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精神圈”与生态内源调节机制

生态学家们喜欢用“多层同心圆”的系统模式描摹地球上的生态景观，认为在这个独一无二、美丽奇妙的天体上是可以划分出许多层“圈”的。“物理圈”，即岩石、土地、矿产、空气、水源；“生物圈”，即森林、草原、细菌、昆虫、飞鸟、游鱼、走兽以及人类；“科学圈”，即科学、知识、工具、仪器、技术；“社会圈”，即政体、制度、司法、教育、军队、议会等。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圈”了呢？

也许，在地球之上，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上空，还悬浮着一个“圈”，一个以人的认知、反思、理想、信仰、想象、感悟、博爱、憧憬为内涵的“圈”。这个虚悬着的“圈”，该是地球的“精神圈”。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经指出过：在人类社会结构的更高层面上存在着一些“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这些“悬浮于空中的”“精神形式”，是否可以看作地球的“精神圈”呢？

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de Chardin）曾郑重提出“精神圈”（noosphère;noosphere）这一概念。他说，地球上除了“生物圈”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精神圈”的产生是“从普遍的物质到精神之金”的变化结果，是通过“信仰”攀登上的“人类发展的峰巅”，它体现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的信仰”。[60]在德日进看来，无论是人类整体或个体，进步的象征都不是一味的物资丰富、经济繁荣，而应当是“物质向精神的总体漂移”,“赋予宇宙坚实性的，不是物质世界那些僵硬的决定论和大多数效应，而是精神世界那些灵活组合”。“终有一天，物质中所有可神圣化的精质都进到人的灵魂中，所有当选活力都得到回收，到那时我们的世界就可以迎接基督再临了。”[61]

贝塔朗菲从人类在生物圈内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的地位与作用，“只有有了符号，经验才变成了有组织的‘宇宙’”，人类才有了历史传统和对于未来的憧憬，“符号系统使这个宇宙变得稳固了：‘在悬浮的现象中飘忽不定的东西，在思想中安定了下来’”，这个“符号宇宙”对于人类来说是唯一的，“各种符号世界的进化等同于一个人类‘宇宙’的开创，这个‘宇宙’与克斯屈尔（生物学家）的动物‘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动物‘圈’是由动物的天生的、有解剖学的功能的有机体预先决定的。”[62]贝塔朗菲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精神圈”的概念，实际上他已把“符号宇宙”作为人类生态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独具一格的精神层面。而且，按照贝塔朗菲的说法，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麻烦、许多失控、许多灾难、许多困境，很少与人的“天性”相关，更多地则是由于人类“符号系统”的迷狂与紊乱引发的，也就是说是由精神层面的故障引发的。

人类生态系统中不能没有“精神”的位置。

我们在此之所以如此强调“精神”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因为科技时代的“精神问题”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自行消失。如果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理想和信仰都已经衰竭，那么无论是原子能发电站或电子计算机也都搭救不了我们。多年前，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谈到，解救现代人类困境的“钥匙”，不仅只在于技术上的尝试，也不是“单靠改革一种社会体制或机构便能立刻解决的”。“人们首先应该从进一步探讨构成自己行动准则的价值观念本身着手”,“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其实质就是人性本身的革命”,“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终还是精神上的”。[63]

现代物理学研究频频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新一代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始向生态文明靠拢，他们在一个更宏阔的世界或一个更幽微的世界里发现了人与物的密切相关性。一位名叫基特·派德勒的电视剧作家说，他发现像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狄拉克这样一批现代物理学家，当他们面对世界时，并不是冷静的局外人，而是一些富有想象力、富有诗意、笃信宗教的人。正是他们把“精神”引进现代物理学的视野里，把精神看作现代物理学舞台上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角色。

与物理学时代的重技术、重物质不同，生态学时代更看重的是关系、交往，更看重精神在世界中的整合、升华作用。人们在生存的困境与危机中开始承认，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经济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也是情感性的存在、宗教性的存在、审美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在生态学的时代里，精神在现象之上的超越将取代精神在物欲之中的沉沦，精神的进化将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精神这一内在尺度将冲破物质的牢笼，同时作为人类世界的支撑点，到那时人们才会突然感悟到，“人的生存原来是作为一种精神来确保自由和永生，去克服自己限定者的限定作用的”。这就是说，人类向自由世界的飞升，主要凭藉的还是那精神的羽翼。

“平衡”，是生态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然而，地球上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早就从人类学会使用工具那一天被打乱。一些生态保护激进分子曾经指出，一切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这并不全错；尽管这样也不能就此将人类驱逐到地外空间，而重新整合生态平衡的想法则类乎梦幻。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个问题更加麻烦，因为我们既不能停下经济发展的步伐，又不能听任生态环境的恶化；既不能无视国民道德的沉沦，又不能退回传统伦理道德的子宫。如何才能摆得平？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生态平衡要走出进退维谷的境地，就必须引进一个“内源调节”机制，在动态中通过渐进式的补偿，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而这个“内源”就是“心源”，就是人类独具的精神因素。人类的优势，仍然在于人类拥有精神。

精神领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方面，按照通常的说法，“宗教”“哲学”“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最高层、最集中的体现，位于所谓“人类精神三角形”的顶端。

为了拯救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精神文化界也曾设想过一些门路。比如，有人希望给东方人接引过来一位蓝眼睛的上帝，有人则希望给西方人介绍一位禅宗的佛祖。其实，更具世界意义、更易为世人接纳的精神通道，应该说还是人类的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

我记得在1987年的秋天，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在意大利第13届蒙代洛国际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讲话时曾有过迫切的发问：“诗歌是否还有能力挽救蓝天绿树，是否还有能力挽救我们同时代的心灵？”那时节我恰恰也在意大利，我看到万神殿里的诸神与威尼斯桥头的但丁，对此发问都是满脸的忧悒。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文学和艺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都曾经是人类生存的“绝对需要”。然而也正是这位黑格尔做出的断言，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里将日趋解体，因为市民社会、工业社会的一般状况对于文学艺术的存在是不利的。这或许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上的部分事实。然而，这并不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文学艺术自身的必然结局。我国学者薛华先生在研究黑格尔这一艺术难题的专著中，曾引述海德格尔的话说：关键在于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自私，他们更勇敢，更有意志，并且能够看清对人的本质的威胁。这是一些敢于达到深渊的人，他们颠倒对世界整体的背离，使对象内化，转向自然”，这样一些敢于言语的人，便是“诗人”“歌者”。“正因为时代现在是个贫乏的时代，所以会有一个‘未来’，而艺术和艺术家也就负有非同寻常的使命。”[64]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对于作家王蒙发问的回答。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濒临崩溃，与人类价值观念的偏狭，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世界的凋敝，是同时发生的。文学艺术与生态学的携手并进，也许就是中国21世纪文学的一种必然走向。

“道在途中”，路在脚下。一切还都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文学家与艺术家应当首先振奋起来，成为这个精神贫乏时代里的“更敢为者”，敢于拯救大地，敢于挽回人心，乃至敢于扭转一个时代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