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价值

（一）研究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何打破壁垒、谋求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的国情下，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支柱地位。国有资本投资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仅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手段，也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发力施加了强大的引擎。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伴随多元化投资主体的确立，投资体制的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投资体制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如何适时调整投资的政策、结构和导向等，如何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以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都是摆在眼前亟须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历史变迁及现状进行全面的剖析，并对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展开系统的研究。

（二）研究价值

当前，我国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存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等诸多严重问题。深化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既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建立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国家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分重视投资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纲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投资对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作用，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提高投资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深化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要重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本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的历程，通过对历史变迁的原因和规律进行分析，为现行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经验教训。

首先，研究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是我国走出当前经济结构失衡困境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到结构失衡的困扰。近年来，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再次凸显。工业品重复投资的规模过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等投资结构问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因此，从顶层制度设计入手研究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是我国走出当前经济结构失衡困境的需要。

其次，考察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是我国保证市场主导型的投资体制的需要。

国家主导型的投资体制主要是以政府的利益作为根本动力，通过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的思路规划国有资本投资。然而，以计划经济的改革思路来指导国有资本投资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历史变迁，总结其成败得失的自然规律，明确市场主导的投资体制是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发展趋势。

再次，考察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是我国参与构建国际投资规则体系，谋求在全球投资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需要。

伴随着中国成为国际投资双向大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第三大资本输出国，中国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因此，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研究，对我国参与构建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树立在全球投资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共同推进全球投资治理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研究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是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就要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只有通过深化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对国有资本投资的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调整，才能不断增强国有资本的投资竞争力，进而巩固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为了使投资体制改革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重塑投资体制的改革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二 研究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范围覆盖了投资体制历史变迁、投资体制改革、国有投资效率以及配套体制等主要领域，形成了一批有针对性、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深化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研究奠定了基础。国有企业虽然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国外学术界对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关注度显然不够。主要原因是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专家在西方国家属于少数群体，而研究中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这个三级学科领域的就少之又少了。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由中国学者完成的，正如中国的其他问题一样，只能由中国的学者在实践中深入研究，别国无法给予我国准确的答案。

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国有资本投资体制问题最为紧密相关的研究，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我国投资体制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依据的标准不同，划分的阶段也不一样。

王耀中[1]将投资体制的历史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体制变革阶段。张成、梁一新[2]把我国的投资体制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8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体制、1978～2004年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投资体制及2004年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体制。他们强调了在投资体制的历史变迁进程中，政府的投资职能逐渐由“全能”向“有限”转变，淡化了经济职能，加强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汪同三[3]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将改革开放的投资体制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78～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1984～199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1992～200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入轨阶段、2002～20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阶段。龙丽梅[4]将投资体制的历史变迁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8年计划经济式的投资体制阶段、1979～1984年传统投资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1984～1992年协调计划与市场体制的改革试水阶段、1993～2002年投资体制初步改革阶段及2003年至今的投资体制深化改革阶段。她指出我国的投资体制的历史变迁实质是投资体制逐步市场化的过程，政府投资的职能由全能向有限转变的历史进程。吴亚平[5]根据国家颁布的投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措施将改革开放后的投资体制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7年的起步阶段、1988～1992年的探索阶段、1993～2003年的转轨阶段以及2004年至今的深化阶段。

（二）以我国投资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投资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从国民经济运行、政府职能改革、配套制度等角度展开。

第一，从国家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研究投资体制改革。史正富[6]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化解投资膨胀问题。投资膨胀源于投资供给制度，在投资供给制度下，企业的发展或停滞不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能力，而取决于国家是否对其进行无偿投资。企业争夺国家投资的持续动力形成了投资膨胀。马建堂、李晓帆和曹忠[7]指出，我国投资体制的改革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弱化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并没有解决基层组织投资权限少的问题。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却导致了投资膨胀加剧和投资结构畸形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投资体制改革措施。国家需要将政府投资职能转移作为进一步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应当分类扩权，首先扩大企业的投资权限。陈彩虹[8]提出国家是最重要的投资者。在原有制度下，国家投资的实现是简单直接的，投资资金和投资商品的交换直接由国家决定。实践证明，这种省去市场环节的投资过程导致了低效的投资效益，有必要对投资体制进行改革。赵吉国、姚万顺[9]指出，高度集权的投资体制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导致了投资规模膨胀、投资结构畸形、投资效率低等后果。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投资权限和范围没有在中央、地方及企业之间得到合理的划分；没有划清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投资决策的责任权利脱节。因此，国家需要改革当前的投资决策体制，积极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建立相应的配套金融体系，才能解决体制更替中出现的新问题。张汉亚[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过度管理、缺乏活力的格局，引入市场机制对我国投资体制改革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姜作培[11]认为，投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活动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他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角度探讨了经济转型问题。刘俊霞[12]通过分析投资制度及其变化的原因、投资体制优化的条件及其前提，以及投资制度对投资主体行为动机和行为环境的影响，详细阐述了投资制度对投资结构形成的影响。朱愚、朱泉[13]认为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全社会的资金引入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将市场机制应用于投资、融资、退出、建设、运营和管理等各方面，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源配置。罗云毅[14]指出，投资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的投资调控模式。首先，应该重新客观评估我国的经济能够适应的外部性标准的范围。其次，应该尽量减轻调控模式可能对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后，国家要提高外部控制系统的门槛，保证新调控模式的实施。单超[15]认为，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投资体制还需要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合。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投资行为会受到更合理的约束，进而有利于形成新的投资体制。

第二，从政府职能的视角对投资体制改革的研究。陈申申[16]通过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变迁，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投资体制的改革。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中央政府投资为主，投资者之间没有贸易活动，也缺乏改革动力维护买卖间平等的法律关系。他通过分析研究我国投资中体现出的经济关系，指出我国现阶段投资主体应具有一个多元化的结构，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相适应。建立与商品经济相符的投资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式，落实投资责任，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张汉亚[17]指出，《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全面系统的投资体制的改革方案，也指明了我国的投资领域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徐湘瑜、栾华、蓝颖文、刘志东[18]认为，政府转变管理职能是《决定》的核心内容。《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并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企业应努力转变观念，加强内部建设，在不断改善的宏观外部环境中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周国栋、周伟[19]认为国家应当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尽量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管理。政府要不断完善项目审批流程，全面加强负面清单制度下的事中事后监管，让市场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从政府改革的角度研究投资体制改革。雷应全[20]指出，中国当前的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投资审批手续烦琐复杂、管理松散、法制落后等问题导致投资体制改革难以落到实处。张传焱、马立波[21]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合理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这与政府直接投资体制密切相关。我国必须大力调整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的投资体制。张汉亚[22]分析投资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缺少一个整体的战略部署、缺少相应的配套体制、缺少适用的调控手段、缺少有效的执行监督体系及缺少严格的约束机制等方面。他提出国家应当重点管控占全社会投资总量60%以上的国有企业。沙治慧[23]认为我国的投资体制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已基本形成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投资体制改革。我国在探索中逐步向市场化经济体制前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前我国投资体制单一化的局面，构建了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新局面。我国政府应当继续以市场化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刘志东、徐湘瑜、栾华等[24]认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完善企业外部环境，与融资体制改革相配套，单一的投资体制改革很难取得成效。钱维[25]认为当前的投资体制改革受制于冲突的利益机制、惯性的计划投资体制、滞后的机构运行体制。就政府投资体制改革而言，市场化是改革方向，决策法制化是基础，制度创新是关键，监管体系是保障。杨飞虎[26]认为政府对国有经济的依赖、寻求自身利益是我国投资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必须以市场化为导向，积极转变政府投资职能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国家要通过积极转变政府投资职能，建立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建立高效的资本利用机制，提高投资效率。汪文祥[27]提出国家要稳步推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首先完善顶层制度的设计，再进一步推出改革的详细方案，按照先易后难的方式进行。首先要完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其次要继续推进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的分权改革。最后再积极推进适应市场的不同投资需求的融资体系改革。

第四，从较为全面系统的角度研究我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耿明斋[28]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新的投资体制和投资运作规则尚未建立。对解决如何建立独立的管理体制和金融投资活动的运作规则，如何使投资活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管理体制转变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王耀中[29]在投资体制分析的总体框架中，将中西投资的主要理论政策、发展战略和不同投资方式的比较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投资理论、投资政策、历史变化和投资环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同时，他探讨了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特点，并对最新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体制改革思路和政策取向。李一花[30]不仅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而且紧密结合了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对地方政府融资、投资规模、投资机构、投资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地方政府投资研究的相对完整的体系。

第五，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配套制度方面的研究。贾康[31]认为投资体制改革的牵动面很大，需要同时推动多层次的配套制度改革，建议进行财政的“分税制”改革，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徐锦文[32]认为当前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和信贷体制制约了投资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要建立与投资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和信贷体制。汪同三[33]认为投资体制改革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财政制度、税收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阻碍了投资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他指出国有投资体制改革作为综合的系统改革工程，离不开各个配套系统改革的支持。

（三）以某一具体投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李建业[34]运用博弈论解释我国区域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指出改革开放前采取的投资制度是在综合考虑了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改革开放后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杜沔[35]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阐释了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制度的历史变迁路径，提出我国风险投资体制的创新需要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董志凯[36]认为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与改革，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大致经历了1979～1988年的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阶段、1989～1991年的加强基础工业的阶段、1992～2001年的投资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阶段。郝中中[37]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91年的萌芽阶段、1992～2000年的初步探索阶段、2001～2007年的战略起步阶段、2008年至今的快速扩张阶段。他提出国家要加强与国际投资制度接轨，尽快制定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并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机制等制度建议。

（四）以国有资本投资效率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关于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争论，大多是从国有企业投资是否有效率的角度出发的。目前学术界没有对“国有资本投资效率”给出统一的完整定义。我国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国有资本投资效率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辛清泉、郑国坚、杨德明[38]发现企业集团的效率对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推动作用有限，地方政府的干预是企业集团成效变化的决定原因之一。张桂玲[39]重构了国有经济投资效率的评价架构，实证分析国有经济投资效率的演变，进而对提高国有经济投资效率提出了相关建议。从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的观点出发，樊纲[40]以产权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从国企产值占GDP比重、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说明国企是“非效率”的。他认为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优于国企，得出国有资本必须让位于私人资本的结论。常玉春[41]通过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当境外企业资产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境外投资可以获得回报。中国企业要想取得国际上的成功，必须提前积累海外扩张的核心竞争力。何婧、徐龙炳[42]通过实证发现政治关联会削弱境外上市企业的效率，但在不同的股票市场上表现不同。政治关联不会影响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他们发现，改善监管环境和信息披露有助于削弱政治关联的影响。葛顺奇、罗伟[43]认为国有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概率大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越强，境外投资的可能性越大。而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债务率、出口强度、企业年限、地域等因素影响了其境外投资的决策。陈艳利、迟怡君[44]通过实证考察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提出了扩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能有效抑制国企过度投资行为的观点。姚战琪[45]指出我国在参与境外直接投资中存在产业链脱节现象，影响了境外投资效率。

西方学者研究投资效率问题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对我国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Jensen和Meckling[46]发现当管理层权力扩大时，他们会利用职权谋求利益，投资亏损的项目，从而降低了投资效率。Shleifer[47]指出官员为完成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通常会利用权力干预企业。企业综合考虑到政权带来的隐性福利，会选择接受投资非营利性项目。Gugler和Yurtoglu[48]认为独立董事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不当投资行为。当管理层盲目投资亏损项目时，独立董事通过监督管理层从而防范不恰当决策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La Porta[49]认为法治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规范金融市场投资主体的行为，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综上所述，我们在肯定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应发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空缺。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研究内容方面。我国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经历了多个阶段，而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研究。事实上，投资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一个大的体系框架中分析各个阶段，才能更深入地分析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的路径。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基于主观的定性分析，并没有下沉到应用层面提出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深化改革的实践路径。同时，也缺少对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评估的关注，只在其中少量涉及而且尚缺乏有针对性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知识，主要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历史变迁和改革历程，并归纳总结了各阶段模式。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现行的国有资本投资的运行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判断现阶段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投资体制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本书分别从五个战略维度提出了改进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总体对策与实践路径。本书研究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本书研究的逻辑框架

（二）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法。本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适当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科学成分，综合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阐释了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历史变迁。

2.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之上的，因此采用历史学的视角研究我国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是必要的。本书充分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收集的历史材料进行深入剖析，并综合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现象进行动态分析，全面阐释了国有资本投资体制运行的规律。

3.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单一定性的研究方法不能科学合理地得出结论，因此本书先后通过运用FHP理论模型、PVAR模型对当前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运行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综合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和PSO粒子群优化算法构建了当前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评价指标体系。

4.比较分析法。本书选取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体制进行比较分析，横向考察了新加坡、波兰、挪威的投资体制模式，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其成功经验。

5.文献分析法。本书收集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大量的公报、年鉴、报告等文献，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投资报告、世界投资报告等，作为研究国有资本投资体制历史变迁的重要依据。

四 创新点与尚待研究之处

（一）本书的创新点

1.本书通过专家问卷法征询专家意见，在专家咨询和综合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指标筛选，最后构成了拥有5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及74个四级指标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评估指标体系，为客观评估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现状提供了分析工具，并为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决策基础。

2.本书站在系统论的角度考察国有资本投资体制内部各个分系统的历史演变，在总结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现阶段历史特点的基础上，分别从投资决策机制、投资动力机制、投资调控机制、投资运行机制及投资信息机制五个空间维度解析了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路径。

（二）尚待研究之处

由于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所限，本书对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的研究不够全面，今后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如何保证国有资本投资方向的民生化

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民生事业领域则发展相对缓慢。在当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如何合理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引导国有资本投向民生事业领域，是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进程中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2.如何合理确定国有资本境内外投资的比例分配

我国开始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后，国有资本的对外投资规模总体上逐年攀升，国有企业开始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加强对外开放的重要步骤，也是深化境外投资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如何合理确定国有资本境内外投资的比例分配则成为我国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3.如何保证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

在当前我国面临着逆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我国必然经历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的瓶颈，如何保证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就不同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调整策略，而这些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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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耀中：《中国投资体制转型研究：一种中西比较的新视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第57～62页。

[2]张成、梁一新：《投资体制的变迁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当代经济》2005年第11期。

[3]汪同三：《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第108～158页。

[4]龙丽梅：《从投资体制六十年之变迁看危机下政府投资的规范性》，《求是》2009年第2期。

[5]吴亚平：《投融资体制改革：何去何从》，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第61页。

[6]史正富：《根治投资膨胀与改革投资体制问题初探》，《上海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

[7]马建堂、李晓帆、曹忠：《实行分类放权和促进金融集团的发育——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南开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

[8]陈彩虹：《投资与经济周期》，《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

[9]赵吉国、姚万顺：《谈投资体制与金融配套改革》，《金融理论探索》1988年第2期。

[10]张汉亚：《投资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改革》1995年第4期。

[11]姜作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2]刘俊霞：《投资制度变迁与投资结构优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3]朱愚、朱泉：《投资体制改革与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纵横》2004年第12期。

[14]罗云毅：《投融资体制改革新突破》，《投资北京》2005年第2期。

[15]单超：《利率市场化与推进我国投资体制改革》，《改革与战略》2006年第2期。

[16]陈申申：《我国投资体制的演变及其对开放政策的影响》，《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

[17]张汉亚：《破译投资体制改革历程——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近期措施》，《中国投资》2004年第1期。

[18]徐湘瑜、栾华、蓝颖文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9]周国栋、周伟：《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宏观经济管理》2015年第4期。

[20]雷应全：《市场经济下的投资体制改革》，《四川财政》2001年第11期。

[21]张传焱、马立波：《改革政府直接投资的模式是投资体制改革的关键》，《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S1期。

[22]张汉亚：《我国投资体制的问题与改革方向》，《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23]沙治慧：《市场化：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第3期。

[24]刘志东、徐湘瑜、栾华等：《政府在投资中的定位问题研究》，《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5]钱维：《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市场化》，《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6]杨飞虎：《经典模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诠释及我国借鉴价值》，《经济问题探索》2009年第3期。

[27]汪文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措施》，《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第16期。

[28]耿明斋：《转轨时期的投资体制和投资运作方式》，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第23页。

[29]王耀中：《中国投资体制转型研究：一种中西比较的新视角》，人民出版社，2002。

[30]李一花：《对地方政府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的再思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1]贾康：《配套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中国改革》1987年第10期。

[32]徐锦文：《以提高投资效益为中心、强化投资体制配套改革》，《湖北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

[33]汪同三：《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第365页。

[34]李建业：《我国区域投资制度变迁的博弈解释》，《现代企业》2004年第11期。

[35]杜沔：《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制度创新——一个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科技管理研究》2006年第2期。

[36]董志凯：《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历史研究概述》，《经济思想史评论》2007年第7期。

[37]郝中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特点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14年第11期。

[38]辛清泉、郑国坚、杨德明：《企业集团、政府控制与投资效率》，《金融研究》2007年第10a期。

[39]张桂玲：《投资体制改革对国有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财会月刊》2011年第15期。

[40]樊纲：《通货紧缩、有效降价与经济波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若干特点的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41]常玉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动态特征——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例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1年第2期。

[42]何婧、徐龙炳：《政治关联对境外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经济管理》2012年第8期。

[43]葛顺奇、罗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管理世界》2013年第6期。

[44]陈艳利、迟怡君：《央企投资效率与资本运营：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观察》，《改革》2015年第10期。

[45]姚战琪：《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16年第2期。

[46]Jensen M C，Meckling W 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M].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76，3（4）：305-360.

[47]Shleifer A，Vishny R W.Politicians and Firms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995-1025.

[48]Gugler K，Yurtoglu B B.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vidend pay-out policy in Germany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3，47（4）：731-758.

[49]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et al.，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Journal of Finance，199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