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医起步

培育节俭：我的医生经历应该说是从1981年9月进入“安徽巢湖卫生学校”后学习公共卫生专业开始的。中等专业卫生学校的学习对我来说算是开启了全新的生活。记得当时转身份拿助学金，我由于家庭困难每月拿13.5元助学金，当年这个数额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清楚地记得上初中时班上的一位同学从小失去父亲，母亲改嫁后由他的叔叔抚育，学校把他当作“孤儿特困户”给予帮助，每个星期都会发给他6角钱的菜金补贴，可大家依然感觉他很可怜。而我当时每周根本没有钱买菜，就靠家中仅有的咸菜度日，相较之下我的生活质量根本不及那个被称为孤儿的同学。尤其冬季脚上冻疮，脚后跟上袜子黏在冻疮上，没有水洗脚，痛苦不堪。好在天不绝人，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有些同学会主动把从家中带来的好一点的菜分给我吃。自上中专后每月的13.5元助学金让我感到生活变得宽裕，冻疮也没有了，才知道当年是营养不良才有冬天的冻疮产生。但我还是使用在初中吃食堂时学到的经验，就是每天最后去食堂打菜，这样可以节约排队时间，关键是师傅会将快卖完的菜多给点，在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基础上还能省下5元钱寄给家中以补贴家用。

发现热爱：中专3年学习中，我最感兴趣的专业课程是环境卫生学，老师说这个学科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大气”，如此“豪气”的环境卫生学让我对学习这个专业而感到无比自豪，所以在接下来学习的日子里出奇地认真。关于医疗方面的内、外、妇、儿科，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医，因为年幼时看过一部名叫《春苗》的电影，向往“一根银针治百病“的神奇。从此我便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实用的、高效率的医疗方法，所以学习针灸等理疗方法时特别专注和用心，因我针灸课成绩突出，教中医课的女老师对我刮目相看，专门送给我一包银针作为奖励。

文艺生活：1983年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元旦读书征文活动，获得了“校学生会”和“团委”颁发的优秀奖，奖励我一本名为《读书的艺术》书籍，我爱不释手，保存至今。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讲，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我认为书上说的一般是对的就会照着书做。我在学校体育一般，文艺却有点出彩。在卫生学校学习期间的一段文艺经历值得提及：那是一个“五四青年节”，学校要求各班准备节目，我和班上的一位同学不谋而合，想到了以“相声”作为表演节目，当晚青年节上唯一获得笑声与掌声最多的节目是我们的相声表演。更有默契的是，当年与我表演相声的同学后来都在各自卫生岗位工作中选择了自学法律，最终都考取律师后在当地做执业律师。我于2000年转到J省省会这个大城市做了5年执业律师时，当选省直属律师事务所近千名律师中唯一入选的“省十佳律师”，2006年创建省会第一家个人制律师事务所；那位同学后来也当了几年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可能是当年“说相声”时的自信与智慧给我们带来勇气和运气吧！我的卫校同班同学何玉先最为出色，他卫校中专毕业后在卫生防疫站工作。其间刻苦学习，先后考取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德国乌尔姆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曾任职美国，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我们全班都以他为荣。

乡长教诲：在卫校学习期间的周末，我经常去探望住在卫校附近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余一成先生。他曾是我家乡当年的老革命，他青年时劳苦功高，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便担任起我们卫生学校所在地的地区级医院的院长。每次我去探望已经退休的他时，他老人家就会给我讲革命的道理。我毕业时他已经75岁，由于他对我了解甚多，老人家还专门送给我一个活页夹和钢笔做毕业纪念。老人家在活页夹的第一页写道：“刘万福同学毕业纪念，必须将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再从实际工作中，以亲身所经历的一点零星的实际知识逐渐予以积累起来，从而提升为理论，这样循环反复，不但能提高其理论水平，而且能丰富工作经验，如此不断地前进，将会在专业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这样可为国家‘四化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乡长余一成赠言）。”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是老一辈对我们年轻人的教诲和希望，是对我们的极大关心，我将不辜负老一辈的期望，努力在实际工作中落实。”

目睹“严打”：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在1983年，全国组织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通过“严打”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有力地遏制了那些穷凶极恶的违法犯罪分子，有效地改善了社会治安环境。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社会上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到我们学校骚扰女生，殴打男生。在“严打”活动中，学校特邀请当地公安人员到学校作法制讲座，告知我们青年人要遵纪守法，知晓法律的威严，我听了由衷地对法律充满崇拜之情。

实习见闻：1983年11月，我进入家乡所在的地区卫生防疫站实习，当时主要是给被猫狗等动物咬过的成人和孩子注射狂犬疫苗。防疫站的其他科室实习项目是老师领着我们到下面县级卫生防疫站做检查指导相关工作。1984年3月，我转入医院传染科实习。初来乍到略显生疏，但随着不断适应，我基本上能对现实中的胸片说出它们所对应的临床表现。我兢兢业业的实习工作得到了病人的赞誉。有病人说：“您每次都来看我们，学习数您最虚心，说话态度最和蔼，您几天不来我们真是想您呢！”听到这样的评价，我的内心里很是安慰。后转入医院内科、外科实习时，我耐心细致地给病人解答各种问题，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会给他们治疗与慰藉。我认为这是从医人员应有的医德。这期间我学会了整体分析问题，参与了外科各类手术助手的活动，指导老师在我的实习小结中写道：“刘同学在外科实习期间，工作认真主动，多看、多听、多问、多干，遵守制度好，短时间内观察了解并能处理外科常见病，并几次上台帮助完成阑尾切除手术，能完成指导老师所布置的任务，我们表示满意。”实习期间我还主动去针灸科学习。我认为针灸技术简单、方便、实用，学会很有价值。

拮据生活：1984年7月我从卫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文学家欧阳修先生曾做过太守的滁州，进入数月前实习过的地区卫生防疫站正式工作。我们实习时老师说，防疫人员要做到：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初次接触预防医学工作，一切都是新鲜的，我立志“多做”并“做好”。记得上班第一天发放7月份半个月和8月的全月工资，共计50多元，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刚工作时同学们多有来往，每每到我这里来聚会吃饭；聚会固然快乐，但每月36.5元的工资“掏钱聚餐”成为我很大的经济负担，毕竟每月的工资仅够一个人紧巴巴地生活。面对眼前的现实生活，我不免沮丧。但我不忘博览群书，记得当时读过美国塞缪尔·厄尔曼的散文——《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我以此为生活态度，思考目标，因此建立了“乐观主义”的人生理念。

关爱兄弟：工作不久后的唯一念想就是把家里的兄弟姐妹等亲人们带到单位来看一看，让他们感受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就是安排三个小兄弟的工作、学习等事宜。其中一个兄弟，我几经周折把他专门转到我所在的城市学校学习，平日里对他百般照顾，学习上更是尽力指导。中考前为了鼓励他，还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人生多久远，青春曾几何；我辈须努力，改变命蹉跎；生涯千里路，关键仅步度；惜春勤播种，迎秋酒当歌。”中考后为了帮他查询分数还车祸遇险。那是一个雨天，我乘坐当时公社的班车去县城教育局为他查分，在半路上的一个转弯处，我所乘坐的公交车与对面开来的一辆卡车相撞，公交车驾驶员后面的半个车厢被撞脱离。而我当时就站在车的后半部，被巨大的撞击惯性晃倒在了车的前部受了轻伤，好在没有大碍。可惜这是个不争气的弟弟，没有考上中专学校。为了帮助他找到人生目标，我又出资帮助他学习“无线电修理”，可他的举动再一次地证明了我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对于那些不愿为自己付出和努力的人来说，所谓的“帮助”也只是隔靴搔痒不能真正有效，在庇佑驱使下的帮助要适可而止，毕竟能够拯救和成全他们的是他们自己。

母子情深：防疫站工作期间每年都有农忙假。我便回去探望当年帮助过我的大队书记高伯伯，主要是帮助父母参加农村的农忙收割劳动，有时会干到夜里2点多。假期后我被晒得黑黑的、累得瘦瘦的，然后回归到工作岗位。我心里一直惦念着母亲对我的好，她每天没完没了地劳作，令我心疼。我第一次从卫生学校学习半年放假回来，见到母亲时拥抱了她；母亲笑称我吃胖了，长高了。我工作后经常返乡看她，妈妈都会杀鸡、煮蛋、包荠菜饺子给我吃。在农村长期辛勤劳作，母亲的身体并不是太好，我便带她领着最小的妹妹来到大城市看病。心心念念想让妈妈能够感受到大城市里的风光，趁着等待医院检查报告的空当，我便带着妈妈和唯一的小妹乘火车去南京看了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并合影留下珍贵的照片。带她们在玄武湖坐游船，在中山码头坐渡轮过江，这是妈妈人生第一次坐火车进大城市看到长江等风景。工作期间我因为工作忙，有时也会把穿脏的衣服和盖脏的被子带回家中让母亲帮着清洗，然后等她缝好我再带回。现在回想起来，感恩母亲的同时也感觉对不起她，毕竟母亲年龄很大，在家中各种劳作已是很辛苦了。

科学工作：在卫生防疫站工作的8年半时间里，我一直主管全市环境卫生监督检测工作。1985年我参加省卫生防疫站组织的空气中PM10的大气污染防治培训班。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主动积极地开展了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等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其中，1986年我从省防疫站借来负离子监测仪，因在全省率先开展公共场所空气质量监督监测工作，而被省市电视台作为新闻报道。事后，我认真撰写数篇相关专业调查报告并获奖。因工作出色被站里评为优秀团员，安排去黄山旅游作为奖励。那时的预防医学没有受到国家应有的重视，自己想开展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此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在开展实际工作的同时，我认真总结撰写了生活饮用水及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监测的相关调查报告，获得了省级环境卫生学会颁发的优秀论文奖。记得在统计调查数据时，我用当年先进的电子计算器逐个数据相加取均数。一位年长的同行在旁边看到后说：“你那样计算速度太慢了，评估一下数字填上即可。”我惊愕地看着他答应道：“哦！好的，我知道了。”等他走后，我继续逐一数据相加取均数，一向认真负责做事的我心里实在过不了知识分子做事马虎这道坎，做不到同行说的那样“估数填表”。由于当时国务院颁布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我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属于行政执法性质。其间领导信任我，便把我推荐到“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帮助工作，后来我要求回到防疫站开展自己的环境卫生专业工作。

救命积福：作为学过医学的我，工作以来利用专业知识救过7位亲友的生命。分别是：其一，1988年，我弟弟的媳妇在乡下得“产前风”，随时有生命危险，是我及时安排车辆联系好我实习的医院，从乡下快速转入城里医院抢救，救下了母子二人，如今我的侄子也生了两个儿子。现在过年，侄子也会专程带着他全家来看我。其二，1996年，我爱人的亲妹妹同样难产，当时正值特大旱季，所在地的最好医院妇科医生以手术室“停水”为由让产妇转到其他医院去，这是明显的“置产妇和腹中胎儿于死地”的行为。我当时是这家医院的法律顾问，便直接找到院领导进行沟通，要求及时采取措施在本院实施剖腹产手术，在院长的直接协调下最终救下母女二人。现在，这个女孩也长大成人，正在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其三，我自己的小妹曾患“贫血性紫癜”严重出血，我及时安排她到医院去救治，挽救危象，如今她儿子、我唯一的外甥已经上高中了。2020年7月，我从美国回国因疫情在上海隔离时，在上海工作的小妹送来品种繁多的大水果包让我们感受亲情的温暖。其四，我一个兄弟的妻妹当年也是患“出血性紫癜”内脏出血，我及时发现骑着自行车把她送到医院救治脱离危险，如今也是丈夫孩子其乐融融。其五，一天晚上10点多，我的一位40年才联系上的同学突然打电话给我，向我咨询关于她身在中国的80岁老母亲突感“胸口不适”的症状应如何处理？我告诉她这是老人心脏出现问题的症状，要密切观察，尽快送到医院。后来家人很快将老人送医院检查救治，最后确诊为心梗。经紧急用药后病情好转，医生建议给老人安装“心脏支架”，老同学又问我是否听医生说的做支架手术？我以老人“用药后相关指标有明显改善”为依据来判断老人系急性心梗，用药效果明显，若高龄手术则麻醉等意外术后风险很大，权衡利弊后我建议对老人采取保守的中药治疗，不轻易选择“心脏支架”的方式。他们家人和老人均认可我的建议，采用中药保守治疗。老人至今健康状况良好，有效避免了高龄老人贸然安装心脏支架所带来的并发症和术后长期服用药物引发肝肾损伤等威胁生命的后患。

艰苦学法：1986年全国开展第一个五年全民义务普法活动，在我的认知中未来的社会将会以法治为基准，法律将被全民所“知晓”和“遵守”。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便果断把已报名的自学“中文专业”改为“法律专业”。这个过程还是值得记忆的，当时我根据自己语文较好的特长，又考虑中文就是万能专业，于是报考了全国刚刚开始的自学考试中的中文专业。报名后，根据全民义务普法活动的开展，我想改考法律专业。找到报名处修改时，当时教育局负责自考报名的张老师说：“报考专业已经报到省里不好再改了。”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能考中文专业，但是我想一旦不能报考法律，几年后再学法律就落后国家推进法治的节奏了，因此我坚持去找主管报名的张老师，说明改考法律专业的理由。经过我多次软磨硬泡，张老师被我感动了，他说：“看你这么执着，那我就跟省里说明一下，尽量如你所愿吧。”终于在安排考试前不久，我实现了由中文改考法律专业的愿望。当时的想法有三点：一是“全民义务普法”就意味着法律将会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二是我开展的工作也是卫生行政执法，需要法律专业知识；三是我自觉正义直率，法律公正的本质应合了我刚正不阿的性格。所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就从这一年开始，我正式踏上了自学法律的征程。从医学转为法学，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首先从“思想”上就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王重阳论“酒、色、财、气”，知其六大危害，一是失德，二是误事，三是害友，四是败家，五是伤身，六是损寿。我以此为戒努力抵制外界的诱惑。当别人利用业余时间在打牌、钓鱼、逛街、喝酒等放松愉悦时，我选择在工作之余坐在自家的板凳上苦读，拒绝外界的诱惑，并习惯简单平淡的生活。当时的学习大有“头悬梁、锥刺股”之感。这期间的学习、工作得到了防疫站领导任志琳站长、李富国站长的鼓励和支持。自学期间，我在房间里挂上“刘省”的名字激励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努力克服自身惰性和外界诱惑，甚至为了不影响考试，还曾两次推迟婚期，最终通过3年炼狱般的奋战，顺利通过全省首批法律专科自学考试。有一次通过3门课后，当地政府机关保卫科武警参谋胡少校专门找上门来，当面请教我自学方法。他也是一位法律自考者，负责当地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也立志学好法律，我们后来成为学习上的益友。这3年学习是我目前为止学习生涯中最艰辛，同样也是最值得的3年。

考取律师：在数年法律知识的熏陶下，我彻底爱上了法律这个明辨是非、彰显公正的专业，于是便决定趁热打铁再战数月去参加1990年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好律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即使在领导安排我带队外出检查工作时，我也故意错开班车避免群聊，一个人在出差的路上利用碎片时间在颠簸摇晃的公交车里埋头苦学，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把从时任司法局律管科何培荣科长那里借到的厚厚的考试指导资料全部翻看了一遍。即使在我女儿出生前后在医院看护妻子的日子里，我也是手捧律师考试复习资料在医院病床边看书思考。女儿出生7天后我走进律师资格考场。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焦虑的等待，我以超出录取分数线30多分的成绩取得中国律师资格。取得考试成绩通知书的那一刻，那种轻松、满足、幸福感无以言表，这种“内啡肽式”的快乐感受充分弥补了4年业余时间没有打牌、钓鱼等“多巴胺式”快乐的缺憾。

1984年7月至1992年12月，在这8年半卫生防疫站从事环境卫生工作期间，我不仅很好地完成了环境卫生监督监测的本职工作，而且还完成了恋爱、结婚、生女的人生大事，更重要的是成功完成从医学专业向法律专业转变的过程。

改名万福：从小学到防疫站工作期间，我的名字有一个变化过程。当年上小学时，父母给我起名“刘万付”，权且理解为“万分付出”吧；直到中专毕业工作时，我觉得“万付”的名字土气，当时工资不高，经济拮据渴望富有，因此我就自行把名字改为“万富”；自学考试期间结识朋友陈剑，我们交流甚欢，在谈到名字时他说“富”字也很土气，叫“万福”更好，寓意“留住万千幸福”，有“大俗大雅”之势。我深以为然，从此万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