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内外社会折现率研究的现状

一、研究社会折现率（SDR）的意义

在国外，对社会折现率（Social Discount Rate，缩写为SDR）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这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和企业投资所依据的基准折现率主要是由企业或项目的加权资本成本来确定的。

在主流经济学中，对于公共投资项目评估一般采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该方法经常用于计算某一公共支出的社会净收益，它通过比较各种措施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项目，使资源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公共部门内部得以有效配置。在利用费用/效益分析进行环境经济评价时，由于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因而存在不同的具体方法。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为经济净现值法（ENPV）、内部利润率法（EIRR）和费用效益比法（B/R）三种评价准则（或指标）。

在费用/效益分析过程中，社会折现率的确定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只有准确地确定社会折现率，才能对一个项目的取舍作出正确的判断。社会折现率是指能够恰当地把整个社会未来的成本和收益折算为真实社会现值的折现率，其参数确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要想得到完全准确的数据是相当困难的。对于一个投资项目，如果采用过低的折现率，对社会无效益或低效益的项目也会上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采用过高的折现率，有效益的项目会因无法通过可行性分析而被舍弃，而且，过高的折现率还会使人们低估未来的长远利益，刺激人们过早地耗尽自然资源，把成本负担强加于未来几代人的身上。所以，只有选择恰当的社会折现率，才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才能使经济资源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及其内部合理地配置。［2］［5］

传统的或对私人（包括企业）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是在现有市场折现率的基础上进行的，该折现率被用于所有项目，而不考虑项目的种类和相应的效益及损失如何分配。那些与项目有关的并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持久性的危害被当作不重要的指标反映在项目的资产负债表上。由于许多环境资源是不可供销售的财富，它们不具有相应的市场价格，因此这种评估方法常常不能正确估计项目中的环境资源价值。从另一个角度讲，项目评估的目标是投资者获得的总体净效用最大化，而不管由此导致的社会收益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平之说也就无从谈起。对折现率问题的争论，使得传统投资项目的经济分析显得“狭隘”了。尤其是环境保护论者，他们批评传统经济学将费用/效益分析狭义地运用于诸如剧毒和永久性核废料的生产和储藏、人为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与可持续性有关的资源环境问题上，人们对这些评估方法的运用在长远未来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有关代际公正和代际补偿等难题的出现，使得政策制定及其相关的分析变得复杂起来。［3］

社会折现率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折现率相对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各种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对于某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有一个最大可持续产品供给量（或利用强度），一旦超过这个产品供给量（或利用强度），资源生产量就会低于资源消耗量，资源质量也会发生退化。在其他形式资本采用的折现率不变的条件下，一种可再生资源总存在一个最大可持续利用的折现率，如果人们利用这种资源的折现率超过此值，他们对这种资源利用的强度也将超过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强度。现实中各种折现率是在不完备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主要是对现时经济状况的反应，而非完全是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价值体现。由于人们经济活动的获利时域是有限的，甚至是相当短暂的，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潜在价值及其利益分享预期有很大不确定性，加上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会导致现实折现率高于最大可持续利用折现率。人们对某些自然资源利用折现率确定得过高，可能会作出“让资源最先灭绝”的决策。达斯古帕塔（P.Dasgupta，1990）的推导证明，对于耗竭性资源，折现率越高，资源的耗竭速度在早期阶段就越快。［1］［3］

高折现率除了使我们倾向于过早耗竭不可再生资源外，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未来各代造成不利影响：首先，折现率越高，那些社会成本发生在未来而净社会效益产生在最近的项目可能越易于通过标准的成本效益检验，比如会危害生态环境的项目，高折现将环境污染的成本负担转嫁到后代人身上。典型的例子是核电，它给我们提供充足的能源，而核废料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能在几百年后才由我们的后代人来承担；其次，折现率高时，未来才发生社会效益的项目可能无法通过这种检验，如生长期很长的可再生资源（50年生长期的树木），它的效益现值微不足道，结果是没有人会投资于这类项目；第三，折现率越高，投资总水平就越低，因此就只有较少的资本存量让未来人继承；第四，对自然资源使用不同的折现率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折现率是非常敏感的。［3］［12］

综上所述，制定合适的社会折现率，对于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