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山海经》和《穆天子传》

第一节 《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和性质

《山海经》一书的内容，早在战国秦汉间即被广泛征引。但那时的著作如《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只引其文字，未举书名。《山海经》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稍后，《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十三篇”[1]。《汉书·艺文志》采自刘向《七略》，《山海经》属数术略，是成帝时太史令尹咸校定的。哀帝时刘向的儿子刘歆别据三十二篇本重加校理[2]，改定为十八篇[3]。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时，把被刘歆删去而仍以别本流传的大荒东南西北各经及《海内经》共五篇一并收入，以一篇为一卷，定为二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这就是现行《山海经》的祖本。后来大概为了凑合刘歆十八篇之数，又另行编排为十八卷（《旧唐书·经籍志》有郭注十八卷本）。

今传十八卷本《山海经》，共三十九篇。其中包括《五藏山经》（简称《山经》）五卷二十六篇（南山经一卷三篇，西山经一卷四篇，北山经一卷三篇，东山经一卷四篇，中山经一卷十二篇），《海经》八卷八篇（海外南西北东经各一卷一篇，海内南西北东经各一卷一篇），以及大荒经以下五卷五篇（大荒东南西北经各一卷一篇，海内经一卷一篇）。

《山海经》成书的时代，《史记》和《汉书》都没有提到。刘歆（后改名秀）《上山海经表》才有说明：“《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此后，王充、赵晔、颜之推等皆承袭其说[4]。朱熹、胡应麟等则认为，《山海经》是依据一种图画记述的[5]。杨慎、毕沅又肯定这种图画就是禹的“九鼎之图”[6]。禹益所记之说，显然不足信；整部《山海经》都是依据图画记述，也不可能；至于说出自百物兼备的禹鼎图，就更属臆测之辞了。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山经》和《海经》（包括大荒经以下五篇）各成系统，成书时代也当有别[7]。一般认为，《山经》是战国初期或中期的作品。首先，《山经》认为中国四方都有海，较之只在东方才谈到海的《禹贡》，其地理观念更为幼稚和原始，如果说《禹贡》是战国末年的作品，则《山经》至晚当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其次，《山经》中共三十馀次记到铁的生产及使用[8]，其语言也不像春秋以前典籍那样古奥，因而它的成书不能早于春秋末年。《海经》成书较《山经》稍晚，但也不会在秦统一以后。因为它所记载的神话同《山经》中的神话一样，大都呈原始状态，比较朴野粗犷，少有加工润饰的痕迹，如《大荒西经》里的西王母形象同《西次三经》所记就没有什么区别。从文字形式上说，它同《山经》也比较相近。至于其中有不少秦汉郡县名及个别神仙方术之言，则当是在流传过程中由后人羼入的。这只是就《山海经》写定的时代而言。至于它的胚胎期则要早得多，其神话较之《楚辞》等书中的神话资料更呈原始状态，即是明证。

《山海经》一书，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它谈“怪物”的性质。《汉书·艺文志》把它归入数术之书。刘歆《上山海经表》则把它看成是地理博物的真实记载。此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便都把它列入史部。明代，胡应麟有“古今语怪之祖”（《四部正讹》）的异议。清代纪昀把它列入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后来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可信的地理著作[9]。这些说法都有片面性。鲁迅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间人亦有增益”（《中国小说史略》）。秦汉间人增益的内容，并没有改变整个《山海经》的巫书的性质[10]。这种说法比较恰当。

由于《山海经》多记鬼怪，同儒家经典比较起来“不雅驯”，汉以后很少有人研究。晋郭璞始为作注，北魏郦道元继而取其材以注《水经》。此后久无继响。直到明代，杨慎作《山海经补注》，只是为郭注拾遗补阙。清初吴任臣作《山海经广注》，始博采群书成一新注。随后汪绂作《山海经存》，毕沅作《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作《山海经笺疏》，几经剔抉整理，此书才至于可读。《山海经》的版本很多，如毛扆校尤袤刻本、黄丕烈校宋本、明刻道藏本《山海经传》，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百子全书本《山海经补注》，灵岩山馆刻经训堂丛书本《山海经新校正》，嘉庆阮氏瑯嬛仙馆刻本《山海经笺疏》等。以毛氏校尤袤刻本、瑯嬛仙馆刻郝氏笺疏本为最佳。今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以郝氏笺疏为底本，专从神话观点作诠解，是有参考价值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