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善堂溯源：从原乡到异地

第一节 在潮汕地区的起源与变迁

善堂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虽是潮人特有的，但善堂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在历史上并非潮汕地区所专属。诚如徐苑指出：“善堂并非潮汕地区的独特发明，而是随着明清以来善堂善会大量产生的全国性潮流相应而生。”[1]据历史文献所载，潮人善堂与流传广泛的民间善会有密切的关系。曾有学者考证，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潮汕地区已有官办的“养济院”之类的善会，收留地方上的孤老残疾者；至清光绪初年，开始出现民办的善堂组织。[2]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战祸与天灾接踵而至，民不聊生，大量饥民流离失所，亟待救济。许多善堂因此应运而生，带来了潮人善堂发展的巅峰期。饶宗颐在《潮州志》的《风俗志·序》里就指出，日军入侵当地后，“幸而存者，如救灾恤邻，赈贫苦，抚孤寡，病者药之，死者埋之，则犹有昔人遗愿，故善堂之设，随街巷皆有之”。[3]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分布在韩江流域的善堂便超过500家，开展多种类别的慈善活动，包括施衣赈食、施医赠药、过境接济、施棺收殓、消防救护、防洪巡堤、兴办义学等。[4]

一 从明清与民国的善会善堂说起

“善堂”一词，究其字义，乃指兴办慈善活动之场所。明末清初，民间善会风行，善堂林立。有学者认为“善会是一种以行善为目的的民间结会”，[5]它具有经济互助的性质，可以说是源自“似在唐宋之间”便在民间开始出现的“合会”这种“民间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金融之组织也”。[6]但根据梁其姿的考证，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可是，这些慈善组织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宗教，与明末清初的善会或善堂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明清的善会或善堂不属于宗教团体或某一家族，多属地方绅衿商人等集资合办和管理的慈善机构，通常没有重要的经济功能。[7]显然，这里的经济功能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另外，夫马进也以梁武帝时代便已经出现的“放生会”为例，说明“无论是由宫廷或地方官府主办的放生会，还是由僧侣或百姓举办的放生会，都不过是一种集会、祭祀或法会，没有明末那样明确的结社意识”。[8]尽管学者对明清善会或善堂的起源有不同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明末的善会名目繁多，逐渐发展成为民间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江南地区的市镇内。若据其行善活动之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加以分类，便有“惜字会”、“保婴会”、“施棺会”、“恤嫠会”、“掩骼会”、“益寿会”、“祭祀善会”、“安老会”、“扶藜会”、济急会“、”拯灾会“、“同义善会”、“惜谷社”、“检心社”以及“茶社”、“灯会”等。有些善会还兼举诸善，属于混合型的慈善组织。如上海的“同愿留心社”便同时提倡惜字，办理赊棺，兼检埋孩尸遗骸等慈善活动。[9]

清初的善堂与明末的善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清善堂之施善活动与明末善会大同小异，除了一部分官督绅办或官督商办机构外，主要也是以民间力量来推动其组织和运作。但是，相对而言，善堂的组织结构更为严密，运作机制更为完善，也有比较固定的活动“堂”所，内设专职人员，根据所建立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对善堂做较为系统化的管理。正是因为在有稳定的人力及财力情况之下，能拥有自建专用的建筑物，清初的民间慈善组织开始称作“善堂”。雍正皇帝登基后次年（1724）下谕嘉奖和鼓励善堂的成立，[10]更推动了善堂的普遍设立；除了京城之外，在府、州、县各级地方，善堂的设立也很普遍，而其施善活动也成为朝廷蠲恤政策的一部分。[11]各地善堂利用来自朝廷的资助和地方官民的捐款，购置房产和田地，还以此收取租息维持日常开销与支付善举活动之经费。归纳而言，清代各地的善堂，所行善举大致可分为施医、赠药、赡老、恤嫠、养疾、育婴、教幼、惜字、赈米、施衣、救生、济灾、施棺及提供义扛、义冢等。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前朝，善堂的慈善活动也越来越趋向综合性质。有些善堂还设有分堂，由分堂各司专职。如南京的普育堂，下分老民、老妇、残疾、育婴、清节、崇义、义学七个分堂，“总其事于育婴堂”。[12]这些慈善机构不仅挽救了许多孤贫残疾者的生命，还以通俗的教化或救困扶危的行动达到了劝善的目的，而这种劝善对于培养淳风、维护乡里的安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民国肇始，中国旋即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这是一个兵残匪蚀、灾害频仍、百姓流亡、生计困窘的艰难时代，尽管政府对于民众的惨状有所察觉，但危殆时局，丛生事变，已难以顾及黎民百姓，只有依靠民间慈善组织来承担地方上繁重的救济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地区各省份出现了许多规模庞大且名目繁多的慈善机构，而传统的善会善堂也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型，使各地的善堂在地方上继续发挥重大的社会服务功能，对民国社会的维系和东南各地社会的变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秋光和曾桂林曾针对这一点撰文分析，此不赘述。[13]

二 释大峰的传说与潮人善堂的起源

宋朝高僧释大峰（1039～1127）的事迹，可以从记载潮汕地区善堂的文献中看到。《潮州府志》卷10《杂记》载：

大峰和尚造和平桥，尝牒文于城隍及水府，潮水为之不至者凡七日云。又大峰始至闽，募缘创此，辄将施钱以归，人多讶之。一日复来，则木石粮糗已毕备矣。[14]

《潮阳县志》有更详细的记载：

宋大峰，不详里氏，始来自闽。县西和平里，有大川横截，广而深，波流湍急，每遇风涛，行者以覆舟为患。大峰发愿，欲建石梁以渡众生。闻者笑之。于是募众出资，度水之浅深高下，计木石工役。众莫测其施为。宣和癸卯，大峰悉载前所施钱归闽，人讶之。越五载，忽航海至，糗粮、木石工作咸备，周岁而桥成，计十九洞，惟南北枕岸两洞未完。是岁，大峰圆寂，邑人蔡贡元（即蔡谆）完之。相传大峰造桥时，牒城隍及水府潮汐不至者七日。其神异如此，里人立庙祀之，额其堂曰“报德”。[15]

上述两则资料对大峰和尚的生平来历皆语焉不详。《潮阳县志》提及的“报德”是指潮阳和平报德古堂。该善堂编印《宋大峰祖师传》第一段就对大峰和尚的身世做了清楚的叙述。

大峰者，来之闽地也，俗姓林，名灵噩，字通叟。宋宝元二年（1039）诞于豪门。幼性聪颖，才思敏捷，且勤研，遂成大器，金榜题名，名列进士。

公凭学识而入仕途。为官数载，睹时之朝纲腐败，弗愿同流合污，遂弃官削发，然非因此遁入空门，乃发愿普济众生。为僧后，公云游四方，博览广采，终成博学多才之一代高僧。[16]

释大峰于宣和二年（1120）自闽游缘至潮阳之蚝坪乡（即今潮阳区和平镇）。时逢旱灾及瘟疫肆行，大峰结庐于桥尾山“后灵豁”（今灵泉寺），又在“狮尾石”（今大峰石）设坛为民祷祝治病。就在同一时期，他为了使乡民免受大川横截而覆溺之难，故而发愿造桥，募众出资，并在宣和五年（1123）亲自返闽采购造桥所需之木石材料，至靖康二年（1127）将材料航运回来，开始展开建桥工程。大峰和尚在当年便建成了16个桥孔，只有首尾两孔尚未完工，因操劳过度，在同年十月圆寂，享年88岁，被安葬于桥尾山中的雄狮山。绍兴二十三年（1153），即释大峰圆寂后26年，乡贡元蔡谆继承其遗志，捐资续建东西枕桥两孔，全桥长30余丈，终告完工。蔡谆还“为此腾让书斋，建坛崇祀公恩，曰报德堂”，闻名遐迩的宋大峰古墓也经过后人多次修复，至今仍然保存，并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17]其实，关于大峰和尚，民间还流传着许多逸事，如“乘伞渡舟”“八仙看日”等；潮汕境内至今也保留着其他不少传说中宋大峰的足迹和遗迹，如灵泉寺、大峰石、大峰古泉、大峰陵园、和平桥、建桥巨石等。郑彝元编《大峰祖师传略》里便引用了《潮阳县志》、《潮阳文物志》以及和平报德善堂的文献，对它们做了生动的描述。[18]但正如林悟殊所说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上，当某个人物为民间所崇拜时，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必有越来越多的奇迹或佳话附会到该人身上，这已成为民俗学的常识”。林氏在《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一书里，对释大峰其人也有详细考证，并指出许多关于释大峰生平的记载，“与其说是史传，不如说是民间文学作品”。[19]

从现存史料追溯，潮汕地区第一所善堂，应该就是远在宋代时属潮郡潮阳邑和平里的乡民为感念释大峰的善举而建的报德堂。堂内除置大峰像，尊其为祖师，还奉拜弥陀佛像，并保存古碑两块，一块为元朝至正庚寅年（1350）立，由惠州路总管府从官徐来撰写碑文，另一块则是在清乾隆乙巳年（1785）蔡君畅同住持僧重修古堂所立，名为《报德堂记》。报德古善堂编印的《大峰祖师传》主要是根据徐来的古碑文而撰，兹辑录于下，以资参阅：

报德堂记

潮郡之下邑有三：海阳、潮阳、揭阳是也。独潮阳当道要冲也。县治之西南三十里，有地曰“和平”，民居众广，往来络绎，文邑之乡。其间乃有大川横截，历代皆济以舟；或逢风涛时作，潢潦奔溢，不免覆溺之患。凡贡水土诸物品，受上府教令，往往病涉。宋宣和丙申，浮屠氏大峰师祖，始自闽来，宏发至愿，谓宜建石桥以度往来，以通上下。遂募众资，期底于成。于是度水之浅深高下，计石木若干，独运诸心，不喻于人。宣和癸卯，师祖载施钱归闽，人尽讶之。至建康丁未，越五载，师祖航海而来，糗粮、木石、工用毕至。不逾年而桥成一十六间，惟南北距岸两间未获尽完。是岁十月辛亥，师祖归禅。绍兴癸酉完之，蔡贡元（讳谆）也。由是往来之人，虽逢风涛时作，潢潦奔溢，而道无苦病，公私便之。乡人感恩，建堂崇祀，名曰“报德”。其本堂上奉慈尊，示庄严也。然自宋迄今二百余载，莫能纪其事。于至正庚寅，里士许□、黄仲元，集乡老相议，惧夫愈久而终于湮没，遂请记于予，勒之金石。予谓昔子产以乘舆人于溱洧，孟子曰：“焉得人人而济之？”今大峰浮屠氏乃能普惠以济人，其功岂不居于子产之右乎？兹勒其实，以垂永久，使知创始有自云。

元至正庚寅惠州路总管府从官徐来记[20]

图1-1 潮阳和平里报德古堂

资料来源：《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创立百周年庆典纪念特刊（1902～2002）》，第101页。

必须注意的是，据上述地方志和碑文所载，报德堂建堂之初，乡民祭祀释大峰仅为报德，自什么时候开始，潮汕地区的善堂才发展成为倡行善举的慈善组织的呢？据民间传说，明末清初，灾难荐至，乡民传言梦见祖师指示，嘱收尸施药等，便信而行之。自此，报德善堂率先弘扬大峰祖师美德，遵行祖师圣训，“立善堂，行善事，利人必利己，救人必自救，积善之家，天必赏之”，[21]济贫扶危，造福民众。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德教会紫辰阁的一本纪念特刊里也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至明末清初，天灾横行，祖师昙花东向，现身说法，极为玄妙，提倡修拾骷髅，掩埋路尸，敬惜字纸，赠医施药等举，利人济物……如逊清庚申之灾、壬寅之难，有求必应，益感祖师慈悲，威灵昭著。自此粤东潮属，先后崇奉者凡五百余处，咸沾恩泽矣。[22]

当然，这只是民间口耳相传，不足为据。另有文章指出，在明朝成化五年（1469），潮汕一些县开始设专用以收留孤老残疾和无依流丐的“养济院”。[23]这种说法较为可信。据史书所载，明朝自开国以来，便保留了元代的“惠民药局”及“养济院”两种民间慈善组织，而到了成化年间，由于“京师街市多有疲癃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号，徒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朝使见之亦或将为所议”，朝廷遂下令“道途乞丐残疾之人，有家者责亲邻收管，无家者收入养济院，照例给薪米，并外来者亦暂收之，候和暖，量与行粮，送还原籍”。养济院因而除了为孤老残疾之人提供栖身之地外，也多了收容冬寒流丐的任务。[24]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潮汕地区又设育婴堂；乾隆三十六年（1771），揭阳设普济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潮嘉道设育婴堂，潮州府设养济公所，海阳县设辅仁堂。“逢灾荒之年，由地方县令查勘上报撒赈；正常年份，仅拨部分孤贫口粮、癞民口粮或瞽目老民疯疾口粮等。”[25]除了这些官办的善堂组织之外，自光绪年间开始，潮汕地方绅商也积极倡办善堂，如光绪六年（1880），乡贤丁日昌倡办揭阳善堂，“专事赈饥寒、恤孤独、施医药、戒鸦片、刊善书、育婴幼，口碑载道”。[26]又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朝参将陈承田在潮安庵埠创建太和善堂，尔后其分堂遍布潮安及汕头各地，“举凡义医赠药、施粥放赈、造桥修路、救死扶伤、恤贫解困、赠棺助葬，泽及枯骨……种种善举太和善堂从不后人”。[27]其他善堂或善会也相继成立。据现存文献和金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除报德古堂外，民国时期，潮汕各地的善堂总数在160座以上。[28]20世纪90年代末，堂址可考且仍然有活动的善堂，还有42座之多。它们绝大多数供奉宋大峰祖师，但也有个别供奉吕祖、玄天上帝、华佗仙师、齐天大圣等，甚至把生前行善救人、为民造福的先哲作为崇拜对象。[29]这些善堂、善社为更便于开展各项救济福利事业，先后建立了一些附属机构，例如，医疗有同济、存心、诚敬等医院，义学有存心、诚敬、诚心、养莲等学校和存心幼稚园，教养有存心、诚敬等教养院，消防有存心善堂水龙局、诚敬善社灭火局、延寿善堂消防救护队、诚敬善堂水上救生队等，收殓有存心善堂义冢并附设吊唁厅、诚敬善社收殓所、慈爱善社收殓所、诚心善堂义山管理处等。[30]

自民国开始，潮汕善堂也由移民境外的潮人传播至各地的潮人聚居区。据学者在20世纪末所发表的报告，“远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有潮人居住的地区也有善堂之设，据不完全统计也有100多座”。[31]除中国台湾、美国、澳洲及欧洲等地不得其详外，其中中国香港有12座，泰国26座，新加坡26座。[32]在马来西亚，据苏庆华调查，“崇祀宋大峰的善堂，除了（新加坡）南洋同奉善堂设于柔佛（1960）、雪兰莪（1962）及槟城（1967）的三间分堂以外，尚有属‘明系’的五间善社，以及集中于霹雳州内，已加入成为德教会的振系诸（导）善社”。[33]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潮人善堂则是于1916年创立的修德善堂养心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