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奈良诗僧弁正在唐汉诗考论

《怀风藻》共辑录六十四人诗作，其中僧侣四位，并附有僧传，僧侣中的智藏、道慈、弁正三人都曾入唐留学，其中又以弁正滞唐时日最久。弁正一生行实在日本史料中并不多见，这与阿倍仲麻吕情形多少相似，皆源于其年少时入唐，又滞唐日久，在日本史料上留下的记载有限所致。[50]《怀风藻》附弁正僧传大致记载了其俗姓、性情、入唐时间、在唐活动及子嗣之事。其传记云：

弁正法师者，俗姓秦氏。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破洪玄学。太宝年中，遣学唐国。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有子朝庆、朝元。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天平年中，拜入唐判官，到大唐见天子。天子以其父故，特优诏厚赏赐。还至本朝寻卒。[51]

据传记可见，弁正入唐时间为日本大宝（701～704）年中，[52]与万叶歌人山上忆良（660～733）属同期。在唐玄宗登基之前，弁正因善围棋而特别受赏识。弁正殁于长安的具体时间，传记中并没有详细记载，但其子朝元于日本天平五年（733）再度作为遣唐判官入唐时，“天子以其父故，特优诏厚赏赐”，可见弁正在此之前大概已经故去。

弁正在唐创作两首汉诗，即五言《与朝主人》、五言《在唐忆本乡》，均收录于《怀风藻》中。关于《怀风藻》收录汉诗本身的价值，日本学界历来褒贬不一。《怀风藻》发现者林罗山将藻之脱简示于其师藤原惺窝，惺窝大喜，激赏曰：“本朝之上代，不让中华之人，不可耻也。”林罗山本人也称《怀风藻》“诚是片言只辞，足比拱璧溢金也”。[53]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界在“脱亚入欧”潮流的挟裹中，开始对《怀风藻》这种对唐人亦步亦趋的作诗手法大加贬斥，称诗集中的诗作毫无精神，但弁正诗作可算例外。杉本行夫更是高度肯定弁正诗作“完全无和臭之感”。[54]关于弁正其人其诗，在国内尚未见特别关注，日本学界的研究中也还留有相当多的疑问。换言之，研究古典诗歌时必须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作于何时，作于何地，为何而作，就弁正这两首汉诗而言，尚属疑案。本章欲从对日本学界先行研究的批判出发，对《与朝主人》《在唐忆本乡》两首汉诗略做考述。

《与朝主人》诗考

《与朝主人》

钟鼓沸城阙，戎蕃预国亲。

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

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

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55]

稽查《怀风藻》自昭和初期至今的诸种注释本，[56]对弁正此诗的注解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从早期的释清潭本、泽田总清本、世良亮一本、杉本行夫本，到晚近的林古溪本、小岛宪之本等，争议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对诗歌所涉人物身份的不确定——诗题中的“朝主人”，“神明今汉主”的“汉主”，以及尾句的“北塞人”究竟指谁？既往研究中，以小岛宪之的注释与解读最能集前代诸本之大成。然而，小岛宪之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谈及《与朝主人》一诗的暧昧性，且小岛氏本人观点也有前后不一致之处。

小岛氏于1962年发表的论文《上代诗的表现——关于怀风藻》中如此解读该诗：前四句是称颂以怀柔之策降服四夷的神明汉主（具体指玄宗皇帝），后四句借出塞远嫁的王昭君故事，抒发驻边士兵的思乡之苦。“北塞人”指驻守边塞的将士，作者在诗里借“北塞人”抒发自己虽受玄宗赏遇，但难忘故土的悲苦之情。因此，这首诗应该是送给一个叫“朝”的日本人。[57]

然而，小岛宪之很快就推翻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其契机据说是受吉川幸次郎启发。1964年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怀风藻》付梓，作为校注者的小岛宪之在随书出版的《月报》中，执笔《校注者的一言半语》一文，文章指出：“吉川博士最新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这首诗是以和蕃公主为背景而作。据《唐书》《唐会要》中记载的数十名和亲公主来看，与弁正滞唐时间吻合者，唯有景龙三年（709）[58]嫁入吐蕃的金城公主。弁正应该是亲睹了金城公主入蕃和亲的情景，有感于公主的悲哀命运，遂将自己的感想入诗赠予‘朝主人’。”[59]

小岛宪之首次将《与朝主人》与“金城公主和蕃”联系起来，为该诗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言及“金城公主和蕃”，不能忽略的巨大存在就是《全唐诗》《文苑英华》中收录的“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群（详见本节附录）。据《旧唐书》等史料载，唐中宗极为疼爱金城公主，曾亲率文武百官送公主入蕃，一直送至始平（今陕西兴平）。[60]“帝（中宗）悲泣歔欷久之，因命从臣赋诗饯别”，[61]以修文馆大学士[62]李峤为首的众文臣作应制诗送公主。宋代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卷一七六记载了十七人所作的“送金城公主应制诗”（详见附录“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群”）。这些诗同样散见于清代彭定求等编定的《全唐诗》中，以《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应制》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为题，诗作达十八首之多。[63]

金城公主入蕃的景龙四年（710），弁正入唐已有七八年之久。据弁正传记，他与唐朝皇族交游甚密，不难推测其接触到“应制诗群”的可能性极高。因此，日本学界对这首诗的研究很快便转向与“应制诗群”的比较研究上，并重点阐述了既往注释本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如高润生论文[64]不仅明确了诗中所涉人物的身份——“朝主人”即弁正所居舍馆内朝姓主人，“今汉主”指金城公主和蕃时在位执政的唐中宗，“北塞人”则指远嫁的金城公主，还对既往注释本关于“戎蕃”的模糊解释提出批判。高文指出，诗歌首句中的“戎蕃”，并不是诸注释本所说的泛指“夷”，而是金城公主和蕃地“西蕃”的别称。笔者查阅唐代涉西蕃史料，以为高氏观点颇为精准，下文便不再做续貂之举。然而，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何地，以及缘由如何等问题，高氏一文并未详述。另外，高文推翻了既往注释本将“琴歌马上怨”注为“写昭君事”的做法，认为是“写金城公主事”，笔者以为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

敦煌文献编号伯2555号写卷中，有一首题为《王昭君》（安雅词）的长诗，这首诗又见于伯2673与伯4944写卷，题下均注为“安雅词”。据任二北先生说：“《王昭君安雅》乃五言四句古风十九首，托昭君自述，非歌辞。”又云：“安雅，体名不详。”[65]高国藩先生对“安雅，体名不详”“非歌辞”提出异议，指出所谓“安雅”，即为“安国的雅乐”，安国是古西域城国，“安国乐”为胡声之一，历来见载于《隋书》《新唐书·礼乐志》等史书。[66]因此，敦煌“安雅词”应是配合安国雅乐曲调来唱的歌词，今曲调已散佚，只在敦煌写卷中留下这一首《王昭君》安雅词。

《王昭君》安雅词实为十九首四句五言诗组成的叙事长诗，以昭君与汉帝对答的方式展开情节，跌宕地叙述了昭君“二八进王宫，三十和远戎”的起因与过程。原诗较长，暂且不录全文，仅取第十四首描写昭君出塞时的悲壮场景为例。

来者请行行，前驱以抗旌。

琵笆（琶）马上曲，杨柳塞辕（原）情。[67]

这里描写昭君出塞的场景，重点突出了“琵琶”“马上”“曲”“杨柳”等要素，这些要素在弁正诗句“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中被原样继承或化用，甚至诗句结构、主题也完全一致。如果安雅词诚如敦煌写卷研究者所考证，产生于初唐之时，且有在民间大量流传的迹象，[68]那么弁正诗歌化用安雅词，则可视为敦煌文学影响中原文学乃至东亚文学的又一例证。事实上，敦煌文献与日本奈良平安朝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日本学者对万叶歌人山上忆良与敦煌文献的研究，[69]国内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成果对《万叶集》中的汉文训解进行考证，[70]都说明了敦煌文献在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如此说来，弁正诗句“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应如诸注释本所言，是以昭君出塞的典故，来写金城公主和蕃的情景。另外，弁正诗最后一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显然是对南朝诗人陈昭《明君词》末句“唯有孤明月，犹能远送人”[71]的化用，陈昭此诗描写昭君对故国的留恋，以衬托其在胡地之孤寂，可见弁正对昭君题材诗文之熟悉。这么说来，弁正则是将昭君题材引入日本文学的第一人。平安时代，悲叹昭君远嫁的汉诗突然激增，《文华秀丽集》收录有嵯峨天皇御制诗《王昭君》，以及四首随和之作《奉和王昭君》。《和汉朗咏集》分类收诗时，甚至专辟一类以“王昭君”命名。《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中也都有昭君故事，吟咏昭君出嫁异国的悲情如此便化为日本古代文学的独特主题，[72]而这一主题的起点，则是弁正《与朝主人》一诗。

那么重复前面的问题，弁正该诗究竟作于何时、何地？是为何而作？

既往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首诗应作于阿倍仲麻吕到长安之后，即唐开元五年（717）九月后所作。其主要理由为：从该诗题《与朝主人》得解，“朝主人”应指阿倍仲麻吕。盖因仲麻吕唐名“晁衡”，“朝”即“晁”也，既然诗题意为“赠与晁衡”，那么这首诗必然是作于仲麻吕到长安且与弁正会面之后。[73]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与朝主人》一诗应创作于金城公主和蕃的唐景龙四年（710）之后。另外，阿倍仲麻吕到达长安时，已是唐开元五年九月，即使很快能与弁正见面，此时距离金城公主和蕃也已经过去了七年有余，这次事件在长安城引起的震撼与骚动恐怕已经微乎其微，如果弁正真要以唐长安城的“新闻”赋诗赠与阿倍仲麻吕，玄宗即位时的种种宫廷政变，似乎更有“时效性”和“新闻感”，弁正有什么必要非选择“金城公主和蕃”这件“旧闻”大书特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首诗作于玄宗登基之后，证据是《怀风藻》附弁正僧传言其“颇受玄宗赏遇”，说明弁正与唐玄宗私交甚密，那么诗句“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中的“今汉主”，应该指唐玄宗李隆基。基于这条理由，诸多论者指出诗题《与朝主人》中“朝”作“朝堂”解，则弁正赠诗对象的“朝主人”应指“唐玄宗”。[74]

这一观点也不无可疑。因为“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一句，很显然是在称颂主张和亲政策的皇帝“神明”，鉴于主张和亲的是唐中宗，而中宗朝对睿宗一系颇存忌惮，作为睿宗之子的玄宗，最后通过政变推翻了中宗一系的统治，因此很难想象弁正将此次和亲赋而成诗赠予玄宗。

以上不惮辞费，仅是为了说明如下观点：尽管很难断言《与朝主人》一诗具体作于何时，但至少可以肯定其上限时间应不早于金城公主入蕃的景龙四年（710），下限时间则不晚于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712）。这样一来，也比较符合一般的逻辑，即诗歌的创作时间距离金城公主和亲事件不久，因而才会成为弁正取材赋诗的对象。

继续考证这首诗的创作地点，首先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史实是，该诗与“应制诗群”的遇合。金城公主适西蕃时，朝官皆随侍中宗设饯别宴于咸阳始平县，这些产生于同一时间、地点的应制诗，多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描述离别场景，因此呈现出丰富的地理景观，但这些景观在弁正诗中并没有出现。

首先，应制诗群多以宴会召开的自然环境起笔，铺设饯别的气氛。如张说诗句“春野开离宴，云天起别词”，说明了“应制诗群”创作的时间和地点，即春天的郊外，这与金城公主适西蕃相关史料完全相符。另外，应制诗群中关于地理环境的描写，与饯行场景、皇家仪仗的大量描写杂糅在一起，如刘宪“外馆逾河右，行营指路岐”，韦元旦“军容旌节送，国命锦车传”，极言持节送行阵容的威武壮观。吐蕃对这次和亲也极为重视，派出多达千余人的迎亲使团，并特地在悉结罗岭凿石行车。苏颋“帝女出天津，和戎转罽轮”一句，即说明有毛毡帷帐的车“罽轮”来迎接的史实。

其次，在应制诗群制作现场，肩负唐蕃和好使命的金城公主，无疑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应制诗人以公主所乘锦车为中心，不惜华词丽藻极力歌颂，继而抒发离别之情。如唐远悊“龙笛迎金榜，骊歌送锦轮”、武平一“日斜征盖没，归骑动鸣銮”，李峤“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刘宪“旌斾羌风引，轩车洪水随”、薛稷“月下琼娥出，星分宝婺行”、徐坚“关塞移朱额，风尘暗锦轩”、崔日用“六龙今出饯，双鹤愿为歌”、李适“烛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武平一“日斜征盖没，归骑动鸣銮”、唐远悊“龙笛迎金榜，骊歌送锦轮”等，在这些诗句中“锦车”“锦轮”“轩车”“鸣銮”“锦轩”等词反复出现，烘托出了送别的现场感。

然而，弁正《与朝主人》一诗，与应制诗人身临其境的现场书写不同，首先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其次书写的地点也不在送别现场，因此全诗没有实写金城公主车驾的远去，其起句“钟鼓沸城阙，戎蕃预国亲”，显然也是从长安城内入笔。随之引发的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为何而作？笔者不打算纠缠于诗题所指的“朝主人”身份，这点学界已经讨论得足够充分了，我们不妨在送金城公主的应制诗群中寻找弁正写诗的动机。

据武平一《景龙文馆记》载，中宗朝是应制诗创造的高潮期。中宗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大量应景的应制诗创作，但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应制诗看作单纯的文学创作，而要明确其背后强烈的政治意图。比如中宗至荐福寺的应制诗，因荐福寺原为中宗旧宅，所以关于荐福寺的应制诗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宣示目的。[75]“金城公主和蕃应制诗群”正是创作于这一大背景之下，这些出自修文馆学士之手的应制诗，行诗套路、笔法与中宗朝诸多的应制诗不无相近。如“应制诗群”多称颂中宗的和亲政策，认为公主的和蕃定能收到积极效果。但与“应制诗群”相比，弁正此诗的政治色彩并不突出，毋宁说更多是作为旁观者的描述，以及基于自身体验而发的感悟，是要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如诗歌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收尾，正是用乐府横吹曲名“关山月”来抒发自己的去国离乡之哀愁。

《关山月》本是魏晋以来新兴的横吹八曲之一，《乐府诗集》卷二三云：“《乐府解题》曰：《关山月》，伤离别也。古《木兰诗》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按相和曲有《度关山》，亦类此也。”据此可知《关山月》主题为抒发离别之情，其题名源于《木兰诗》。南北朝诗人多以月亮的视觉形象为中心，以咏物诗的笔法来处理“关山月”怀乡题材，唐人诗歌则开启了以边地苦寒之景、思乡之愁为抒情重心，将“月”后退为背景的创作模式。[76]弁正诗尾句显然是继承初唐以来“关山月”抒情模式的新变——见月思乡、望月怀人，“偏迎北塞人”之“迎”，将抒情触角转向内，转而抒发自己的心境，这是应制诗群所没有的，也是最能体现弁正“日本客”身份的地方。释清潭认为，“今弁正远离日本寄居禹域，其情感上难忘故土山河，而关山月却只迎接归来的北塞人，相形之下日本来客无人迎接。自己在他国的孤独感、寂寞感无以言表。”[77]据史料来看，这种表述大概是不会错的，生活在盛唐长安的弁正，尽管颇受唐玄宗赏遇，但在故去之前，仍坚持送次子朝元代自己回日本，足见其怀乡情思之深。[78]与应制诗群重点表现离别场景、借机抒发对夷狄的态度相比，弁正诗歌更倾向于借彼之事、抒己之情，借此抒发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思乡悲愁。这种乡愁，在弁正《在唐忆本乡》一诗中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唐忆本乡》诗考

《在唐忆本乡》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79]

“日出之处遥望日本，却见白云飘渺；远游之人身处异国，唯有在长安寄托思乡长恨。”这首诗披露了遣唐使在长安的思乡之苦，道出了那一代遣唐使历经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寄居异国无从还乡的悲苦惆怅心境。诗题首先点明了诗歌创作的地点——“在唐”，创作缘由——“忆本乡”，“本乡”为自称用语，是相对于“他乡”而言，再次强调作诗地点在异域。“忆”有追溯感与方向感，与怀、念、思这些静态动词不同，明显地带有一种情感的运动。至于创作时间，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学界向来都是选取其他诗人材料作为参考坐标。先行研究中有一种观点，以《怀风藻》收录道慈《在唐奉本国皇太子》诗为参照系，理由是弁正《在唐忆本乡》与道慈诗歌题目相似，故作如下推论：《在唐忆本乡》应作于在唐生活的日本遣唐使的某次聚会上，且这次聚会的目的大概是给即将归日本的道慈及弁正之子朝元送行，也即弁正这首诗作于唐开元六年（718）送遣唐使归国的饯别宴会上。[80]

这一观点恐怕很难成立。本质上讲，道慈和弁正都属于大宝二年（702）遣唐使，二人之间固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接触，但若仅以诗题相似作为立论依据，判断弁正《在唐忆本乡》与道慈《在唐奉本国皇太子》创作于同一场合，多少显得缺乏说服力。退一步讲，若是真以“诗题相似”为论据，比之道慈诗歌，《万叶集》第63首和歌《山上臣忆良在大唐时，忆本乡歌》岂不是更为接近？山上忆良和歌如下。

诸公归日本，早作故乡人。

遥想御津岸，滨松待恋频。[81]

选取忆良和歌而非其他，其理由之一，二者诗题中都出现了“在唐”“忆本乡”，即都点明了创作的时间和缘由。理由之二，弁正、山上忆良、道慈都是同期入唐的遣唐使，但若论诗歌内容，弁正与山上忆良均为抒去国离乡之情，唯有道慈诗歌为日本皇太子歌功颂德。理由之三，弁正和山上忆良作品中都出现了“日本”国号，这无论在《怀风藻》还是《万叶集》，甚至整个日本上代文学中都是首次出现。这两首作品是如此相似，以至于经常被混淆。国内学者如钱稻孙先生，在注释《万叶集》山上忆良这首和歌时，曾误将弁正《在唐忆本乡》注释为山上忆良在唐时所作。[82]考虑到上述三种理由，在没有确凿的否定材料之前，先以山上忆良和歌为间接材料，做这样的处理，虽说不中恐亦不远。

山上忆良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万叶歌人，关于其和歌的注释与研究自古即盛。又兼《山上臣忆良在大唐时，忆本乡歌》是《万叶集》中唯一一首在日本境外所作和歌，故极引人注目。中西进通过考证山上忆良在长安的生活，指出忆良大约是在日本庆云年间（704～708）归国，[83]即随庆云元年（704）归国的粟田真人使节船或庆云四年（707）归国的巨势邑治使节船，而这首和歌很有可能是在他临发长安之际所作。[84]这一结论如果可靠的话，那么弁正《在唐忆本乡》诗创作的时间，恐不会晚于巨势邑治回日本的庆云四年。

此外，以山上忆良和歌为参考轴引发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二人在唐诗作很有可能为“日本”国号登场时间这一公案提供“以诗证史”的佐证。关于“日本”国号最初使用的时间问题，学界观点大致可分为六种：推古朝说、孝德朝说、齐明朝说、天智朝说、七世纪后半说、八世纪初说。关于诸观点的合理性及问题点，增村宏和大和岩雄在其著作中都有详细论述，[85]其中又以支持“七世纪后半说”“八世纪初说”为最多。所谓“七世纪后半说”，即认为由“倭”改为“日本”是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也即天武天皇（672～686）时期。“八世纪初说”认为“日本”这一国号应该出现在《大宝律令》（701）制定的前后一段时间，而大宝二年（702）的遣使是为了尽快将《大宝律令》中规定的新国号告知唐朝。如石上英一指出，天武持统朝的天皇号的成立，以及七世纪末日本国号的登场，使日本以一个新生的国家登上东亚舞台，而大宝度遣唐使担负的使命之一，就是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体制和“日本”这一新国号告知唐廷。[86]井上亘从国号只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定才有意义这一角度出发，通过批判通行的天武朝成立说，将“日本”国号的成立时间确定为大宝二年（702）。[87]井上亘同时指出，“日本”这个国号本身只不过是根据“ひのもと”这个日语来表示“日出国”的意思而已，它是在与中国这个“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被命名的。尤其是，这是日本朝廷在遭遇白村江战役大败之后，为了与“倭”诀别而策划出的新国号。

另外，中西进通过考证《万叶集》和歌中“日本”出现的场合和指代意义，“指出‘日本’是包括忆良在内的藤原朝官人最初使用的”。[88]吉田孝认为，山上忆良的和歌是首次成功地对中国自称“日本”，并得到承认后的遣唐使一行在回国前所开的宴会上所作和歌。[89]河内春人也认为，弁正汉诗“是在一个类似文学沙龙的场合所作，意识到周围都是唐人，因此有意识地选择汉诗创作的结果”。[90]山口博更是明确指出，忆良和歌作于回国时的离别宴会上，而弁正汉诗系同席吟咏之作，且弁正汉诗于公元733年由其子朝元带回日本。[91]果真如此的话，弁正与山上忆良诗作中同时出现“日本”国号，便可以视为“日本”国号登场时间的重要史料，同时可证明那一代遣唐使面对“唐”这个巨大的他者，而萌生的自国意识。

以迁都平城京为开端，日本正式进入奈良时代。这一时期，随着遣唐使派遣规模的壮大及汉文化的深度影响，日本确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律令国家体制，并模仿长安城在奈良盆地营造平城京。关于平城京营造的思想，《续日本纪》和铜元年（708）二月戊寅条迁都诏书有载：“然则京师者，百官之府，四海所归。”这与《续日本纪》神龟元年（724）十一月条“亦有京师，帝王为居，万国所朝”是相通的。由此可见，平城京不仅是天皇所居之都、日本国内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万国”朝贡的中心，[92]是与长安相媲美的“东夷小帝国”之都。[93]八世纪日本的这种国家意识为奈良朝文人所共有，这点在《怀风藻》整部诗集中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当时的皇族官吏、贵族文人在平城京内频开酒宴，通过汉诗酬唱歌颂天皇仁政、赞美海内升平，尤其是在接见各国使节的公宴上，汉诗唱和不仅具有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汉诗水平的高低更是与国家威严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94]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日本”国号的研究中，类似《怀风藻》《万叶集》这种文学史料，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有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材料的存在，却因为文学的虚构性而拒绝将其作为史料。如奥间德一在论述中尽管提到了弁正的汉诗，却认为这“仅仅可以推测一些文人学者在非正式的场合使用日本国号，正式的经官方认可的使用记载，除编纂《日本书纪》之外其他的论据都不能称为史实”。[95]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在奈良时代，作为遣唐使或入唐僧进入长安的，都是在日本政治、法制、文化等某一方面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绝非普通文人学者可比拟，一般而言，这些担负着外交使命的遣唐使诗人，绝不可能在未经官方同意的情况下，在另外一个国家随意使用“日本”国号。

因此，弁正《在唐忆本乡》一诗也不尽是抒发思乡之情，而是自有其特殊的政治含义。如弁正在诗中一方面抒发对本乡“日本”的思念，另一方面却渲染“长恨苦长安”之叹。小岛宪之指出，弁正诗中“长恨苦长安”与《世说新语》“长安日远”[96]典故的关系，[97]这一典故在后世文人的化用中逐渐套语化，即以“日”与“长安”的空间隐喻，来揭示自己渴望入京博取功名或离京淡泊归隐的政治理想。如王勃“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滕王阁序》）、“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白下驿饯唐少府》），杜审言“长安遥向日，宗伯正乘春”（《泛舟送郑卿入京》），等等。然而，稍事追溯，则会发现弁正化用“长安日远”而产生的“苦长安”之叹，与初唐诗人通过“长安日远”抒发魏阙之思的内涵稍有不同。

长安作为都城，经历代王朝之沿革，至唐代作为李唐王朝君临天下的首善之区，其政治地位趋于顶峰，繁华富庶在世界上亦绝无仅有，兼之唐代以诗取士科举制度的发达，给出身低微的文人士子带来实现仕途理想的可能，因此唐代文人的魏阙之思最终都指向了帝都长安。因之唐代诗人笔下长安的“远”与“近”，则内括着诗人和唐朝皇权的心理距离，离长安的惆怅或者往长安的欣喜，其实折射的都是同一种心理，即渴望被皇权赏识并高居庙堂的政治理想。

然而，弁正诗歌中的“日”并非喻指长安，而是指代故国日本。《隋书·倭国传》云：“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98]《旧唐书》卷一九九《日本国传》云：“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99]《新唐书·日本传》云：“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100]由此可见，“日本”国号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化边鄙心态的产物，日本希望通过改名，达到重新构建自我认同的目的。因此对日本遣唐使而言，“日”与“日本国”是一体的、同质的，这与唐人以“日”喻指长安是不同的。

日本遣唐使中多有习文者，比如唐长安三年（703）来使的朝臣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101]弁正也是如此。熟悉中国典籍的遣唐使，一方面沉浸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用其标准来衡量修正自身文化的鄙恶；另一方面，面临着中华文化这一强大他者的存在，又在诗作中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哀怨微妙的感情。前者从“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表现出来，后者却在“长恨苦长安”一句中透露出来。如此一来，诗歌最后便将遣唐使苦于作为他者、过客的边鄙心态，写得历历在目，其愁之不可销，令人扼腕。

附录

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群[102]

（1）奉和圣制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李峤

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

曲怨关山月，妆消道路尘。所嗟秾李树，空对小榆春。

（2）同前·崔湜

怀戎前策备，降女旧姻修。箫鼓辞家怨，旌旃出塞愁。

尚孩中念切，方远御慈流。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

（3）同前·刘宪

外馆逾河右，行营指路岐。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

旌斾羌风引，轩车汉水随。那堪马上曲，时向管中吹。

（4）同前·张说

青海和亲日，潢星出降时。戎王子婿宠，汉国旧家慈。

春野开离宴，云天起别词。空弹马上曲，讵减凤楼思。

（5）同前·薛稷

天道能殊俗，深仁乃戢兵。怀荒寄赤子，忍爱鞠苍生。

月下琼娥去，星分宝婺行。关山马上曲，相送不胜情。

（6）同前·阎朝隐

甥舅同亲地，君臣厚帝乡。还将贵公主，嫁与傉檀王。

卤簿山川间，琵琶道路长。回瞻父母国，日出在东方。

（7）同前·苏颋

帝女出天津，和戎转罽轮。川经断肠望，地与析支邻。

奏曲风嘶马，衔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

（8）同前·韦元旦

柔远安夷俗，和亲重汉年。军容旌送国，节命锦车传。

琴曲悲千里，箫声恋九天。唯应西海月，来就掌中圆。

（9）同前·徐坚

星汉下天孙，车服降殊蕃。匣中词易切，马上曲虚繁。

关塞移朱额，风尘暗锦轩。箫声去日远，万里望河源。

（10）同前·崔日用

圣后经纶远，谋臣计画多。受降追汉策，筑馆许戎和。

俗化乌孙垒，春生积石河。六龙今出饯，双鹤愿为歌。

（11）同前·郑愔

下嫁戎庭远，和亲汉礼优。笳声出虏塞，箫曲背秦楼。

贵主悲黄鹤，征人怨紫骝。皇情眷亿兆，割念俯怀柔。

（12）同前·李适

绛河从远聘，清海赴和亲。月作临边晓，花为度鸟春。

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

（13）同前·马怀素

帝子今何去，重姻适异方。离情怆宸掖，别路绕关梁。

望绝园中柳，悲躔陌上桑。空余怨黄鹤，东顾忆回翔。

（14）同前·武平一

广化三边静，通姻四海安。还将膝下爱，特副域中欢。

圣念飞玄藻，仙仪下白兰。日斜征盖没，归骑动鸣鸾。

（15）同前·徐彦伯

凤扆怜箫曲，銮闺念掌珍。虏庭遥作馆，汉策重和亲。

星转银河夕，花移玉树春。圣心栖送近，留跸望征尘。

（16）同前·唐远悊

皇恩眷下人，割爱远和亲。少女风游兑，姮娥月去秦。

龙笛迎金榜，骊歌送锦轮。那堪桃李色，移向虏庭春。

（17）同前·沈佺期

金榜挨丹掖，银河属紫阍。那堪将凤女，还以嫁乌孙。

玉就歌中怨，珠辞掌上恩。西戎非我匹，明主至公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