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1872年9月，李鸿章饬令“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的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

朱其昂出身上海宝山沙船业世家，志向远大，从小就决定要干一番大事业。未满20岁便倾其所有与人合伙在上海十六铺开铺，办南北洋贸易，每年出海三次，积攒下万把两银子。后与人拆伙，和弟弟朱其诏省吃俭用订造了大沙船，为淮军运输物资。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件中特地提到朱“习知洋船蹊径”，“熟悉南北各口岸情形”。[5]朱是一个和洋船、洋行、买办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

事实上，从一开始“附洋商名下”，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从事轮船航运多年的广东香山买办群体，就力争轮船航运的筹办权。盛宣怀曾奉李鸿章之命与他们商议过此事。但是，“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对买办疑忌加深，使得李鸿章很难将筹办权托付给他们。李鸿章倾向于让香山帮只作为轮船航运的投资者，而非轮船招商局的主持者。

盛宣怀从一开始就是主持筹办事宜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他奉李鸿章面谕拟就《轮船章程》，接着南下，“七月间在沪密与各商拟议”轮船招商局筹办之事，其中就包括与唐廷枢、徐润进行商议。当朱其昂获得筹办权后，盛宣怀深感失望，他向李鸿章表达了对这项决定的不满。

问题是盛宣怀在《轮船章程》中把“顾商情”置于首要地位。按照盛的思路，招商局必将循着集商股、办成商办企业的轨道去发展，其主张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但在当时还不能为主事者所接受。

朱其昂认为：“现在……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货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若由官设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6]盛宣怀的主张与朱其昂的想法相左。朱其昂“官办”的想法得到李鸿章手下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兵备道丁寿昌的支持，符合李鸿章“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的思想与主张。李鸿章对朱其昂的想法很赞赏，随即令朱酌拟条规，并借领官款20万串回沪兴办。朱其昂的主要任务是运漕粮，这也是李鸿章办轮船航运最初要解决的问题。

1873年1月14日，轮船招商官局正式开始营业。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次尝试。朱其昂制定了《轮船招商局条规》28条。

尽管如此，轮船招商局的资金问题并没有解决，商局第一期计划招股100万两，但正式开局之后，仅筹得开办资本18万余两，其中官款12.3万余两，即商局从户部拨借直隶练饷局存款制钱20万串，借款期限为3年，年息7厘，扣除预缴利息和手续费等，实际收到18.8万串，折合规银12.3万余两。

朱其昂负责招商，试图说服胡雪岩带头入股，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上海商人担心“官督”之下，商股权利无保。至1873年4月，朱其昂只筹集到1万两的现款和10万两的认购承诺。朱其昂对于经营新式轮船业务也不在行，由他经手购买的4艘轮船，“伊敦”号“船大而旧”，“福星”号“舱通而小”，其他两艘也不大合用，“而购价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7]此外，受官局衙门作风影响，商局管理不善，滥支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创办不到半年，便已亏损4万余两。不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必将如徐润当时向盛宣怀所指出的那样，“深恐众商寒心，从此裹足，招商将变为拒商矣”[8]。

事实上，由朱其昂任总办的轮船招商局不是一个真正的“官督商办”企业，而正如朱其昂为其所定的“轮船招商官局”这一名称所示，是一个官办企业。于是，李鸿章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他启用唐廷枢，将轮船招商局改为官督商办，并从名称中去掉了“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