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外交
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与未来趋势[1]
张玉国[2]
【内容提要】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已经成为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的“第三波”。在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呈现出“历史性”、“现实性”和“暧昧性”三种基本倾向，体现在“再安全化”和“再军事化”两个主要进程之中。为此，解读日本安全战略认知的基本范式、认清日本安全战略发展的两大趋势、评估转型对东亚地区和日本的深层影响，是正确把握和客观判断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动机、意图、目标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可以说，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进程既是日本“普通国家”化的进程，也是“战后日本”迈向“21世纪日本”的战略实施进程。
【关键词】日本 安全战略 转型 再安全化 再军事化 安全困境
20世纪90年代至今，转向、转轨、转型是日本安全与军事战略持续变化的最为明显的特征。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日本军事与安全战略的调整正进入一个新的变化周期。“再安全化”与“再军事化”成为这一周期最显著的标识。从长波周期看，安全与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型，是继“泡沫经济”“政治重组”之后日本国家转变的“第三波”。从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看，安全战略与军事行为规范一直是衡量“和平国家日本”属性的基本标识或“认知底线”，该领域的“脱战后化”预示着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 日本安全战略：几种相互冲突的解读范式
“大陆战略还是海洋战略？力量还是财富？亚洲还是欧洲？大国还是小国？自从明治维新以来，这些问题都是日本安全问题中的固定话题。”[3]21世纪以来，这一话题再次成为审视日本战略选择的新问题。国际体系结构转型的影响程度、日本战后安全文化的稳定性、日本战略规范的进化以及日本国家战略的特性等问题，再次成为综合考量日本安全战略的标尺。总体上看，目前对日本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流派，这也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几种理论范式。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的认识范式，该派认为日本地理位置、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以及其地缘政治环境特性所造就的“先天性不足”，与其做大谋强的政治传统、持续奉行的“赶超战略”造成的“后天‘畸形’发展”之间的失调，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紧张。而且，日本是一个“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国家”，[4]“追求强权”是日本战略的一个显著特性，“见风使舵”是日本谋求生存和塑造安全的惯用手段。由此，该派学者认为，日本的安全设计和外部国家间的冲突具有潜在性、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日本不但与东亚国家关系如此，与美国关系也如此。
第二种可称为建构主义的认识范式，该派主张应从战后日本安全的规则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的视角认识日本的安全行为，用“软”（soft）的文化对“硬”（hard-nosed）的安全问题进行解析，认为“由于美国的关系，日本的政策在经济问题上是弹性的，在军事问题上是刚性的”，“和平主义国家”的身份已经内化为日本的规范，未来的日本“既不会追求一个中等强国的自主的防卫态势，也不会担当‘军事超级大国’这一不大可能的角色”。[5]在他们看来，日本“处理国家安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变化”，日本安全战略“可能的演进方向也无法通过客观和外部因素进行推断”。[6]对于日本安全战略的调整，该派认为基本是可信、可靠的，尽管有变化，但总体上是可控的。
第三种可称为国家大战略思考范式。这一派别倾向于从日本国家大战略的持续性和一贯性的视角审视日本的安全战略，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政治精英一直在不断理性设计日本的战略发展。日本“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实用主义原则……，一直关注着自主性和威望的双重目标以及内嵌在其中的实力与财富价值，并因此而仔细考量每种因素对于增加国家实力的作用”。[7]日本不是一个“被动反应国家”[8]，它更倾向于选择自我保险的政策，目前的第四种共识——“金发姑娘共识”（goldilocks consensus）正在酝酿之中，这是“一种极不太硬又不太软的大战略，既不是亚洲也不是太西方”，并可“在既不依赖美国，又不容易受到中国攻击的情况下维持安全”。[9]
第四种是民族主义的认识范式，主要从日本总体保守化、右倾化以及其历史认识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看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新兴右翼政党势力的兴起，以及日本修宪强兵的举措，都预示着日本在加速迈向军事大国，蕴含着再军国主义化的危险和威胁。
上述四种看法目前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近年来日本政策和战略的不断摇摆，又使人对日本安全的质疑增加，从而使这种争论不断地扩大。在这种争论中，日本学界也开始进行重新反思，“日本没有或缺乏大战略”的认识也成为日本学界一种普遍性的、具有代表性的认识。尽管这一持久争论并没有形成定论，但这种争论对认识和理解日本安全战略的多面性是有意义的。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指出的那样：“好的解释告诉我们什么具体原因引起某种特定的现象，并告诉我们这个具体原因仅仅是一般现象的一个范例而已。”[10]
二 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三个倾向
1.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历史性”
2013年12月，日本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NSC），这是继1954年设立“国防会议”、1986年设立“安全保障会议”之后设立的第一个正式的综合性“国家安全”统合机制；2013年12月确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NSS），正式取代了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时隔56年重新改变了日本的安全战略指针；2014年4月，日本正式出台了“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正式取代了1967年制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时隔47年放松了对日本武器出口的限制；2014年，日本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时隔60多年为日本军事行动松绑。日本内阁会议正式提出的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是时隔60年对1954年“行使自卫权的三项条件”的重要修正。2015年，日美重新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隔18年对日美联合作战进行规则转换。
2.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现实性”
与此相比，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改进则让人看到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现实性”的一面。从迄今为止的5个大纲的制定看，1976年日本制定首个防卫计划大纲，1995年才重新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第一个防卫计划大纲到第二个保卫计划大纲时隔19年，而2004年大纲到1995年大纲仅时隔9年，2010年大纲到2004年大纲仅时隔6年，2013年大纲到2010年大纲仅时隔3年。这种防卫计划大纲调整的速度之快可见一斑。从内容看，1976年大纲、1995年大纲和2004年大纲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基础防卫力构想”，而2010年大纲则提出了“灵活的防卫力量构想”，2013年大纲提出了“统合机动防卫力构想”。从20世纪50年代的“必要防卫力构想”至70年代的“基础防卫力构想”，再到21世纪初的“灵活的防卫力量构想”和“统合机动防卫力构想”，基本呈现出二三十年进行一次重大调整的态势。
3.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暧昧性”
从安保相关法案的制定与修订则会看到日本安全与军事战略转型中“暧昧性”（或“战略模糊”）的一面。1997年，伴随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周边”以及“周边事态”概念成为焦点，但并未影响到1999年周边事态三法案——《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的制定。“9·11”事件之后，“有事立法”和“有事法制”成为焦点。2003年，“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等关联法案的制定事实上成为日本应对模糊的“日本有事”“周边有事”的基本依据。为行使集体自卫权，2013年以后，日本开始放弃以“周边”和“周边事态”为重心的理念，通过安保相关法规的制定，将日美合作的地理范围扩大至亚太乃至全球，将日美应对的事态从“日本有事”“周边有事”扩展到影响日美的关联事态，实现日美的无缝隙合作。从1960年模糊的“远东”“远东有事”概念到1997年模糊的“周边”“周边事态”概念，直至2015年将之统合在“日本与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无缝体制”的“和平与安全”概念之下，日本的安全与军事战略在逐渐摆脱战后法制的束缚、地理范围的束缚和事态限制的束缚。日本自身的意图则在战略清晰中模糊，在战略模糊中清晰。
三 日本安全战略转型进程和发展趋势
1.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再安全化”
“再安全化”既是重新界定安全的过程，也是重塑安全规范的过程；既包含认为战后体制阻碍日本安全的思想与思维，也包含对战后军事安全法制的重新塑造。21世纪以来，日本不断重新调整其安全指涉对象，也在改变战后安全的“惯性”，更将突破战后体制束缚作为扩展安全空间的重要举措。简单地说，日本的“再安全化”就是将战后体制看作“不安全”的来源，改变战后体制本身就是“再安全化”的最主要目标。这从其对战后诸多规范的改变中可见一斑。
“再安全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重新界定威胁与威胁来源。具体地说，就是将中国与朝鲜看作最主要的、最迫切的威胁。二是改变安全观和安全战略。具体地说，不再坚持以综合安全为核心的日本特色的安全战略，更倾向于冷战时期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安全观念。三是安全内容上的优先排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将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安全提升到了一个显著的位置。
2.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再军事化”
“再军事化”是日本改变对“军事”的认识和重新定义发挥“军事作用”的进程，是通过积极和平主义的概念对安全威胁予以重新认识，继而通过安保法案制定对维护安全的手段予以重新架构，据此对此前的“和平”（一国和平主义）的观念、手段进行大幅度转变。简单地说，就是要改变战后“和平”与“军事发展”之间的“矛盾”状态，强化军事力支撑下的“和平”。
再军事化主要包含四个核心内容：一是打破战后的军事禁忌，为使用军事手段维护安全与“和平”奠定合法性基础。这就是安保法修订乃至积极推进修宪的动因之一。二是强化以及重新定义日美同盟，为日本外向化的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平台与支撑。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乃至主张重新修改安保条约，其目标就是为日本参与全球性的军事行动建立新平台。三是改变国内防卫部署和防卫体制。这既包括防御重心向西南转移，也包括防卫省内部体制的优化和日美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优化。四是逐步放弃战后坚持的“专守防卫”体制、“基础防卫力构想”等军事体制，向“统合”“机动”“灵活”的防卫体制转变，借以优化日本防卫资源的配置，增强日本防卫和外向性军事活动的弹性。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制定、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设想的不断修正等，就是基于这样的目标设定所进行的局部性调整。
总之，“再安全化”与“再军事化”进程是近年来日本安全转型和强化军事的两个轴心。以此为支撑，形成了“安保法制、防卫体制、安保态势”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态势。安保法制的修改，必然会有利于防卫体制的更新，有利于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必然要求挣脱国内安保法制的束缚，更新防卫体制。安保法制修改和行使集体自卫权获得实现后，防卫体制的修改也提上日程。日本防卫部署重心的调整和新设“防卫装备厅”都是这种调整的一环。从目前态势看，近几年的这种联动变化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越外向化的安全战略就越需要对安保法制的突破，就越要求防卫体制的现代化，因此，这种联动变化的态势还将持续。
四 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未来影响
1.日本安全战略转型与东亚的“安全困境”
东亚是日本安全战略制定的地缘基础，日本与东亚国家关系是检验其安全战略的试金石。从地缘政治和安全来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将防卫从本土及周边扩大到‘千里海防’，更多是针对‘危机情况’而非‘常态’所作的设计（的话），（那么，）日本将自身安全保障与周边安全具体地、直接地联系起来，则是在冷战结束以后”。[11]21世纪初，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同其对与东亚国家关系的重新构筑紧密相联，本质上是试图构建一个“二元战略”体系：一方面将中国拉入美国体系，另一方面与中国抗衡。为此，日本加速安全战略转型的倾向日趋明显。
21世纪以来，日本对东亚关系的重新摸索可以归纳为三种尝试，亦可称为日本的三种论调。第一个是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的论调：只要与美国关系好，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就会好。第二个是鸠山由纪夫政权时期推出的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论调。第三个是安倍现政权的论调：东亚存在一战前的危险局面，如果失控，中日必有一战。三种论调是15年来日本处理东亚关系的三种尝试，也是日本东亚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基础，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从历史上日本处理东亚安全问题的模式来看，尽管时代不同，但也可以看出某些战略延续的影子。具体地说，小泉的论调似乎更像1945年战败后冷战时期日本处理其东亚安全战略问题的基本倾向，而鸠山政权的政策类似于明治初期与亚洲休戚与共的战略选择倾向，安倍的论调则更类似于日俄战争后直至战败时期日本的倾向。三种倾向、三种选择在21世纪初的15年里都逐一登场，足以显示日本战略转型期面临的战略困境。
从近年来日本战略推行来看，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事实上加剧而非缓解了东亚的安全困境。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实力地位的逆转，日本构筑“亚洲民主安全菱形”[12]，推进“亚洲版北约（NATO）”“亚洲版经济北约TPP”的步伐明显加快，日本采取多种方式“对冲”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借助于奥巴马政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大自身军事行动空间，并试图掌控东亚安全战略主导权，从而使日本在成为美国核心盟友的同时成为可发挥更大军事作用的“正常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日本又继续借美国战略调整的东风，不断扩大和切实推进在南海和印度洋的军事行动，试图成为“离岸平衡”战略下美国在亚太的“旗手”。从日本的地缘战略特性和“军事化”功能的强化来看，日本的行为正在造成地区的紧张态势，成为地区和世界警惕与担忧的主要对象。
2.日本国家战略转变的“第三波”
安全与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型，是继“泡沫经济”“政界重组”之后日本国家转变的“第三波”。继经济变革、政治变革之后，安全与军事体系的变革将成为新时期日本变革的“主旋律”。这既是战后70多年日本安全战略、国家战略转变深度与广度的具体体现，也是21世纪日本战略持续调整进程的第一步，是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实施“普通国家”战略的一个基本形态。
安全转型与军事作用的改变，将是对“战后体制”最致命的冲击。从上述日本的变革看，战后体制下诸多安全与军事规范都已变化。今后，随着日本越来越外向化的安全和军事态势的发展，日本“再安全化”和“再军事化”的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且不断突破战后的“常识”。
安全与军事体制的“脱战后化”预示着日本国家战略转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所谓“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日本政治结构性变革的20多年的历程看，安全与军事战略转型的“第三波”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并可能形成足以影响地区和世界安全秩序的冲击波。尽管战后日本的和平规范和当今时代特征限制着日本走战前的老路，但日本民族主义的复活及其影响仍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事情。
总体上看，“第三波”下的中日关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对日本的安全与军事发展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东海、钓鱼岛等具体的领土领海争端以及可能的冲突，还在于日本改变战后安全与防卫体制的力度与幅度大大超出了既定的预期。更令中国担忧的是，日本上述这些急速突破与多体制联动的态势让中国改变了对日本“和平国家”的认识，乃至笼罩在战前日本的阴影之下。之所以会如此，问题的核心在于更多人对这种螺旋式变动中日本的政治自控能力与稳定性产生怀疑，对日本能否继续遵守和维持战后机制以及规范产生了怀疑。这两个怀疑的同时产生，正在极大改变着中国的对日认识。
Transformation and Future Trends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Zhang Yuguo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has become the “third wave” of the post-war Japan’s national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The Abe cabinet’s security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presents three basic tendencies，historicity，reality，and ambiguity. It is reflected in the two major processes of re-security and re-militarization. Therefore，interpreting the basic paradigm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recognition，recognizing the two major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and assessing the deeper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n the East Asian region and Japan，which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emise of the keys to correctly grasping and objectively judging motives，intentions，and objectives for Japan’s adjusting security policy in recent year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Japan’s “ordinary statization”，but also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from “post-war Japan” to “21st-century Japan”.
Keywords：Japan；Security Strategy；Transformation；Resecurity；Remilitarization；Security Dilemma
[1]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日韩国家关系新变化与区域合作战略”（项目编号：16JJDGJW006）研究成果。
[2] 张玉国，法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
[3] 〔美〕理查德·J.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刘铁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50页。
[4] 〔美〕罗伯特·A.帕斯特：《世界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66、267页。
[5] 〔美〕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72、241页。
[6] 〔美〕托马斯·伯杰：《德国与日本的规范认同与国家安全》，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99～335页。
[7] 〔美〕理查德·J.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刘铁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7页。
[8] Calder，Knet.，“Japa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mulation，” Word Politics，Vol.40，1988，p.517.
[9] 〔美〕理查德·J.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刘铁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0页。
[10]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页。
[11] 卢昊：《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军事正常化”的发展》，《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第40页；赤根谷達雄、落合浩太郎編『日本の安全保障』、有斐閣、2004、32頁。
[12] 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December 27，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