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移民研究综述

一 移民研究现状

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开始于人类农耕经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1]也是全球化最早的形式之一。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区分了国际移民（跨越了国家边界）和国内移民（国家边界内的人口流动）。近年来，全球移民研究的关注点侧重于国际移民，因此从这一点来看，移民通常指的是国际移民。[2]

（一）移民研究的发展历程

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口学家欧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rnest-George Ravenstein）所著《移民的规律》一文开创了对移民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奠定了现代移民研究的基础。移民研究真正有所建树则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派将移民理论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成为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3]

国际移民是跨越地理、政治和文化空间的人口流动，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关键形式，所有观点都认为移民是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跨国进程，即来源国（输出国）和目标国（接收国），并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口等方面产生影响。在冷战时期，移民议题通常被划归社会或经济领域，其影响是被低估的，属于低政治（low politics）层面议程，不同于防卫和外交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层面议程。[4]冷战结束后，全球人口流动的增加、移民模式日趋复杂化产生了诸多关键议题，使得国际移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优先事项，并已嵌入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发展讨论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上升到全球政策议程的顶端。

二战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移民问题游离于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之间。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亚非拉国际移民的增多，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开始强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形成了移民比较研究（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CMS）。广义上可将其归纳为四个领域：一是迁移主体的比较，即在特定环境下的迁移群体或移民类别；二是迁移范围的比较，涉及国家、超国家、地区、城市或大城市；三是不同时期的比较，增加了比较研究的历史维度；四是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之间的比较。[5]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移民研究的主体通常不是以国家为导向的，而是偏重于由南向北的人口流动，忽略了南—南移民。进入21世纪以后，移民研究的广度有所扩大，深度有所加深，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科和学者的关注。从不同视角对移民相关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日渐丰富，国际移民的研究理论从注重单一和外显的因素逐渐转向将移民纳入由经济、国内政治、国际关系、文化、自然社会环境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研究范畴也从原来关注移民自身延伸到关注移民对目标国和来源国政策与社会生态的影响、国际移民的文化与民族认同等方面。[6]

在涉及国际移民的丰富研究成果中，学术性杂志的贡献最为突出。国际移民组织在《2018世界移民报告》（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中列举了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杂志。

《亚太移民杂志》（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APMJ），1992年创刊，是当时唯一关注亚太移民相关问题的杂志。大多数研究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研究南亚、西亚的较少，中亚几乎不涉及。成果体现了多学科的特征，包括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

国际移民组织的出版物《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目的是推广经验研究，扩大全球移民政策领域研究。过去20年，《国际移民》的主题宽泛，既总结已有的研究路径，也开创了新的领域，如移民模式、移民与发展、移民治理、数据及方法论等。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创刊于2014年，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口流动的各方面内容，帮助识别最好的行为并为改善非洲移民政策的实施提供建议。该杂志每年发行3期，主题包括移民与发展、移民与人权、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迁移、排外、融合与社会包容等。

其他有影响力的杂志还包括《难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流动性》（Mobilities），为全球大规模人口、商品、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提供研究平台；《人口、空间与居所》（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研究国内流动与国际移民，将移民作为一个人口地理及地理人口研究的关键维度。

（二）移民议题的复杂性

移民是个复杂的进程，就入境、定居（settlement）、获得完全公民权（full membership）等关键环节而言，不仅涉及政策取向和法律规定，而且涉及移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等伦理问题。[7]它从来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社会学或民族学现象，还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移民研究不仅需要考虑移民的含义、阶段、参与者、发生地点和时间及社会因素等，还需要考虑从个人到全球的不同层面。移民进程包括很多阶段，参与者包括个人、家庭、社群、地区或更为广大的区域；时间和空间上的因素包括本土以及更大范围的变化；社会因素则包括个体间的交流和长远的社会因素。每项研究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个人范围内的研究侧重于个人选择和迁移的理性因素；家庭因素的研究则涉及家庭范围内的选择对个人移民的影响；社群的研究范围则包括迁出地、迁入地等方面；地域研究强调影响移民的社会变革，比如战争引起的移民潮等。更大范围内的移民研究侧重于整个过程，关注移民从开始至结束的整个历程，涉及移民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和利益、移民个体和整体所体现的不同形式。

移民研究中的问题涉及方面极为广泛，很难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一方面，每种移民研究理论需将其整体历程简单化，以确保可以详尽阐述某一方面；另一方面，多种影响移民的因素都可以以一种多维的方式统一起来，这一网络由多个因素构成，涉及范围广泛，并且能够反映出每一个因素在移民进程中的作用。[8]移民是个复杂、多维度和跨国的进程，打破了对移民是个统一过程的一般性理解。移民过程的复杂性体现为不同移民流动的相互联系，中介、自主权、观念、文化和历史因素及制度在不同条件下对移民过程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移民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对象本身，即使在实践中也很难进行测量，同时受到很多其他议题的影响，如安全、贸易、发展、人权和环境；移民与气候变化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很难梳理这一联系的复杂性。

国际移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了多层面的探讨。研究议题包括：移民的背景和动机、移民流动模式与趋势、移民影响、移民权利、社会性别、移民与阶级、代际族群关系、社会融合（或排斥）、移民福利及权利保护、移民与发展、非法移民、难民/避难、法律政策、国际移民治理等。对所有相关议题进行大致划分后，移民研究基本上可概括为两个独立体系：一是对迁移原因、进程及移民模式的研究；二是对移民如何融入目标国社会的研究。[9]不同研究议题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移民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领域，最初的关注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美国和西欧地区的城市化，因为城市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包括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二是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使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现象严重，移民研究开始涉足政策领域。[10]

20世纪80年代以后，移民研究开始与新劳动力分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流动联系起来。[11]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移民的全球化成为学者感兴趣的一个主题。人口流动是影响全球所有地区主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促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将移民研究与全球化背景剥离开来可能导致错误的观念。将移民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部分可丰富对移民的研究。[12]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移民研究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关注领域：移民与发展的关系（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国际人权讨论。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就强调劳动力移民是现代化整体的一个部分，主要探讨发展对移民的促进作用及移民与发展之间的互惠作用，即来源地出口剩余劳动力、获得汇款，对改善家庭收入状况、提高生产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3]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移民的重要性，移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认同。“移民与发展”，用于理解劳动力移民的动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强调了移民进程对目标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移民对来源国社会影响的本质和复杂性，包括移民的决定因素、迁移和汇款在减贫中的作用、迁移与人的发展、人才流失、南—南移民、移民与贸易和投资之间的联系。[14]主流观点是积极的，一系列报告、政策和声明表明，国际机构和来源国、目标国政府认为移民对更贫困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贡献；而负面和消极的观点则认为，移民代表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流失，对来源国的发展来说是个障碍。[15]1994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促进国际移民有序流动，使原居地和目的地社会共同受益”的行动口号，“移民与发展”成为联合国积极倡导的一项惠及全球民生的重要事业。[16]2000年，联合国大会首次将12月18日定为“国际移徙者日”，希望人们认识到移民为目标国和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2006年，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High-Level Dialogue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再次确认了“国际移民可能是来源国与目标国发展的积极力量”。在移民和发展的关系问题上，集中于探讨移民与城市化、工业化、农业、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及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17]现有的移民研究多是从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待移民对发展的影响；[18]概念层面的关键原则是把移民与发展的关系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结构更广泛学科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战结束以后，数十年的南—北移民对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21世纪，移民越来越被当作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2001年“9·11”恐怖袭击及随后发生在马德里和伦敦的事件使移民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成为移民讨论的最大问题之一，认为移民与恐怖主义有某种潜在的联系并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为了有效控制非法移民，宏观的移民制度或政策应当成为当前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议题。[19]

人权讨论关注移民（尤其是那些不希望移民定居或成为永久移民的目标国）的权利。移民、发展和人权三者间有一种内在联系，不是彼此隔绝的，在理论、概念发展、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中存在广泛的重叠，并越来越深地结合到经济发展和移民议题中。[20]

近年来，学者和决策者建议使用“人的安全”作为应对移民挑战的一种途径，将人的安全维度带入移民研究中，主要关注无国籍人和缺乏人权保护的移民。“人的安全”将发展、人权和安全融为一体，不同于传统安全或国家安全，是一种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ered）的途径；超越了国家主权、边界控制、公民权利及国籍的限制，是将国家这一单向度的安全观拓展为个体—群体—社会—国家四维甚至多维的安全观。[21]学者们强调“人的安全”对所有移民有利，能更好地维护移民的权利。以人作为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来研究国际移民，是对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传统视角进行补充，注重采用更加综合、全面和多方位的治理方式，通过利用国际对话平台与国际组织甚至是全球社会组织的力量，整合各国、不同区域组织共同致力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这是一个新的途径，还没有成为主流，仅限于发展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领域。[22]实现移民的福利和安全，所需的前提条件包括制定更好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建立关于移民的双边对话及多边协议，促进国家与非国家等行为体参与移民讨论和决策。

气候环境的变化使移民研究具有了一个新维度，引发了对“环境与移民”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但是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环境移民、环境难民、环境被迫移民等相关表述包含了共同的内涵，如环境难民通常指的是，自然或人为导致的显著环境破坏危及人的生存或对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迫使人们暂时或永久离开传统居住地。1995年，全球环境难民达2500万人，2020年可能翻倍。[23]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自然灾害打断了社会的互动并导致了人口流动，环境变化导致的移民被视为复杂的人与环境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在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适应战略下还没有得到系统的讨论。环境变化或退化导致的移民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学者们指出环境因素不同于其他迁移动力，在很多案例中环境因素不只是推力因素，如果环境变化成为一个确立的现象，后续问题还包括如何评估影响；二是很难定义与环境相关的迁移范围，因为这涉及相关国家的制度和治理措施。[24]

大多数情况下，移民与其他议题领域（如发展、环境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不是客观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主导的观念，影响并形成了学术和政策讨论。

（三）移民研究中的不同学科视角和方法论

“移民”是个广泛的议题，涉及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生态、国际关系等多个维度，来源国和目标国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只依靠某个单一的学科来进行解释和分析，需要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各方面的结构和过程联系起来，从而对移民进行研究的多学科途径应运而生。[25]移民研究经历了长期的跨学科历史，战后以来已跨越了历史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核心学科，学者们分别就移民的不同社会因素进行专门研究，研究方法和途径不尽相同，每门学科的研究模式也各有特点。

早期的移民研究较多关注移民历史，移民史研究成为整个移民研究系统的基础和必经之路，但仅停留在对历史阶段的梳理上。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学者们开始从移民的具象研究转至移民的一般原因探讨，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其中。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加入使国际移民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26]在20世纪30年代，移民已成为社会科学探究的一个主题，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尤其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兴趣，移民自此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主题，人类学、政治学和流行病学等相继加入。[27]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议题，每个涉及的学科都对移民研究领域有所贡献，新的范式和方法用于处理移民研究中特定术语上的一些误差。[28]

历史学以收集与移民行为相关的数据为主要任务，侧重于分析人口迁移的过程，进而对移民史进行梳理。历史学的移民研究主要探讨移民者与来源国及输入国之间如何建立情感上和经济上的纽带，历史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避免将移民模式理论化。[29]当下的移民研究对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解释更加具体而非概括，尤其体现在特定案例分析中。移民史学家也研究在特定结构约束下促进迁移过程的力量，包括动机、网络、对结构的影响（如家庭、国家）等。[30]

多年以来，移民是社会学和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通常从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介入。人文地理学主要关注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及一般性规律，经济地理学则主要对人口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及其原因进行探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差别化产品和报酬递增等更为符合现实的情况，突破了传统经济地理学只考虑运输成本的局限，更为本质地解释了工资存在持续差异的原因，也揭示了为什么经济活动与人口会向部门地域集聚以及导致集聚的机理，对解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市场一体化等发展背景下经济条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31]

社会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移民现象，重点集中于移民群体在目标国多民族背景下的文化融合，考察移民社会的构成、移民群体与社会发展等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移民现象何以发生及发生之后如何存在。换言之，人们为何走或为何留。[32]对目标国，社会学家提出了民族飞地和接受性社会背景两种理论，集中探讨本土化的移民群体而不是整个国家的状况。其中，接受性社会背景理论家认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是移民个人融入目标地的关键：目标国的政治态度（支持或反对移民）、目标国的劳动力市场（开放、中立或歧视）及民族飞地内的经济多样性（企业生存的可能性、给非技术移民提供的岗位等）。[33]移民议题由于在社会学中不是一个重要的调查领域，因而在这一学科中逐渐被边缘化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移民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社会学出现了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移民社会学，重在对移民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通过对纷繁复杂的移民现象和移民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其研究任务是认识和分析各种移民现象和移民问题，如移民过程、结构、事件及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等。

人口学定义一定范围的人口，移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部分，因而也是人口学的一个主题。人口增长与移民频率之间相互影响，人口规模和增长率是描述或预测移民模式的独立变量，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迁移的外在因素。[34]这一学科旨在讨论来源地和目标地的人口分布状况及移民的特征、发展变化和趋势并加以量化。公认的最早从人口学角度对移民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莱文斯坦。他于1885年、1889年先后发表了两篇《人口迁移的规律》的同题文章，首次探讨人口迁移的拉推力规律，强调拉力或引力的主导作用，认为拉力强于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35]20世纪末期，学者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人口分析理论，强调移民的个体差别体现在性别、种族、阶级和年龄等方面。

经济学倾向于解释人口的迁移动因及对来源地和目标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早期，经济学家强调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移民的关系。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可能是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人口迁移原因的学者，他指出比较经济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后来经济学领域对移民的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学界开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劳动力过剩地区是主要的输出地，而劳动力缺乏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则接收、安置这些移民，迁移的原因是两地工资水平的差异。[36]经济学大量的经验研究关注入境移民对目标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目标地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经济因素在移民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不足以解释所有的移民经历。经济学在移民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是大多数研究的经济取向集中于劳动力市场、偏重永久性的个人迁移而忽略了其他行为主体、其他类型的移民活动及不同性别和族群之间的差别，也忽略了体制和历史的联系环节，而后两者对移民同化和国家政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37]为了能更好地分析移民行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政治经济模式在移民研究中引入了政治要素，经济学与社会网络和非经济决定因素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并相互重叠，经济学融合了非经济的决定要素。[38]与经济相关的研究议题实际上是移民研究中最多的，包括探讨移民的原因、移民程度或模式、移民政策等。经济危机对移民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议题。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石油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以显著的方式影响了劳动力移民，尤其是非技术工人、低技术工人，但对政治与环境难民、婚姻移民和家庭团聚型移民的影响不大。经济危机对移民的影响是复杂且难以预知的，通常会导致国家强化对入境移民的控制、激化反移民的情绪。[39]缓冲理论认为移民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调节，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填补了劳动力缺口，经济下滑时期因失业而返回来源地。[40]

政治学集中研究主权国家如何培养移民获取公民权利，较为关心“弹性公民”的社会事实及作为移民的公民与来源国之间的关系，承认移民作为一个强大经济维度（尽管不是占主导的）的事实。在移民政策上，主要关注国家、制度政策和利益集团，但没有系统地将有关移民的经济和政治概念相结合，[41]也缺乏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对移民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综合分析。[42]

人类学和社会学一样，主要对移民群体进行研究。注重分析移民的影响与作用，侧重于探讨移民族群的文化冲突、融合及认同等问题，往往采用“移民与……”的形式，研究涉及的范围在所有学科中是最广泛的。人类学家认为20世纪的移民拥有“跨国”的身份，主要是因为社会网络使他们与两个甚至三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这一认识为研究移民的决策制定和身份形成奠定了基础，“跨国”的理论机制有助于揭示移民与其来源地、迁移所经之地以及目标地之间建立的不同关系。[43]

移民研究还与区域学（regional science）存在一种长期确定的关系，是区域学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和动力。[44]区域学侧重于探讨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不仅因为相关数据可获得，还由于决策者关心国内人口的分布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区域学将注意力转向了国际移民，致力于探究移民模式的决定因素、对来源国和目标国的影响及移民在目标国的融合。[45]

非法移民在20世纪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从时间上来看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非法移民问题的凸显使法学参与到移民研究中，法学基本上着眼于审视各国的法律、法规对移民的控制及可能引发的国际移民问题。[46]法律作为应对全球人口跨境流动问题的一种措施，用基本的司法措施来区分国际流动中的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国家倾向于加强边界控制，不仅建立限制合法入境准则，也将那些违反限令的外国人诉诸刑法准则。相关国家普遍将非法移民定罪化，如美国“非法移民罪”、德国“诱使他人移居国外罪”等，并非处理非法移民的有效方式。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开始转变，部分西方国家首先开始进行除罪化，即通过司法和行政权力的措施保护非法移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人性化的遣返或安置，并在新的法律框架下将非法转化为合法存在。当然，除罪化并不意味着无原则、无限度地纵容和放任非法移民。[47]

除了以上核心学科，公共管理也成为研究移民的重要学科之一，政府人员收集、整理移民数据可同时用于政策管理和学术研究。遗产学、语言学和化学等学科对移民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可弥补文献资料的缺乏及国家参与的缺位。

移民问题既是个固有的老问题，也是个不断呈现新特点的现实问题，多学科研究的方式有助于对其进行全面理解。总体而言，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是移民研究的主要学科，相比之下，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作用还不够突出。[48]

而在方法论方面，移民研究同样取得了进步。这主要源于移民数据的获取来源渠道不断扩展，包括人口普查数据和间接的统计等。以数据为基础对移民问题进行描述和解释，而描述性的移民研究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性，尤其是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细节描述。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建立了空间互动的引力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迁移作为移民研究的一个支柱；同时使用回归移民和学习型移民的数据来分析、检验引力模型。[49]对移民进行学理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法，主张经济因素和基于阶级的政治发展进程决定着一国的移民政策，移民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民族认同”分析法，类似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强调每个国家各自的历史特性、公民和民族观念，认为国家认同和社会冲突的争议塑造着移民政策。三是理性决策分析法，认为在移民问题上，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相互讨价还价最终形成决策。四是全球治理分析法，认为国际移民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特征，其治理理应被赋予全球属性。[50]

（四）不同的移民理论流派

移民理论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其创建的目的是探究人类进行迁移的原因，包括为什么迁移、为什么不迁移，向心和离心的社会经济因素等，在迁移中得到的有益经验及如何解决迁移过程中的困难。学术界主要的理论研究方向是探讨移民进程的动力机制。传统的国际移民理论主要尝试回答四个问题：一是驱动移民特别是劳动力移民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二是国家移民政策制定的根基是什么（基于怎样的考量）；三是如何衡量和评估移民政策的效果；四是移民趋势及相关政策的走向。[51]每个理论以不同的方法论选取移民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当代西方国际移民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模型，如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新古典移民理论（neo-classicalmigrationtheory）、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等主要从人口迁移的动因来构建模型；移民网络（migration network）、连锁因果、迁移文化及多元文化论等侧重于移民延续、社会融入层面的探讨；而新经济理论、文明冲突和跨国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际移民的社会影响及对相关国家移民政策的绩效评估。[52]在国际移民的分析中，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等概念框架已进入移民理论的核心，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流范式，但这些框架忽视了移民目标国的宏观政策对移民取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53]

推拉理论列举了来源地和目标地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迁移行为的发生，但是没有解释不同因素如何结合从而导致迁移，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具有拉动因素的地区与具有推力因素的地区之间存在差距。新古典移民理论由推拉理论发展而来，重视经济因素在移民运动中的作用，认为人是自助的、理性的行为体，受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推动，迁移是为了使收入或福利最大化；将国家间工资的差距作为移民产生的根源，并认为在工资趋同的过程中移民将减少。这一理论忽略了移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恒常因素，工资的趋同假设忽略了权力的不对称可能会维持中央和边缘地区的经济不平等。推拉理论与新古典移民理论的观点与现实生活中的移民模式并不相符，如大多数移民不是从最贫困的国家到最富裕的国家，最贫困国家的人口外迁程度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相对富裕的国家。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对新古典移民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三者都属于现代化理论体系，强调个体经济利益或趋利避害的天性在移民决定中的重要作用。[54]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又称二元劳动市场理论（dual-labor market theory），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主要划分为两个层次：资本密集型的主要部门和劳动力密集型的次要部门。本地劳动力集中于前者，后者对本国公民缺乏吸引力，导致劳动力缺乏，需要外来移民填补。新经济移民理论的分析集中在家庭层面，认为家庭决定迁移，目的是尽量减少家庭的经济风险。

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又称历史—结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该理论认为国际移民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经济全球化，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压榨导致了跨国移民，移民成为由此形成的核心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将分析重点放在国际体系层面。该理论认为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交叉状态，劳动力与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方向不同：商品与资本是从核心国家流向边缘国家，原材料和劳动力则是从边缘国家流向核心国家。由于殖民文化、语言等的维系，国际移民通常发生于殖民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55]

大多数的移民流动发生在邻国或邻近地区之间，分析者通常使用地区移民系统（migration system）[56]来界定邻近国家之间的移民流动，表明来源国与目标国之间相对稳定的移民潮导致了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本土的、地区间的以及全球性的因素对移民潮的形成和影响构成了移民研究的重点，[57]当前很多国家的法律、政策、行为和国际协议与地区移民系统相关。移民系统理论主张在移民研究中，需要关注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与制度等因素对国际移民的影响，还应重视移民对国家间关系、社会文化联系等方面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58]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明显的拓展，基本的理论取向大致可划分为三点：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理性选择，注重政治内涵的文明冲突论及强调全球化趋势的跨国主义论。[59]其中，市场导向决定论也称为经济理性选择理论，是国际移民理论探讨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理论，强调“主要是市场力量决定移民”，该理论因此成为“长期主宰移民学界的正统观念”[60]。当代国际移民流动展现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趋势，跨国移民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的跨国主义更加强劲。移民跨国主义（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描述了不同国家间有着共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及超越了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而建立的跨国社会，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本质上带有解国家的性质；主张国际社会应从冲突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体系转变为合作性的、相互依赖的世界，这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民族国家面临的国民认同困境。[61]跨国主义试图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便于更好地理解移民在目标国与来源国之间牢固的社会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物质的或是符号的，可表现为经济、政治或社会文化等形式。[62]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立足于移民进程而不是输出国社会的变迁，认为移民研究的本质应该是将移民与目标国社会的更大议题如就业、文化联系和政治稳定等联系起来。[63]

国际移民理论由开始注重单一的、外显的因素逐渐转向将移民纳入由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文化、自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内进行研究，研究范畴也从原来的关注移民自身逐渐外延至关注移民对来源国与目标国的国家政策、社会生态、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影响等方面。[64]但现有的国际移民理论框架还不足以解释当前人口迁移的复杂性，大多与经济、地理和人口方面的要素相关，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如忽视心理方面（如价值观、希望、恐惧）和社会方面（如身份）的要素。[65]亚太移民研究网络（Asia Pacific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APMRN）[66]认为，官方的政策论述忽略了移民的基本理论，也没有适当考虑移民的社会成本、人权问题及移民在社会和政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强调需要重视与来源国和目标国相关的社会和政治议题。[67]对国际移民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对特定国家的案例研究，对国际移民结构性根本原因的认知因缺少跨国的经验性分析而受阻碍，在跨国环境中，不应忽略地方与全球、国内与国际移民之间的相互联系。[68]

二 移民理论的发展障碍与趋势

（一）发展障碍

移民研究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移民现象的复杂性及导致移民的历史、体制、经济和人口环境的重要作用造就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框架，难以进行“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式的概括。[69]自20世纪以来，移民理论一直处于发展、演变中，移民理论研究的进步并非新理论代替旧理论，而是在多维度的理论框架内继续进行研究，并找到更多与现存理论相联系的移民所涉及的领域。某种程度上，新的理论更加全面，其变化在于不断发现并关注移民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移民理论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移民经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因为每个案例都有其特殊性，也因此导致了一种消极的想法，认为理论的形成是无意义的；同时也给经济学家提出了难题，其方法论的原则是以简单的模型开始，使用量化的数据来检验和提炼，但理论是抽象的，因而很难得出有用的解释内容。在移民研究中，理论进展是个主要障碍，不能期望产生一个宏大的理论来解释所有国际移民的产生和持续存在，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移民类型、所有时期和所有地区的移民理论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取的。理论的创新有助于解释历史上及当代移民进程冲突产生的原因，但仍然无法阻止冲突的发生。移民过程中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是移民行为难以理论化的原因之一。移民研究遭遇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意味着它需要提升到更高层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很难实现提升，为移民现象提供普遍的理论解释需要更为严苛的理论框架及定义。[70]移民研究的碎化和狭窄表明了移民研究还没有建立在共有的概念和问题之上，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知识积累。现存的移民解释框架只是一些破碎化的理论体系（fragmented set of theories），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解释国际移民概念及方法多样性的强化，这在快速发展的全球政治经济背景下是必然的。一方面，对移民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和细化；另一方面，目前还很少有学者把所有重要的移民类型做整体、宏观的系统研究，但众多个案的研究为这样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71]

移民研究中还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资料不完善，国际移民有关的资料不足或大多数国家缺乏统计以及经验研究的基础有限。国家及国际层面在发展研究和政策讨论中对移民的关注度迅速增加，但是国际移民数字只是个估计值，不够准确也不可靠，且国际层面仍没有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用于统计移民人数、移民的技能特征等具体情况，在国家层面，很多来源国也没有详细收集移民的数据。[72]国际移民数据不详的原因还包括对移民定义存在争议，很多国家使用不同的法律定义，由此导致进行跨国对比存在一定难度。此外，由于存在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一些政府不愿意（特别是目标国）或无力收集并公布有关这一群体的数据。

（二）发展趋势

移民理论的形成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对特定移民案例的经验研究；其次是构建移民进程的中层（middle-range）理论，在更广的全球化社会关系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与特定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标国相联系；再次是从中层理论中获取经验，建立更大的概念框架，为将来的移民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导向；最后是将概念框架作为发现新议题、研究新问题和新一轮经验研究的方法。[73]移民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移民理论应该根植于更广阔的社会理论中，对任何特定移民现象的研究必须包括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对当代社会进行更深入更普遍的理解，获得可靠的移民数据，培训新的研究者，再结合新出现的相关问题，重新审视移民研究可能会取得的重要进展。移民研究的概念框架必须联系当代的关键趋势，以全球社会的转型作为起点，在全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加深对移民进程复杂性、变量、脉络和多维度的理解；对移民问题的讨论和分析应重新放在国际背景下，与来源国的人权、政治组织和发展等问题，与目标国的民族凝聚力及未来福利国家等问题密切联系。[74]移民理论需要为理解国际移民多层面的动力和快速、复杂转型条件下的结合提供一个广泛的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应该是综合的、整体的，可描述特定的移民经验，分析不同社会空间层面的关系并能把动力和要素结合起来。[75]

移民现象、政策和理论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区分了对移民现象的描述与解释。移民趋势有两个特征需要分开，即迁移的实际模式和融合的模式，后者指的是移民成为居住地社会的一部分。决策者通常以政策为先，将两者分成各自独立的现象。[76]政治、政策往往落后于移民理论的发展，理论家偏重于理解移民进程本身（包括迁移模式及融合模式），通过归纳或推理产生理论模型。随着国际移民模式、趋势的发展变化，受传统学科和西方理论框架制约的经典移民理论难以提供较为准确的解释。以亚洲移民为例，亚洲内部国家间移民及洲际移民轨迹并未遵循二战后后殖民地的移民模式，目标国并不期望移民的定居和融入，只关心移民能否满足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目标国主流社会的结构差异、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等特征左右着国家对移民的政策走向，这些事实挑战着现有的移民理论框架，急需发展亚洲视角的移民理论。[77]不同国家在政治、文化及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性与移民互动，使移民问题远远超出了人口生态或经济利益的范畴，成为一个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国际问题，因而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必须越出一地、一国乃至某一个区域才能获得准确定位。[78]为了更准确理解当前国际移民的特征与发展趋势，需要从伦理、法律和政策意义上把握一些核心概念，如移民、难民、非法移民、寻求避难者等，还需将移民问题置于新的全球语境中，同时采用长历史时段的政策分析。[79]

三 非法移民的研究现状

国际学术界对非法移民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研究领域和视角广泛：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非法移民的影响从对边境安全，目标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扩展到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对象从具体、特定的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转型，不再一味地强调打压和排斥，开始从权利的视角来看待非法移民的影响。[80]冷战结束后，非法移民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研究者试图采用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非法移民，通常是对不同地理区位上的特定案例进行研究，大体上是探寻单一维度的政策、法律或经验，侧重于非法移民的分类、非法移民的产生、目标国社会及人口特征、非法性对公民资格的影响这四个方面。[81]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非法移民对来源国和目标国，特别是对后者综合影响的看法及目标国对非法移民问题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非法移民作为一个问题和难题主要在目标国受到关注。[82]为了遏制非法移民的流动，目标国基本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法。对非法移民的分析，传统上主要着眼于目标国的视角和观点，忽略了来源国非法外迁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一些解释非法移民的框架，主要关注结构性的原因，侧重于从供应方的角度进行均衡分析，[83]从对政治经济的侧重转移到法律和司法层面，及非法移民在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的角色和作用。非法移民与移民之间的关系，也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非法移民的部分研究内容已纳入移民研究范畴之内，而在非法移民治理研究方面，或者将非法移民的治理纳入移民治理的范畴，或者专门针对非法移民的治理开展研究，导致关于移民或非法移民治理研究与相关政策研究混同的局面。[84]中国学者提出非法移民治理有五个关键要素：一是客观、正确认识非法移民问题；二是对非法移民的动因进行科学判断；三是充分发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国际治理的互补性；四是强化国家治理非法移民的政治意愿；五是实现全球的均衡发展。[85]

当前非法移民研究存在的问题可总结为四点。第一，没有突出非法移民的研究地位，大部分相关研究将非法移民纳入移民研究的范畴，忽视了两者间本质的区别。第二，大多数对非法移民的研究注重特定的国家和地方环境，理论路径建立在对北美和西欧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两个特征也正是非法移民研究中存在的陷阱。首先是没有意识到移民处于非法状态的法律和政治建构，对特定民族国家移民定义的具体内涵认识不清；其次是将移民的非法性理解为到处都一样，没有对不同非法移民案例的特性进行区分。[86]第三，专门用于分析非法移民的理论缺失，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研究框架，导致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停留在20世纪中期的概念、模式或假设之上。第四，研究中缺乏准确和有代表性的非法移民数据，非法移民的统计游离于各国统计体系之外。虽然非法移民影响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数字本身的重要性，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因缺乏可靠的确切数据而受阻，导致准确判断非法移民的发展趋势或对比不同地区非法流动规模均存在一定的难度。非法移民缺乏确切数据的原因在于：一是概念问题，非法移民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其身份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发生转换；二是方法论问题，对非法移民的统计还没有形成一个学科，也没有统一的标准。[87]

对非法移民数据的收集大多发生在国家层面，涉及不同的国家机构和部门，如移民、劳工和警察等，不同机构、部门对非法移民进行登记的依据和标准不同，很难将不同部门的数据进行对比。移民由于在目标国处于非法地位，担心被拘留、被捕或被驱逐，他们尽可能躲避官方登记，通常不被记录在案。测算移民规模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估计某个国家一段时间内（一般为1年）的外来人口数量，主要是根据国家的人口普查或者相关部门的记录（特别是有良好登记体系的国家）。但是这些记录相对简单，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普查大概每10年进行一次，所得的移民数据是过时的，难以真实反映实际情况。二是相关部门对移民流动的统计，限定在某段时间内（1年），多少人离开或进入一个国家，这一方式能获得短期的流动数据，但缺乏可比性，因不同国家对移民分类和登记的方式存在差异。高收入目标国对移民数据进行统计常用的方式是人口普查，但这也不是统计非法移民数据的完美途径。首先，法律上的人口普查是按合法居住地登记，按照这一标准，非法移民没有合法居住权，可能被排除；其次，人口普查不包括询问受访者的地位是否合法，尽管可能登记了很多非法移民，但并不显示其在目标国的法律地位。

非法移民问题引起了政治热议，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受到缺乏可靠的经验数据和理论化不足的影响，[88]还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析框架，导致了问题的重要性与理论框架的发展不相匹配的状况。需要建构一个对非法移民进行充分解释的理论框架，当前的主要障碍是很难将政策导向从人道主义议程及非政府行为体的介入中区分开来。[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