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育的绵延发展与嬗变（代序）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撰述的是远古至2016年，从古代、近代到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产生、形成与绵延发展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文化自信源于历史自信。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2]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一门学科。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过知识变革、经验总结、资政育人、思想先导的作用，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重要助力。因此，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标志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性认识高度，也标志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成熟度。
“欲通今者则必先知古。”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人类社会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历史的发展，总结历史的教训可以作为今天国家治乱兴亡的鉴戒。“惟殷先人，有册有典”[3]，这种重视历史、把历史作为现实社会教材的思想，我们祖先在3000多年以前即已产生，这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认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灭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4]我国历史记载的长期绵延连续，体现出古代儒家经典所概括的“生生不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也是保证我们民族虽然历经劫难，却能衰而复兴，蹶而复振的原因。[5]
中国教育史是研究中国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一部中国教育史也是教育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逐步从宗教、社会政治、礼乐制度等复杂交错的母体中孕育、成熟到脱离母体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6]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民办教育源远流长，古代和近代的民办教育史遗产是中国教育史最丰富、最珍贵的组成部分。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需要对真实可信的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史以科学的研究和系统的学术论证。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史的不可缺少的一页，探寻民办教育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民办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认识民办教育现象、指导民办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民办教育的起源、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深化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系统整理挖掘中国民办教育史料文献，揭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意义深远，尤其对当代民办教育的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7]历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是过去发生的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这些横跨数千年距离的事，确定它们发生过，描述它们发生的过程，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由此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现象虽然差别巨大，缤纷而复杂，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发展规律，而历史学家的强势是将常人不能联系起来的历史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8]翻开教育史的篇章，遍布城乡山野的私塾曾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基础教育的主力军，就民办高等教育而论，无论是古代的孔孟私学、稷下学宫、宋代书院，还是近代私立的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焦作工学院都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浏览读秀、百度、中国知网等，可以说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的百余年来，有关中国古代、近代教育史的论著、论文和研究史料缤纷多彩。
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立，首次将教育史列入课程。1910年，黄绍箕、柳诒徵撰写了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中国颁布了第二个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类型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不断有教育学者涉足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著述和教材编写这一领域，如杨游的《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李步青的《新制教育史》（中华书局1915年版）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留美学者郭秉文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论文由周槃译述，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之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16年出版。该书虽为教育制度通史，重点却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教育纳入教育史研究范围之内，可谓开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之先河。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行，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盛的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4年完成中、下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外，还有周谷城的《中国教育小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黄炎培的《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杨贤江著《教育史ABC》是一部史论性的教育史著作，独具特色，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著的教育史论著。[9]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也引起了更多关注，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并大量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著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28年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929年版）、《中华民国教育史料》（1931年版）、《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版）、《中华民国之教育》（1931年版），以及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及其书中所附之“中国现代教育纪事年表”。此外，还有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庄俞、贺圣鼎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丁致聘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还有大量有关近代学制、教育思潮、教育行政、女子教育、地方教育等专题研究和论著。1937年之后，日伪的破坏和时局的混乱，使中国教育遭受严重损失，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几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10]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年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教育史学科曾经取得可贵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学科建设的丰富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由于多种原因，涉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较少。“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揭开了新篇章。一批20世纪60年代初编写的教材相继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版。[11]80年代中国教育史学科成果相当丰富，最突出的是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和沈灌群、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1989年版）。此外，顾树森编著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1981年版），杨荣春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1985年版），王越等撰写的《中国古代教育史》（1988年版），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7年版），孙培青的《中国教育史》（2009年版），喻本伐、熊贤君的《中国教育发展史》（1999年版），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教育制度通史》（2000年版），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2001年版），姜国钧的《中国教育周期论》（2005年版），史仲文的《中国全史（教育卷）》（2011年版），朱永新的《滥觞与辉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第2卷）》（2011年版），陈汉才的《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1996年版）等从古代高等教育、古代教育制度、古代教育思想、古代职业教育、古代小学教育、古代幼儿教育等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宏伟历史进程。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陈学恂、张瑞璠为总主编，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到近代、现代各分卷，集孙培青、周德昌、王炳照、郭齐家、江铭、张惠芬、田正平等教育史名家之大成，撰写成堪称中国教育史鸿篇巨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七卷本，成就了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出版的一项伟业。2015年，郭齐家的《中国教育史》（上、下册）更是教育史学界在沉寂了数年后的一部力作，它全面阐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容涉及源远流长的教育制度，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并对历史上诸多著名教育家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和评析。
作为植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境域中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自鸦片战争开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教育的发展进程。舒新城、周予同、陈翊林、庄俞、贺圣鼎、丁致聘等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与探索。80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专家进入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领域。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景磐编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陈元晖编著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舒新城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三卷本（1981年版），陈学恂的《近代中国教育大事记》（1981年版），琚鑫圭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吴家莹的《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1990年版），熊明安的《中华民国教育史》（1999年版），王予霞的《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1999年版），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2007年版），田正平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2006年版），陈元晖和陈学恂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十卷本）（2007年版），周谷平的《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2012年版）等均对中国近代教育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与教育史学名家多部鸿篇巨制的中国教育史相比，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论文、课题，还是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和近代民办教育的系统研究较少进入教育史学者的研究视域。经查询，仅有毕诚的《中国古代家庭教育》（1993年版），王炳照的《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1997年版），吴霓的《中国历代私学教育》（2003年版），金忠明、王冠等的《中国民办教育史》（2003年版），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2004年版），宋秋蓉的《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2006年版），王炳照的《中国古代书院》（2009年版）等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私学史、书院史、近代民办教育史方面有所研究。有关古代、近代民办教育的高水平论文则屈指可数。
民办教育在我国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但至今学术界尚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全方位研究。近年来，随着一批教育史学名家大师的相继仙逝，除了2015年郭齐家的《中国教育史》（上、下册）横空出世之外，从2012年至今，已鲜有教育史专著问世。因此，系统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和近代民办教育的起源、兴起、发展和转型，形成一部较系统完整并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深度的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发展的专著，将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本书拟在上述专家学者研究硕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挖掘、深化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的起源、社会转型、盛衰历史成因和发展脉络，进一步展现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跌宕起伏的画卷。
二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重要标志。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2013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给清华大学的贺信中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青一代的根本途径。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12]
民办教育，在我国古代被称为“私学”，在国外称为“私立教育”（Private Education），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又称为“社会力量办学”。实际上，三种称谓都反映了学校是由非政府部门投资或举办，但表述的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私立”突出了学校法人资格的确立，“社会力量办学”则注重强调社会的广泛参与，“民办”强调的是办学主体的非政府性。就目前现实来看，“民办”这一称谓更能反映中国非政府办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因为经济的多元化也必然导致教育举办形式的多元化。民办教育的举办主体不仅有民主党派、校友会、教授会、企业集团及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而且包括中学、普通高校、事业单位等非政府组织，有的民办学校是由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创办。因此，这也是我国民办学校产权归属变得模糊而难以划分，导致很多民办学校的法人资格和地位并没有确立的主要因素，而国外私立学校从获得审批开始就确立了法人资格，赋予了法人义务和权利。从上述意义上讲，“民办”是我国非政府办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称谓。[13]
在我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教育史上，实际上直至1952年，都将非国家投资举办的教育通称为私立教育。1978年以后，将非国家投资举办的教育称为“社会力量办学”，1993年才有了“民办教育”这一称呼。所以，私立教育和民办教育是不同历史时期表述相同概念的同义语。所谓“私立”，是相对于“公立”，亦即历史上的“官办”或当今的“国家办学”而言。笔者认为：不论是古代“私学”“学宫”“书院”“私塾”、近代“私立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当代“民办小学、民办中学、民办大学”，都是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对非政府教育办学机构的称呼。由于《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互为姊妹篇，构成为中国民办教育史系列丛书，为了尊重历史形成的事实，三本书的内容中，凡是涉及1949年以前由非国家机构投资举办的教育仍然称为“私立教育”。凡是涉及1949年以后由非国家机构投资即社会其他组织、个人举办的教育称为“民办教育”。[14]三本书的二级标题则一律用“民办教育”的称呼。
依据上述关于民办教育和私立教育的概念界定和时间阶段的划分，《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是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民办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从时间上讲，《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是指原始社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民办教育历程与实践。《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则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历史时期的民办教育历程与实践。
中国的民办教育经历了先秦、秦汉、唐宋、明清、近代、当代六个历史转型时期，与官学（公办教育）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教育的整体。系统整理挖掘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民办教育史料，揭示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转型发展的内在规律，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的宏伟历史进程。因此，从不同朝代、时期的政权更迭交替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中，研究不同时期民办教育的起源、转型和发展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脉络，探寻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发展的盛衰周期律是本书研究欲求突破的重点。但如何从不同版本的中国教育史学专著和古代、近代史籍中尽可能完整查寻梳理民办教育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一项浩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传统的《中国通史》“分期”撰写是根据中国汉民族发展大势，参考旁近各民族盛衰而分四期叙述的。所谓“分期”讲授，就是将“中国通史”分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和“中国近世史”四个时期讲授。在各大学当中，最早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时间概念来分期讲授“中国通史”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应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第一，“上古期”为“汉族增势时代”，“谓自太古至秦统一之间也”；第二，“中古期”为“汉族盛势时代”，“谓自秦统一至唐之亡”；第三，“近古期”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谓自五代至清之兴”；第四，“近世期”为“欧人东渐时代”，“自清初至今日”。[15]这一分期法，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其要点是把中华民族的历史看作多民族相互融合、认同的历史。这是因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是各民族记忆结构性重组的过程，还是一个再“认同”的过程。近年来，有研究者再次提出，应当用“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以“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形态特征”。这是因为“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是一套时间概念，一般的社会历史总是从古代发展到近代，而古代又可依据其不同的内容划分为若干阶段，因此，“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概念本身是没有社会性质内涵的。这些概念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分析，就会有不同的性质界定。[16]考虑到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发展特征，本书参考了“分期”撰写的通史体系。所谓“分期”，就是将“中国民办教育史”分为“中国上古民办教育史”“中国中古民办教育史”“中国近古民办教育史”“中国近世民办教育史”“中国近代民办教育史”“中国当代民办教育史”六个时期撰写。
基于这一“分期”撰写的通史体系，《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由三部分、八章组成：上古民办教育发展史，即原始社会教育的起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民办教育；中古民办教育发展史，即秦汉时期到隋唐五代时期的民办教育；近古民办教育发展史，即宋辽金元时期到明代清初时期的民办教育。《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由近世民办教育发展史、近代民办教育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史三部分、八章组成：即1840～1911年晚清鸦片战争时期到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的民办教育；1911～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办教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记叙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7年的民办教育发展史，由当代民办教育发展史、民办教育专题发展史两部分、十二章组成。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究竟属于民办教育，还是划归到公立教育？长期以来，所有的教育史专著对此问题均避而不谈。我们认为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由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属于在野党范畴，并没有取得执政党的地位，按照上述对民办教育、私立教育的概念界定，我们把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仍归类到民办教育的类型中。以此类推，1949年以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教育实践和大众化教育思想的形成也应归类到民办（私立）教育的类型中。因此，“新民主主义教育史”作为一编也编撰到本书中。至于是否合适，留待世人评说。
基于上述思考，在教育史学界前辈大师的鸿篇巨制、专家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在编著本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一是对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发展史的总体发展脉络进行宏观把握，研究力求突出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的本土特色；二是处理好私立教育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在史书体例和篇目结构上力求科学合理，规范行文体例，保证课题的真实准确性和权威性；三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要贯穿编撰过程的始终，并重点写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各个发展时期的教育代表人物；四是以史带论，论从史出，力求揭示出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发生发展的特点、规律以及经验教训，依据历史事实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论。
本书以历史研究常用的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来研究古代和近代的民办教育发展历史，通过私立教育现象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中国古代和近代、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规律。史料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作者通过对国内古代、近代、当代教育史资料的文献收集、梳理、分析、比较和归纳，从茫茫中国教育史海中提炼梳理出中国古代和近代、当代民办教育发展的脉络和主线。
在《中国民办教育通史》三卷本的撰写中，本书运用个案研究法研究古代、近代和当代从事民办教育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私立教育制度，以史带论，论从史出，在《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中设立了专题篇列章立史，用科学数据和历史事实阐述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实践和规律。《中国民办教育通史》以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为历史背景，用典型的历史人物、典籍等进行个案分析，力求使专著不仅具有可读性，还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三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三卷本是《中国民办教育史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民办教育从先秦时期到当代的发展历程，系统梳理、挖掘、深化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民办教育的起源、盛衰历史成因和发展脉络，进一步展现了2500多年来中国民办教育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
以社会变革为背景，以转型发展为主线，突破了以往教育史常用的研究方法是《中国民办教育通史》的一大特点。丛书集中各历史时期、各层面、各类型丰富厚重的中国民办教育史料之大成，从古代学宫、书院到近代私学、当代民办教育的转型，构建了融历史文献、考古学成果、传统文化遗存为一体的中国民办教育史结构体系。《中国民办教育通史》从中国民办教育史的连续性、典范性特点出发，首次从浩渺的历史史料中系统梳理民办教育的文献资料，将数千年来的民办教育发展实践予以全景式、客观真实地反映，构建一个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教育史学研究系统，填补了教育史学领域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专著的这一遗憾和缺陷。
（一）《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总体框架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奠基时期；秦汉至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辉煌时期；清代开国直至近代，中国传统教育出现了衰微的倾向。中国古代民办教育大致经历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初六个基本阶段。依据这一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本书按照编年史，将《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的总体框架结构由上古时期（含远古时期）、中古时期、近古时期的民办教育发展史三部分、八章组成。
第一编 上古民办教育史
第一章 教育的起源与学校教育的创立——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远古～公元前771年）；第二章 官学的衰落与民间私学的勃兴——春秋战国时期的民办教育（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第三章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教育学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民办教育（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
第二编 中古民办教育史
第四章 统一国家中私学的停滞与复兴——秦汉时期的民办教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五章 动荡时代儒学的转型与私学的昌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办教育（公元220～589年）；第六章 隋唐私学的多元化和书院的萌芽——隋唐五代时期的民办教育（公元581～960年）。
第三编 近古民办教育史
第七章 私学的繁荣与名扬天下的书院——宋辽金元时期的民办教育（公元960～1368年）；第八章 明清时期私学的繁荣、普及与嬗变——明代与清代前期的民办教育（公元1368～1840年）。
（二）《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总体框架
1840年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时期的教育史则可划归为近代教育史的范围。中国近代教育历史是新教育代替旧教育的历史，也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其演变趋势，是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17]本书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民办教育发展史划分为近世（1840～1911年）与近代（1911～1949年）两个阶段。晚清官学的沉沦与私学书院的衰落和清末传统私立教育向近代私立教育的转型，辛亥革命后的近代私立学校的设立与变革，近代私立大学的产生与嬗变，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展示了百余年来近代民办教育的主旋律。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的总体框架结构由近世时期（1840～1911年）、近代时期（1911～1949年）的民办教育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史三部分、八章组成。
第一编 近世民办教育史
第一章 晚清官学的沉沦与书院的衰落——鸦片战争时期的民办教育（1840～1862年）；第二章 清末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洋务运动和清末时期的民办教育（1862～1911年）；第三章 晚清和清末时期的教育思潮——晚清和清末时期的民办教育（1840～1911年）。
第二编 近代民办教育史
第四章 民国近代私立学校的设立与变革——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办教育（1911～1949年）；第五章 近代私立大学的产生与嬗变——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办高等教育（1911～1949年）；第六章 近代多元化的教育思潮及实践——中华民国时期的民办教育（1911～1949年）。
第三编 新民主主义教育史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民办教育（1919～1949年）；第八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民办教育（1919～1949年）。
（三）《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总体框架
当代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办教育日渐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体系，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1世纪的2017年为止，共60多年的中国民办教育史以怎样清晰、合理的框架结构表现出来，是研究者和编撰者颇费心思之难题，经过十多位业内专家、学者的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本书的两个基本框架——编年史部分和专题史部分。编年史部分由第一章到第六章组成。专题史部分由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组成。
第一编 当代民办教育史
第一章 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顿挫与复苏——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民办教育（1949～1982年）；第二章 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起步与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民办教育（1982～1992年）；第三章 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壮大与繁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民办教育（1992～2003年）；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规范与创新——《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的民办教育（2003～2010年）；第五章 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的民办教育（2010～2016年）；第六章 当代中国台港澳地区的民办教育（1949～2016年）。
第二编 当代民办教育专题史
编年史部分是以时间的顺序记述中国当代民办教育发展的历程及概况，而我国当代民办教育从复苏到不断发展壮大，历经数十年，涉及学前教育、培训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非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涵盖了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如果仅仅以编年史来反映民办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显然是不够的。故而本卷的第二编以专题史的方式单独建章立节，即第七章 民办教育法规政策的形成与演进；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对民办教育的领导；第九章 民办教育政府管理机构与行业组织建设；第十章 当代中国不同区域民办教育的发展；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个案追思；第十二章 中国民办教育国际化的构建与发展。
在充分认识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的同时，依据阶段性特征和主要问题专列了以上几部分专题内容，作为民办教育发展实践中的主要专题列史立论，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代民办教育的多元概貌。
四
综上所述，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奠基时期，远古至夏商周的家庭教育可视为民办教育的萌芽时期，而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形成、奠基和繁荣时期；秦汉至宋明时期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辉煌时期，两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也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辉煌时期；元至明代私学继续发展，书院虽有官学化倾向，明代并有盛衰，但毕竟还可与官学平分秋色；清代直至近代，中国传统教育出现了衰微的倾向，明代后期至清代，书院已沦为科举的工具。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重建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重大课题，民办教育也经历了由私塾到学堂到近代学校，书院到近代私立大学的重构和转型时期。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教育科学的传入与引进，中国的教育面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践等教育思潮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则成为推动近代民办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一部中国近代民办教育史是中西教育全面接触、冲突、吸收和融合的教育史，也是交织着被迫接受和主动探索的矛盾与痛苦的历史，近代的中国传统民办教育往往与民族救亡相联系。
中国民办教育史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已定型的教育遗产，是已经成为实际的教育历史实体，是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的重要教育渊源。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民办教育的主流，而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中国传统民办教育对于世界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教育制度为例，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办官学、私学的经验，有按行政区设置教育网络、多渠道多层次办学的经验，有自学成才、自学考试的经验，古代还有博士制度，唐宋以后还有科举考试制度、书院制度以及推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统，这些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其内容和形式也多有独到之处。
以教育思想和教育的价值取向为例，中国古代和近代民办教育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关于教育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关系的认识，关于知识与才能关系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提升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格物致知、读书进学、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世界人类教育宝库和世界教育史的重要贡献。[18]
追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先秦到近代，随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中国古代和近代曾创造了以私学为主旋律的民办教育的辉煌，尤其是高等教育，经历了“私学—学宫—精舍—书院—私立大学”的五个转型阶段。因此，从私塾、蒙学、学堂到近代私立学校，从学宫、书院到近代私立大学的转型虽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也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民办教育传统的绵延和拓展。
1949年至今的当代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史。1949年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走过了改造接办（1949～1952年）、恢复起步（1978～1991年）、积极探索（1992～1996年）、繁荣发展（1997～2002年）、规范提高（2003年至今）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实现了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健康发展，民办教育已成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7月，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发展民办教育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职责。“十二五”期间，民办教育发展的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已经建立，民办教育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经济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民办教育是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力量已成共识，民办教育的全面改革也真正进入了攻坚期，民办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民办教育在促使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将继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是一部大型的学术著作。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阅梳理了学界先贤及其他专家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和大量的教育史资料，从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为此，本书尽可能把引用文献资料的作者和出处一一标注出来，并在此向有关作者深表谢意。此外，在《中国民办教育通史》的编撰过程中，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原副主编周溯源博士，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新华文摘》原总编辑张耀铭编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杨润勇博士、吴霓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化教育分社社长刘立德博士，黄河科技学院李高申教授、张锡侯教授、袁伟博士等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尤其是陈晴钰编辑，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全书由胡大白任主编，杨雪梅、樊继轩、张忠泽任副主编。各卷的承担者依序为：《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序言由胡大白撰写；《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由樊继轩构思和统稿，全书由樊继轩、贾全明、陈冠玉撰写；《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由杨雪梅、樊继轩构思和统稿，全书由杨雪梅、樊继轩、贾全明、王铁成撰写；《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由张忠泽构思并列出目录大纲，由胡大白、张忠泽、樊继轩统稿，樊继轩对全书进行了调整、补充、校对和修改，张忠泽、丁富云、孙倩男、许玄音、周柯、汤保梅、王道勋、李维民、余拱焰、鲁家升等多位老师撰写了本卷。吕金梅、李储学、欧阳建业参加了三卷书的校对工作。
本书的撰著出版，是各位老师和学者历时多年通力合作的结晶。由于编者和作者学力不足，学术水平有限，内容难免会有种种疏漏、错误，相对于几千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的缤纷复杂的历程，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然而，本套丛书的出版毕竟使《中国民办教育通史》的专题研究初见成效，并将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也许永远就是一件带有遗憾的工作，一些观点和见解是否正确，还有待各位专家、学者和同人不吝赐教。
胡大白
2019年3月
[1]郑承军：《文化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圳特区报》2016年7月5日。
[2]赵馥洁：《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宝贵资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45～50页。
[3]《尚书·多士》。
[4]《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
[5] 陈其泰：《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11～19页。
[6] 董坤玉：《中国古代教育史分期新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25～29页。
[7]（宋）《新唐书·卷一一零·列传第二十二·魏征》。
[8]李德昌：《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科学出版社，2011，第71页。
[9]王炳照：《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教育史）》，http：//www.pep.com.cn/xgjy/jyyj/fzxk/zgjys/201101/t20110110_1013924.htm。
[10]王炳照：《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教育史）》，http：//www.pep.com.cn/xgjy/jyyj/fzxk/zgjys/201101/t20110110_1013924.htm。
[11]李国均、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总序），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6页。
[12]瞿振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4年9月10日。
[13]刘莉莉：《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3页。
[14]樊继轩：《从古代学宫、书院到近代私立大学的转型》，《中国成人教育》2016年第3期，第129～132页。
[15]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第56～68页。
[16]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第89～92页。
[17]杜成宪：《20世纪关于中国教育史分期问题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85～90页。
[18]凤凰国学：《郭齐家论传统教育：“三观”奠定中国特色》，http：//culture.gog.cn/system/2016/10/11/0151565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