和其他少量、微量元素。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未能测出，或是由于检测目的不同而没有对锑进行分析，并不等于据此就可以得出殷墟铜器中不含锑和其他微量元素的结论。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对小屯5号墓49个铜器标本112和对殷墟西区墓葬29个标本的测试结果113，全部含有锑。小屯5号墓铜器的含锑量在0.0025％—0.032％，殷墟西区墓葬铜器的含锑量最高达1％，可证其说非是。
（五） 族属
甲群中的族徽文字为探讨族属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冓”字，有宁乡的癸卣、己鼎，湘潭的觯和父乙爵，益阳的父乙罍和湖南省博物馆收集的父丁爵，凡6器。另一种是“戈”字，有宁乡的卣、湘潭的觯，另外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一件“庚父戈”鼎，凡3器。“庚”字以前未释出，“庚父戈”即“戈父庚”之倒，族徽文字中这种倒读的例证很多。此外，还有人面方鼎的“大禾”，湘潭的“幸旅”父甲尊，“
”且丁爵。另一铭有族徽的爵未见拓本，湖南馆征集的亚尊，公行山东汉墓中出土的“婴”（即“子荷贝”）爵，邵阳的一件爵未见拓片，计9种族徽共16件。其中冓、戈、幸旅、亚、婴等是中原地区所常见的。
冓 多书作
，颇多异释。本文取释“冓”说。丹麦哥本哈根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觚铭“南单冓”3字（图三：1），凤翔花园村出土爵铭“干”2字（图三：2）。古干、单为一字（徐中舒说），安阳武官村大墓铜器铭文“北单戈”（图三：4）又写作“北干戈（图三：3）可证。“单”既与“冓”组成复合族徽，又与“”字组成复合族徽，足证、冓为一字，字应为冓字之简化。族徽文字中简化和繁化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又增一例证。冓是殷代望族，铭冓字族徽的铜器至少当在百件以上。据邹衡先生统计，有出土地点者18器，河南9器，以安阳殷墟者居多，可证冓族应属殷人。
图三 族徽文字
戈 也是殷代望族，铭戈字单体族徽的铜器也在百件以上。根据对有出土地点的19件铜器分析，邹衡先生认为“戈族的原住地应该以陕西泾阳和河南安阳两地的可能性较大”114，戈族也应是殷人。
《金文编》收入旅字条。其实这是幸、旅二字合文。美国皮斯百收藏的一件觥，器铭作“幸旅”二字合文，而盖铭作“幸”，实际上应是一组复合族徽。115
在一件铜器上铭有两种以上族徽的现象可称为复合族徽。复合族徽的出现与族的分化有关。新出氏族为了标明自己的渊源，在署明自己族徽的同时，还把其所始出的母氏族或同出诸族的族徽合署在一起，就产生了复合族徽。116复合族徽对于探讨各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冓”字族徽曾与鸡、若、车、耦、旅、北单等十余种其他的族徽组成复合族徽，证明冓族与上述“幸旅”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而在武官村大墓出土铜器铭文中“北单”与“戈”共存，证明冓族与戈族也有血缘关系。湖南同志认为，屡次出土的冓、戈族徽铜器表明：“在商代后期，这两个氏族中的一部分已南迁到了湖南境内。”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只是南迁的时间似应在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时期。湖南出土的甲组铜器就是冓、戈、旅等族部分商遗民在这一时期被迫转移而从北方带来的。
湖北江陵万城出土的北子器群117，为上述看法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万城出土的这批铜器计17件，其中鼎铭“北子冓”，甗铭“□北子冓”，一簋铭“
作北子臣簋”等22字，另一簋铭“北子臣”作“北柞”，卣、尊、觯铭“小臣作父乙宝彝”（图四），时代属穆王时期。“北”即周灭殷后在其旧都畿内所建立的邶、鄘、卫三国中的邶。北子器而署冓字族徽，证明北子之族系由冓族分化。江陵万城北子器群的出土，证明冓族的另一支南迁后在洞庭湖西北部长江以北地区定居下来，并繁衍出一支新氏族——北子之族。
图四 江陵出土西周铜器铭文
1.卣 2.甗 3.鼎 4、5.簋
乙群铜器的族属可根据文献记载加以推定。《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于此可见洞庭湖和彭蠡湖（今鄱阳湖）之间的原始居民是三苗族。俞伟超先生提出“在洞庭、鄱阳之间，北抵伏牛山麓、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为三苗的遗存”118，其说是可信的。《战国策·魏策》说三苗族被“禹放逐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禹灭之”，禹灭三苗说颇可疑。考古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或其中某一阶段属夏文化，夏禹时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过湖南考古界多年来的辛勤工作，洞庭湖周围的新石器时代的年代序列已经建立起来。屈家岭文化的继承者是“长江中游龙山文化”119（或称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根本没有发现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踪迹。禹灭三苗说难信，三苗应为越所灭。《战国策·秦策》说楚悼王时吴起“南攻杨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南平百越”，《后汉书·南蛮列传》说“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据此可知，楚人入湘之前洞庭地区属越所有，故三苗应为越灭。如上所述，乙群铜器应为本地铸造。乙群铜器中极富特色的巨型铜铙等乐器，除湖南外，在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均有出土。而上述地区古代曾是百越族的分布范围，因此乙群铜器应属越族所铸。
关于楚人入湘的年代，目前看法尚不一致。根据考古发现，澧县东田丁家岗发现过3座春秋前期的楚人墓120，是目前所知入湘最早的楚人。当然就范围和规模而言，这时入湘的楚人还极为有限。长沙、衡南、湘潭、耒阳、资兴等地春秋早中期墓的发现表明这时湖南境内仍然是越人天下。窖藏材料表明，所藏铜器年代下限是春秋中期而不见更晚的东西，说明窖藏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期或稍晚。窖藏的发现如此普遍，说明这时发生过大的社会动荡，这很可能是由于楚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的。高至喜、熊传新两位同志对楚人入湘年代的估计是春秋中期越过了洞庭湖，春秋晚期已进入益阳、湘乡、长沙一带。121这与我们的上述分析是一致的。楚人入湘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过程。文献记载说战国早中期之际的楚悼王时期（前401—前381）“南平百越”，“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那是说楚人完成了对包括两广在内的领土兼并，与此并不矛盾。
原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