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艺到科学：规划师和新城镇

因此，研究建设新城镇的运动可以让我们了解，理想的地方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它们将如何影响规划文化，而这两点又是如何在全球传播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在着手工作之前，头脑中已有了一套反复流传和套用的思想，以及源自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文化而形成的先入之见。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对城市乌托邦的研究受到了战争流亡岁月的制约，随后又受到了重建的紧迫性的影响。战争的废墟还在燃烧时，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亲手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将全球性的社区团结为“一个世界”、打击社会不公和贫穷并促进自由等愿望，燃起了进步的城市改革者的激情。这些崇高的目标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的雄心壮志的产物是堆积如山的计划、图表和完美城市的草图。到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越来越多地产生了这样的愿景，这为网络化的“智能”城市开辟了前景。这两者，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文化，产生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给这一组合注入了勃勃生机。城市改革者相信未来的可能性和他们创造未来的能力。他们预见了外太空的殖民，预言了庞然大物般的巨型建筑、机动车乌托邦、奇妙的“插入式”（plugged-in）城市网络以及遥远的宇宙定居点等。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项目上辛勤工作，在一场为拯救地球免遭即将到来的城市灾难和生态灾难而进行的十字军运动中绞尽脑汁。这场由人、城市文本和乌托邦意象组成的激情之旅，如同一个全球共享的文献库，可以在当地环境中把控、修改和操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和区域规划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网络，拥有自己的产业、行动者、机构和组织。作为专业技术，其范围覆盖了从工艺美术到技术官僚科学（technocratic science）。在本书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邂逅各种各样的行动者，他们在英国、加拿大、美国、以色列、伊朗、中国和非洲等地建设新的城镇。诸如康斯坦丁诺斯·多克夏迪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维克托·格鲁恩（Victor Gruen）和詹姆斯·劳斯（James Rouse）等从业者，都成了国际名人。另一些规划者默默无闻地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福特基金会和联合国工作。更多的人在政府和新城开发公司取得了事业成功。在20世纪城市史的记载中，最后几类人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们是建筑师、工程师、社会科学家，都为新城镇运动贡献了智慧。他们的工作性质包罗万象，从光彩夺目的前卫建筑师到朴实无华的公路工程师。总之，作为规划精英，他们成功地设计和建造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新城镇，留下了丰富的规划理论和乌托邦理想的智识遗产。

规划新城镇有助于在行业中培养新的自我意识和对专业规划的信心，而专业规划是一种完全可以输送的理性劳动。这些新城镇的建设者来自至关重要的两个世代，我对它们的讨论清晰地将此书分成了两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代建筑师在包豪斯和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并形成了早期的新城镇和区域主义思想。他们经历了大萧条、战时的决裂和流亡，这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件阻碍了他们实现抱负。一些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另一些人则设法避开了政治雷区。到了战后世界，他们热切地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由此产生了第一批新城镇。战后重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实施在职业生涯早期难以想象的项目。他们的概念框架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前世界，特别是带有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s）的田园城市的区域主义愿景。他们大多是受过训练的建筑师，接受的是将规划作为艺术的传统思想。

第一章介绍了这一代人战前传承的背景。第二章和第三章考察了他们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的战后重建时期建造的新城镇。对它们的分析集中在田园城市理想的应用和输出。这一理想源于英国和美国，在中东和非洲的资源城镇(16)开始消亡之前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二战之后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第二代新城建设者达到了职业年龄。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准备切断与过去的联系，翻开城市形态的未来篇章。其结果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第二次新城镇大潮中出现的一个全新规模及其复杂的属性，这也是最后三章的主题。规划者与军事和国防工业的专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电脑极客和土木工程师携手合作。他们形成了战后一个新的技术官僚精英阶层，处于决策的中心。他们到过许多地方、有着庞大的关系网，都拥有与控制论和系统分析相关的知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陷入对田园城市的多愁善感之中难以自拔，而是展开了一场关于大众社会时代集体生活的实践和空间性的全面辩论。

控制论和系统论对这一代城市规划从业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认识到这种智力上的影响是本书的目标之一。信息与传播理论、应用数学和博弈论被视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新城镇作为一个智能系统运行，计算机极大地增强了掌控所有相互交织的连接和反馈回路的能力。控制论也与航空航天的进步以及与太空时代相关的技术奇迹紧密相关。

第四章着重讨论控制论和太空时代对乌托邦实践的影响，以及知识和国际交流的技术和途径。美国和东欧集团版本的控制论城市是根据冷战和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进行评估的。在第五章中，从综合的都市规划的角度梳理了1960年代这种尖端科技文化的影响，并对英国、法国、印度和美国的四个新城进行了个案研究。最后，在第六章中，我们从先锋派建筑的优势及其产生的无数富有远见的城市设计和遥远未来的幻想城市的角度，对太空时代的进步给新城镇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总的来说，在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一场关于新城镇理论和形式的学术大辩论。对一些规划者来说，新城镇意味着从零开始新建一个居住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基于精确的规模、人口、经济和就业特征公式而进行的全面规划、自给自足的社区。人们还痴迷于新城镇的类型和等级制度。新城迷们花了无数的篇幅试图描绘独立式新城镇、卫星城和公司城的面貌，以及小型和中型新城镇的特征。他们仔细研究了区域地图，这些地图把新城镇描绘成复杂的公路系统中的关键点。为了规划邻里和社区、公共空间和中心区域的精确品质，并进行正确的建筑风格和景观设计，他们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起进行了头脑风暴。他们反复斟酌正确的计算机建模技术。对一些人来说，新城的“心脏”最为重要，而对另一些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维持生命和地球的环境。几乎没有规划者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所设想的广阔的生活区域有任何了解或经验。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城市周边地区看作一种无序的虚空，一个需要合理化和现代化的空间。这就开辟了在虚无中创建城镇的可能性。

伴随着这场讨论，出现了无穷无尽的草图和插图、统计数据、地图和摄影证据、逻辑图和数学公式，它们以形象和文字描绘了城市乌托邦的愿景。它们成为先锋派视觉艺术的主体，理所应当被看作一种创造性的尝试。这本书试图对这些设计进行深入的解读——它们是如何将城市景观戏剧化的，又是如何赋予其壮观有时是大气且有感染力的外观的。

所有这些规划的结果都是意义重大的：城市和地区被视为具有合理的土地利用和交通模式的复杂系统。每个新城镇本身就是一个由精心布置的建筑、空间和交通要道组成的统一系统。完善的空间领域将确保社会的稳定。新城镇将规划学高调呈现出来，并将城市愿景提升为科学先锋。这种规划话语的全球维度是引人注目的，尽管人们对它产生了20世纪规划中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文本这一点谈得不多。这些文献作为设计和建造未来世界的模板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其结果是一场新城镇运动的兴起，也由此激发出超乎寻常的多元化的智力投入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