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类整体上也是会犯错误的。

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人类近三百年的快速发展历史中，整个人类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乃至酿成了如今世界性的生态灾难。三百年来，总是说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发展进步的结果，人类却连自己的呼吸、饮水等最根本的生存条件都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窘，更不要说人类赖以存活的唯一家园——地球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人们已经开始做出种种努力，生态危机的严重局面仍在日益加剧，而且日益深入地蔓延到人类社会的道德领域、文化领域、精神领域。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划时代意义的话题，生态学开始走出其固有的狭窄学科领域，开始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在西方，甚至有人讲，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三百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世界观。“颠覆”同时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衍变与转换。在知识界，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观念开始作为一种弥漫性的学术背景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法学……的破土而出，不只显示出学科建设的意义，也是一场精神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

仅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看，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又一个批评派别。但如果透过“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这一宏观背景看，生态批评将负载着更多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责任。正如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教授指出的：生态批评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感召下开展的，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还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参与实际的生态运动。他们坚信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可以为挽救生态危机作出贡献。生态批评家不赞成美学上的形式主义，不坚持学科上的自足性。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特别注重从其他学科及其他批评模式中吸取经验。在布伊尔看来，生态危机是一种覆盖了整个文明世界并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普遍现象，因此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亲近自然，同时还要培育一种观念、一种真切的人类生存意识，使每个人都认识到“他和他所栖居的地球生物圈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

最初的生态批评只是把目光投注在文学作品的题材上，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范围内，这虽然是必要的，但毕竟狭窄了些，这是一种狭义的生态批评；随着生态运动的持续开展，“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其批评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概而言之，人类的文学艺术迄今为止所表现的，无外乎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因此都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评判。当下我着重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普遍接受一种生态观念，让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现象。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鲁迅、沈从文、王蒙、莫言……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阐释、权衡。

甚至还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我主张生态学可以划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密切相关的不同层面，也是着眼于将人类与其生活的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的、运动着的系统，将生态学研究的空间扩展到人与地球生物圈的整体范围内。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次文学批评理论的“转移”，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如果这样的转移真的已经开始，那么，人们甚至还可以期待，日益萎顿的文学精神将从与大自然的再度融合中获得新生，时代的转移将为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提供一次“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

总之，期待中的生态批评空间应该是更为广阔、更为恢宏的。

2006年2月；2023年10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