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国际能源机构（IEA）数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化石燃料消费造成的CO2排放的最大排放国，中国的碳减排研究也从学理争论转向具体减排方案的技术经济测度和路径优化分析，并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低碳转型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能源结构多重维度共同驱动的结果，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规模前所未有，产业结构的自身演进规律和路径依赖效应，使得中长期内产业碳减排依然是中国碳减排的重中之重，其中又应以工业碳排放控制为核心和关键，[1]而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禀赋特点，导致仅依靠能源效率和结构的自身优化作用难以抵消经济中高速发展和总量扩张拉动的碳排放增长。本研究选择工业部门碳排放为重点研究对象，一方面，中国大部分的终端能源消费和绝大部分的碳排放直接发生在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层次的减排目标操作性强且较易为国际协商机制所接受。
本书以论证如何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我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为背景，以分区域、分部门碳排放结构分析为切入点，以量化反映碳排放趋势和部门碳排放关联为特色，寻找未来中国以工业部门为重点的碳减排可行方案，对部门间碳排放转移路径和市场化减排机制的完善进行系统研究：①从理论层面，厘清部门间隐含碳转移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丰富国内碳排放的研究板块；②从实践层面，我国碳减排已不是一个“是否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国际减排合作中各国由于排放权与减排责任相互指责、争论不休已给出了足够的前车之鉴。本书以中国碳排放总量核算和分部门碳排放趋势测算为大背景展开，进一步深入剖析工业部门间碳排放转移部门特征分类、现状路径和未来演变趋势，进而提出符合一般性与碳转移责任追溯要求的减排市场衔接机制。
本研究完成的研究目标及其出发点如下。
（1）科学选择核算方法，确定目前我国碳排放总量，并对其分（能源）品种、分区域、分部门解构，论述当前各区域、各部门碳排放的主要特征，以及以工业部门为碳排放研究重点领域的合理性。由当前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发展所处阶段决定，我国碳排放属于“生存排放”而非“奢侈排放”，未来经济发展要求和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我国碳排放的总体规模和发展趋势，以工业部门碳强度控制为核心的减排方式，是我国低碳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和重要手段。
（2）将清单分析方法与能源规划目标相结合，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以我国重要的战略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为案例，揭示在不同的减排策略和经济增长情景下，我国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及各行业部门碳排放在2030年前的变动规律，量化论证在完成国家提出的2030年达峰目标前，各行业部门在我国各区域的减排贡献和未来的主要控制倾向。采用LEAP（长程能源替代规划）模型从产业部门结构、能源消费总量、结构替代方面入手能较准确地把握我国分区域、分部门碳足迹历史特征与演变规律，形成较有特色的研究结论。事实上，在我国碳排放达峰前，工业碳排放的演变规律决定了我国碳排放的总体趋势，而能耗碳排放又在工业碳排放中处于重要地位（工业过程碳排放在远期可能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把握工业碳排放和能耗碳排放的演变规律即把握了我国碳排放控制的关键。
（3）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实施中国工业部门间碳转移现状评价及部门分类，分析进出口碳转移盈亏，描绘中国工业部门间碳转移主导路径，从明晰责任的角度解决“为何要分担”的问题。中国相当数量的工业部门碳排放，并非用于本部门最终需求的生产，而是跟随产业链和中间需求转移到其他部门；而最终需求中也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出口而潜在影响本国福利水平。对于以直接碳排放为主的部门，应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碳效率入手减排；对于产业链隐含碳传导而造成的高碳部门，应重点推动减量化等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对于国际贸易活跃部门，则应调整国际贸易分工角色和出口产品结构，从而实现各类高碳部门的分类管理。
（4）将投入产出模型与RAS（双比例平衡）统计分析技术相结合，分析在惯性和达到规划目标不同情景下，我国工业部门间碳转移路径的稳定性、趋势性和内部优化动因，探讨未来工业部门间碳排放转移的变动方向和控制重点。各工业部门存在相互的生产与消费活动，部门的隐含碳转移通过产业链将部分减排责任从上游部门转移至下游部门，从受益与责任相匹配出发，部门中受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应承担共同减排责任。减排成本分担比例既要考察责任归属，又要顾及减排能力、潜力等经济技术因素。中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工业化进程和居民基本需求都需要在碳排放总量控制上不能操之过急。将部门间碳转移纳入减排策略的考量范畴时，应该综合平衡历史性的责任转移补偿，以及面向未来的责任转移控制。
（5）在对各类碳减排机制适用性讨论的基础上，论述采用基于科斯规制的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实现部门碳减排市场化运行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并运用部门间碳转移分析结论，对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关键环节——配额分配机制进行量化设计，同时提出通过实施“用能权+碳排放权”双市场衔接机制进行市场完善的相关建议。相对于国际减排合作中由于国家利益冲突，对公平的关注远胜于效率的现状，国内各部门碳减排可以通过利益再分配的方法，实现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协调运用。由于当前政府控制传统污染的压力高于控制碳排放，成本分担机制落实将以部门内平衡为主，政府分担和直接干预为辅。成本共同分担原则可以双向激励部门中的生产、消费方降低碳排放。碳减排优化方案是综合考虑部门承受能力、重要性、减排潜力、开放性、能源和碳效率、边际减排成本，对部门发展目标、减排约束、责任转移分摊反复权衡的结果。推进部门碳减排需要积极尝试从过多依赖行政手段向综合应用经济市场手段转变，未来的碳减排路径将是“政策扶持、技术创新、经济激励、市场培育”相结合的结果，建立部门能耗/碳的总量/强度控制标准，是市场化机制运作的前提，政府各项制度安排将是落实减排市场机制并体现效力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