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含明代在内的通代诗文总集

明代文人编纂的通代诗文总集，有的只收录明代以前数朝之作，又或是收录前朝数人之作，以成一编。前者如偶桓选《乾坤清气》，杨慎编、焦竑批点《古诗选》，冯惟讷编《诗纪》，唐顺之辑《文编》，梅鼎祚所编“文纪”系列（包括《皇霸文纪》《西汉文纪》《东汉文纪》《西晋文纪》《宋文纪》《南齐文纪》《梁文纪》《陈文纪》《北齐文纪》《后周文纪》《隋文纪》《释文纪》等），吴讷编《文章辨体》，徐师曾辑《文体明辨》，署名钟惺辑录、评点的《历代文归》，陈仁锡辑评的《古文奇赏》《续古文奇赏》《奇赏斋广文苑英华》《四续古文奇赏》，等等；后者如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毛晋编《屈陶合刻》《唐六名家集》，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汪士贤编校《汉魏诸名家集》，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等。此类总集，与明人所作的诗文作品无涉，而是前朝诗文研究所需了解的文献。另有一类收录数朝文人诗文的总集，或选录一体而涉及明代，或收录众人之作而兼及明人，则是概述“明代诗文总集”所应关心的文献。这类总集中收录的明代文人诗文作品虽然不多，但因为是将明代诗文作品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从某个侧面来说含有建立明代诗文“典范”的意义，故而在研究明代诗文时同样显得颇为重要。本节所述内容，即为明代所编的通代诗文总集中涉及明人诗文作品的相关文献。

明人所编收录明代诗歌作品的通代诗歌总集，较具代表性的如李攀龙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汪时元刻本，国家图书馆藏），选录自商、周铭文（古逸）以至明代诗人的作品，而略去宋、元两朝不选。其中从二十三卷以下为明人诗作，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六言诗等体予以选录。又如曹学佺所选《石仓十二代诗选》（明崇祯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所谓“十二代”，即指汉代以降包括魏、晋、南朝宋、齐、梁、陈、隋、北魏、北齐、北周、唐、宋、金、元、明等朝，而又括之以古诗选、唐诗选、宋诗选、元诗选、明诗选等五大分总集。四库提要对其编例多予批评，并认为将该书称作《十二代诗选》于义不合：“旧一名《十二代诗选》，然汉、魏、晋、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实十一代。既录古逸，乃缀于八代之末，又并五代于唐，并金于元，于体例、名目皆乖剌不合。故从其版心所题，称《历代诗选》，于义为谐。”[2]四库全书收录该书为506卷。然而根据学者考证，该书至今存世的“善本”就达到1200余卷，而其最初的刻本规模更是多达1700余卷。[3]

在明人所编收录明代诗歌作品的通代诗歌总集中，也有以特定群体作为选诗对象的总集，如郑文昂辑录的《古今名媛汇诗》二十卷（泰昌元年张正岳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全书按诗体分卷，各诗体中按时代先后收录历代女性诗人作品，其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明代女性诗人诗作。署名钟惺选评的《名媛诗归》三十六卷（明末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以时代先后为序收录古逸以至明代的女诗人诗作，其中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六为明代女性诗人的诗歌作品。又如程敏政所编《唐氏三先生集》（正德十三年张芹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收录的是安徽歙县唐氏三代人的作品，其中唐元为元代人，唐桂芳为元末明初人，唐文凤为明代人。也有的是同题创作的诗歌总集，如嘉靖三十二年朱宸淓所刻的《梅花百咏》（国家图书馆藏），收录元明时期三位作者的《梅花百咏诗》：元人冯子振《梅花百咏诗》及同时期明本中峰和尚的唱和之作各一卷，以及明代朱权的《赓和中峰诗韵》一卷。

明人所编收录包括明人文章在内的通代文章总集，较具代表性的如贺复徵所编《文章辨体汇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规模达到780卷。该书按照文类划分，收录上古以至明代的文章作品，按照四库提要的说法是：“复徵以吴讷《文章辨体》所收未广，因别为搜讨，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4]虽然在编纂过程中不免存在各种不尽完善之处，但从文献搜集的广博程度来说，在明人所编总集中仍堪称首屈一指。又如由李宾所编的《八代文钞》（明末刻本，国家图书馆藏），选录自屈原、宋玉以至钟惺等107位所谓八代文人的文章，除了南朝宋、齐的谢灵运、谢朓二人合一卷外，其余人各一卷。其中明代文人包括宋濂、刘基、王袆、崔铣、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杨慎、王守仁、唐顺之、归有光、王维桢、李攀龙、王世贞、汪道昆、徐渭、袁宏道、汤显祖、钟惺等19人。又如由刘士编选，闵无颇、闵昭明集评，沈圣岐、闵元衢正定的《文致》（不分卷，天启元年闵元衢刻套印本，国家图书馆藏），按照赋、辞（附歌行）、骚、序、记、传、碑、书、表、文、赞、铭、墓铭、诔、哀文、纪事、题跋等文类收录汉代以至明代的诗文作品。其中赋类收录祝允明、王世贞、汤显祖三人之作，于辞类仅收录何景明《明月篇》一篇，序文收录汤显祖、虞淳熙、江盈科、陈继儒、张鼐等人作品，记文则有高启、桑悦、许穀、祝允明、王世贞、袁宏道等人，传类收录的明人作品有宋濂、杨慎、汪道昆、袁宏道等四人，书札则有王世贞、宗臣、屠隆等三人，哀文录王守仁、俞恩烨，题跋则有李梦阳、李贽、陈继儒等三人。类似总集著录明人作品虽然各有“偏见”，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却可以借此窥测在明代知识生产过程中，明人的诗文作品是如何进入到以“历代”为编选对象的历史选择当中的。

明人所编的通代诗文总集当中，也有一些以地域为限收录历代文人作品，如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一百卷（明弘治十年祁司员、彭哲等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虽以“文献”命名，所收则为新安一地历代文人的诗文作品，前六十卷按照文体分为辞命、奏疏、书、记、序、题跋、议、谥议、论、辨、说、原、考、杂著、问对、策问、策、讲义、经义（论）、檄、表（笺奏）、启、上梁碑、文、祭文、铭、箴、赞、颂、赋、辞、四言诗、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诗、诗余等类；后四十卷收录记录各类人物“行实”相关的墓志铭、神道碑、行状、墓表、传等文体作品。周复俊所编《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照文类收录汉魏以降与蜀地有关的“艺文”作品，其中有不少并不在今天所说的诗、文范围之内，如宋人罗泌的《姓氏谱》、元人费著的《古器谱》等。钱穀所编《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二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咸丰间抄本，国家图书馆藏），则按照都邑、书籍、城池、学校、风俗、令节、公廨、仓场、馆驿、古迹、坛庙、书院、祠庙、第宅、山、水、水利、土产、果、花卉、食品、徭役、道观、寺院、桥梁、坟墓等内容和主题，收录历代与吴地有关的诗文创作，其他无法归类者则纳入杂文、诗、诗文集序三类之下。何炯辑《清源文献》十八卷（万历二十五年新安程朝京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以寓贤、溯贤、孕贤、郡贤等综括历代与晋江有关的人物二百余人，并按赋、诗、奏疏、序、记、碑、传、行状等各体文类编排收录他们的诗文作品。其他同类的总集还有赵谏编选的《东瓯诗集》七卷、《续集》八卷、补遗一卷（正德间刻本，上海图书馆），收录温州地方文人的诗歌作品；谢铎、黄孔昭编《赤城诗集》六卷（明弘治十八年建阳书坊刻本、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收录宋代至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台州地方文人的诗歌作品；莫息、潘继芳辑《锡山遗响》十卷（正德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收录唐代以至明代弘治年间江苏无锡地方文人的诗歌作品；汤宾尹天启六年编刊的《宣城右集》二十八卷，收录三国至明代有关宣城的诗文一千余篇；周复俊编《玉峰诗纂》六卷（明隆庆六年孟绍曾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收录西晋至明代昆山人的诗文创作及其他地方文人有关昆山的创作；张邦翼辑《岭南文献》三十二卷（万历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杨瞿崃辑《岭南文献轨范补遗（摘要）》六卷（万历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收入唐代以至明代（多为明人）岭南文人的诗文创作；董斯张等编《吴兴艺文补》七十卷（明崇祯六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四十八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收录汉代至明代与浙江湖州有关的诗文创作；等等。

也有部分地域诗文总集，是同在一地任官文人作品的汇刊。如万历元年丁一中刊刻的《温陵留墨三种》，署明朱炳如编、明丁一中续编，收录宋、明两代王十朋、真德秀、朱炳如等三人与温陵（福建泉州）有关的作品，分别为《宋王梅溪先生温陵留墨》一卷、《宋真西山先生温陵留墨》二卷、《明朱白野先生温陵留墨》一卷。其中朱炳如作为后继者，所编的是两位来泉州任官前贤的作品，而后丁一中作为泉州闻人，在辑录来泉任官前贤的作品时，遂将朱炳如的作品附骥于王、真二人之后，由此而成《温陵留墨三种》。又如由明代武昌知府孙承荣编、任家相补编的《黄鹤楼集》三卷（明万历刊本，国家图书馆藏），则是以江山形胜之地为中心进行作品汇集，其中收录自六朝迄明万历间二百余人的诗、赋、记等吟咏黄鹤楼的诗文400余篇。[5]

地域性的通代诗文总集中，还有一类性质比较特殊的作品，这就是收录某一家族不同朝代作者创作的“家集”。如周泰、周寀所编安福周氏的家族文集《存存稿》，收录元、明两代八位周氏家族成员的诗文作品，即周霆震《石初集》，周霆震次子周庄《达止集》，周庄长子周静《提举集》，周庄次子周庸《蹄涔集》，周霆震曾孙周永锡《愚直存稿》，周永锡孙周正方《佩韦存稿》，以及周希元重刻时增入的周庸之孙周启的《坦斋存稿》，周正方玄孙周寀的《穀似堂诗》。[6]这类作品，对于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家族或者地域、家族文化传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此亦为表现之一。

尽管明人所编收录历代诗文作品的总集大多为诗、文分选，却也有少数是诗、文同选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吴讷所编五十卷《文章辨体》（天顺八年刘孜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按照文体分类选录历代诗文作品，其中包括宋濂、王袆、胡翰、宋讷、高启、杨基、刘崧、苏伯衡、詹同、谢肃、张孟兼等诸多明代前期文人。又如李伯玙编辑、冯厚校正的规模达到一百三十六卷的《文翰类选大成》（成化间淮府刻弘治十四年增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刻本，天津图书馆藏），收录历代各体诗文作品。以该书所收录的“赋类”作品为例，第一至五卷收录先秦以至元代作品，第六卷收录明代赋作，包括：宋濂《奉制撰蟠桃核赋》《崆峒雪樵赋》，刘基《吊诸葛武侯赋》《吊岳将军赋》《吊泰不华元帅赋》，梁寅《蒙山赋》，揭轨《梅桂轩赋》《大有年赋》《道统赋》《丰城剑赋》，王袆《药房赋》《咏归亭赋》，刘彦昺《荆门赋》，胡俨《神龟赋》《麒麟赋》《春牧图赋》，邹缉《驺虞赋》，黄淮《闵志赋》《四愁赋》，李时勉《北京赋》《狮子赋》《白象赋》，杨士奇《河清赋》《甘露赋》《师古堂赋》《离谮赋》，王英《退思斋赋》，周忱《梦菊赋》，熊直《平胡赋》《兰竹赋》，陈琏《银台桂花赋》《岁寒轩赋》，胡启先《皇都大一统赋》《龙马赋》，刘球《至日早朝赋》《畜鹰赋》《龙驹赋》，朱弘祖《香雪轩赋》《雪舟赋》，金问《驺虞赋》，孙原贞《瑞应景星赋》《瑞应龙马赋》《蓍草台赋》，等等。

与之相对应，明代也有少数按照某一文体选录历代之作的通代诗文总集，如周履靖辑录的《唐宋元明千家宫词》十七卷（万历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收录唐、宋、元、明四个时期的宫词创作。又如署名王锡爵选录、李国宪序次、周近泉督刊的《历朝尺牍大全》十二卷（万历三十九年书林周近泉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收录自春秋以至明代的书信体文，其中自第五卷以下为“国朝”作品。虽是按照时代先后分卷，但一朝之中，编排甚为随意，例如在第五卷中，收入的“国朝”文人大多为明代中后期文人，如王兆云、茅坤、申时行、吕本等，然而杨溥的书信也出现在本卷当中；而到了第六卷，则大体按时间先后收入刘基、宋濂、方孝孺、杨守陈、陈献章、谢铎等众多文人的书信。此外，在各卷收入的人数、每一位作者的书信数量等方面，多寡不一，缺乏统一的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如第五、第六、第七卷收入的作者多达数十位，除少数几人之外，大多只录一篇或者寥寥几篇；第八卷以下，则每卷只录少数几位作者的尺牍，其中第八卷仅录苏紫溪一人，第九卷录祝石林、孔诚吾、曾司空、林谦斋、陈绍登等五人，第十卷录李卓吾一人，卷十一录沈君典、李于鳞、吴川楼等三人，卷十二录王梦泽、何区凡、冯斗南、陈惕吾、吴瑞芝等五人，其人又多以字号、官职称之。又如俞安期所编《启隽类函》一百卷（万历四十六年刻本，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分职官考卷、古体卷、近代卷三大类，收录自汉迄明的启、书等体类的文章。其中职官考卷收录历代与职官沿革有关的文章，古体卷则主要收录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笺、启、奏、记等文（也有部分隋唐宋明时期的作品），近代卷则收录唐宋以至明代的启、表、奏、连珠等文（绝大部分为明代，也有少量魏晋时期的作品）。编纂体例同样显得较为混乱。明代后期书坊编书、刻书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