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价值观变迁源泉的认知与情感

经典现代化理论单方面强调塑造文化变迁的认知因素，这是它需要改进的另一个方面。韦伯把世俗—理性世界观的兴起归因于科学知识的传播，认为科学发现淘汰了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解释。他提出，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宗教让位于理性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同样，一些现代化理论家辩称，教育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他们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具有现代世界观；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传统宗教世界观将不可避免地让位给世俗—理性世界观。

这种对认知因素的强调只捕捉到了故事的一部分。情感和经验因素，如人们所感受到的生存安全水平，在塑造人们的世界观时至少发挥了与认知因素同等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确实与世俗—理性价值观（secular-rational values）和自我表现价值观相关联，但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人吸收知识程度的指标，也是一个人在成长期经历的相对安全的生存条件的证明。那些来自经济宽裕的家庭的孩子，往往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

但每个国家也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它反映了民众的主流观念，同时也影响了个人观念的形成。因此，尽管高等教育往往使人们更为重视自我表现价值观，但不同国家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重视程度的差异，要大于给定国家内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20

教育中的认知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但人的安全感和自主性则不同。对世界安全或不安全的感知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中较早确立、相对稳定的部分，但经济和政治事件可能会对它产生影响，尤其是像苏联解体这样的灾难性事件。这样的大事件很少，但当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到1991年间在整个中欧和东欧落幕时，这些地区的国家所经历的正是这类事件。原苏联加盟国家的民众遭受了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经历了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坍塌，以及信奉了几十年的信仰体系的瓦解。科学知识并没有消失，它仍在持续增长，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也仍然保持在高位。然而，人们的生存安全感和个人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感大幅下降。如果现代价值观的出现仅由认知因素决定，那么世俗—理性价值观和自我表现价值观将会持续扩散。如果价值观也受到生存安全感的影响，那么我们预测会在原苏联加盟国家发现从现代价值观朝向生存价值观和宗教的回归。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回归确实在发生。事实表明，文化变迁并非只受认知因素的影响，人们直接感知到的生存安全或不安全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