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概念使用和论题的进一步交代

本书在讨论语言游戏的演变这一论题的时候，更多地使用了“说理”这一概念[9]。“说理”活动遍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做哲学的方式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从经院式或者小众俱乐部式的范围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之中；此外，以说理的方式讨论哲学问题能够让哲学面对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并重新激发出其内在活力。大致说来，这一概念表明了使用者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对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本书在论述的过程中会提到文化、宗教以及科学理论等宏大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的讨论会流于空洞。本书总是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框架内阐释和理解上述概念。当我们试图以语言游戏为模式去理解这些宏大概念的时候，则能比较清晰看出这些概念的内在特征，比如文化、宗教的实践规则性以及朝向过去的理想封闭性；而科学理论则展现出比规则更为精确的规律性和朝向未来的无穷可修正性[10]。

另外，从经验命题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探讨使得我们的讨论不致泛泛而论。尽管文化、宗教这样的概念十分难以把握，但它们作为信念体系簇与日常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经验命题的角度看，它们最终展现为特殊的经验命题，其有效性更多地在于人们对之的承认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