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与“边疆爆点”
在世界古代史上，不同文明所建立的“王朝国家”，都维持着疆域广阔、族群多种、文化多元的帝国秩序。但限于古代社会的交通条件与行政能力，中央政权在对地理、气候、族群与内地存在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边疆地区展开统治时，会采取有所差别，甚至差别极大的统治方式。美国政治学家赫克特指出，在世界古代史上，包括几乎所有帝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由于统治着地理上十分广袤的国土，都只在距离统治中心最近的地区实现了直接统治，对于距离遥远的地区，为了减少经济、政治上的代价而不愿实行直接统治，或出于技术的原因而不能实行直接统治，于是借助代理人，实行由代理人自己选择统治方式的间接统治。代理人拥有很大的自主性与强大的权力，承担中央朝贡、缴纳赋税（或以实物支付），以及某种程度的军事义务。间接统治促进了土著人口对异族统治者的文化同化，中央对外围地区的控制，最终取决于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合作程度。只有在现代交通技术发展之后，直接统治在技术上才成为可能。[35]这种“差别式统治”，在近代以后，伴随现代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帝国，而变为“同质化统治”。
为实现对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控制与驾驭，世界古代的王朝国家都依托统治者所属的族群，并将之提升为地位、权力都高于其他族群的主体族群。王朝国家通过增强主体族群的内部凝聚力，对其他族群分而治之，从而加强对于其他族群与整体政权的控制力度。这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王朝国家在承认政权体系包含多种族群的“多元”格局基础上，竭力锻造出“一强”族群，从而增强政权力量的做法。简单地说，世界古代王朝国家的族群观念，是“多元一强”格局。“多元一强”族群格局既推动世界古代王朝国家容纳了众多族群，又促使国家政权强而有力，是王朝国家的制度精髓所在。世界古代王朝国家“多元一强”族群格局，不仅体现在政权构成上主体族群、其他族群的上下分等，而且表现在国家疆域上主体族群、其他族群的内外分层。而内外分层的国家疆域，既表现为族群的依次分布，又体现在管理制度的依次差异，还呈现为统治效力的依次差别。这种疆域特征，由内而外，呈现出差序特征，可称为“差序疆域”。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无论汉人所建还是北族入主，一方面都推崇“华夷一家”，致力于将多种族群包含于帝国之内；另一方面都努力锻造出一个主体族群，这在北方族群所建立的中原王朝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与明显。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族群格局，都呈现出“多元一强”的历史特征。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一直都坚持汉人本位，秉持“内诸夏而外夷狄”[36]或“内中国而外夷狄”[37]的族群分层。这一差序格局并非单纯限于族群地理的“内外分层”，还主张在族群政治上的“内外有别”，即认为汉人与四裔族群并非平等关系，而是差等关系。比如明宣宗在所撰《帝训》中指出：“盖圣人以天下为家，中国犹堂宇，四夷则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有礼乐、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虫从而生长之，亦天道也。”[38]所主张的也非双向交流，而是单向汉化，即“以夏变夷”，不断融合周边族群。与之相反，中国古代北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强调北族本位，先后形成了北魏的“关陇本位”[39]、金朝的“女真本位”[40]、元代的“内北国而外中国”[41]、清朝的“满洲本位”[42]。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在“多元一强”族群格局影响之下，在疆域格局上形成了十分典型的“差序疆域”。具体而言，便是在直接统治区实行流官制度，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地区实行藩属制度，于是形成直接统治区—羁縻控制区—藩属朝贡区的层级结构，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对于这种“差序疆域”格局，《晋书·地理志》有高度的概括，即“天子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43]而即使通过多种方式，仍无法达成一定关系的边缘及其以外地区之政权，则会被“天下秩序”选择性地忽略。伴随对外交流逐渐展开，中国已认识到在遥远的地区，存在诸多国家，其文明程度甚至并不亚于中华文明，比如秦汉时期对于大秦的了解，东汉以降对于印度文明的了解，以及明清时期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等。虽然中国古代逐渐了解到诸多异质文明的存在，甚至据此开始修改自身的地理观念，但作为主流的政治地理观念，“天下秩序”一直是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核心内涵。
一方面，王朝国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广阔疆域既能为王朝国家发展经济提供庞大的国内市场，又能在王朝国家面临危难时，提供巨大的缓冲空间。多种族群能够为王朝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口资源，推动经济保持长期的活力。多元文化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推动文明不断发展。可以说，与现代民族国家相比，古代的王朝国家还有区域共同体的性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便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推动中华文明在保持长期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繁盛，在农业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综合国力、文明程度上，保持了长期的领先。
另一方面，王朝国家所面临的治理难度，又远超现代民族国家。广阔疆域的生态不平衡、多种族群的族际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都使王朝国家内部长期处于张力与矛盾之中。内耗一直是王朝国家的突出特征，因而引发帝国动荡、分裂乃至灭亡的历史“爆点”普遍存在。而边疆地区是生态不平衡、族群冲突、文化碰撞的集中与焦点地区，相应整体上便是王朝国家的“爆点地区”。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灾荒频发、战争冲突与文化碰撞，一直充斥于中国历史，成为长期影响、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可见，边疆既为中华文明的保存与传播提供了地理空间，又造成了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构成了中国历史变迁的“边疆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