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义乌的意义不只是最大的市场
这就是义乌：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世界小商品之都；
买全球，卖全球；
汇集210多万种商品，联动全国21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
2023年出口总值突破5000亿元，商品远销233个国家和地区；
每年纷至沓来的各国外商逾50万人次；
拥有市场主体110多万户，关联拉动全国3200万人就业；
……
义乌最著名的标签有两个：市场；最大的市场。
义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义乌？自1982年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开始，伴随着义乌市场40多年的成长史，这样的追问从未停歇。
从现有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zur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的西方学者。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起了个中文名字的“马紫梅”博士，站立在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里，她惊叹“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马博士一口气问了一连串的“why”——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浪潮，偏偏会出现在20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又为什么出现在了过去并不出名的义乌？
差不多20年后，2008年7月，马紫梅博士的芝加哥大学同事、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98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主持了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这次会议被认为是过去数十年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科斯自掏腰包，邀请了包括来自浙江的数十位中国学者，他对发生于中国特别是浙江的巨变充满好奇。
在论坛最后一天的总结演讲中，科斯希望所有人都能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变革。在他看来，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重大，“为中国而奋斗，就是为世界而奋斗”（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最大的市场”——义乌，无疑是科斯所热切关注的有关中国变革的优质的区域样本注解。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46年间，各地市场的蜕变和崛起风起云涌，义乌不是唯一的却是最成功的市场，那么，义乌究竟做对了什么？企图机械地学习、复制“最大的市场”既不可能亦无必要，那么什么才是义乌样本背后最具共性意义的东西？
在本书的调研、梳理、撰写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结论愈加清晰起来：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的辩证关系的探索和富有成效的实践，是义乌之所以成为义乌的关键与本质。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义乌是“最大的市场”，但义乌的意义不只是最大的市场。
历史的最深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的缘起以及相关激辩，不是源于义乌，也不是源于中国改革，实际上早已穿越百年。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代市场经济萌生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转折时期，其与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密不可分。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柯卡尔迪。1767年，结束欧洲大陆旅行的亚当·斯密回到家乡，9年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1902年，近代中国启蒙先贤严复以《原富》为名，用文言文第一次将《国富论》译介于国人。
《国富论》的出版，确立了亚当·斯密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高山仰止的奠基人地位。1790年，亚当·斯密去世，之后200多年，《国富论》的巨大影响绵延不绝。经济学家罗森伯格认为，“过去的200多年，经济学史的特点就是对亚当·斯密著作的不断注释”。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极为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在自由市场主导下人的劳动分工，并分析得出了“市场机制本身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的结论。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行为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市场调节带来的自然秩序的信仰，亚当·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由此，亚当·斯密不仅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还被定义为极端推崇市场至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之父”。
虽然饱受争议，但亚当·斯密和他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长期以来占据了主流经济学思想的高地，直到1936年他的英国同胞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问世。
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凯恩斯原本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明确反对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1936年出版《通论》后，他一反既往，坚决放弃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主张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强调的国家干预，主要体现于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从而扩张社会总需求，实现经济供求关系的平衡，拉动经济持续增长。这部著作甚至催生了与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竞争理论相左的以国家干预为强烈特征的全新的经济学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的崛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9年从美国发端，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此后，波及60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人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令半个世界满目疮痍。修复创伤、百废待兴之时，人们发现，“自由竞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自由市场的自发经济秩序似乎已经不灵了，要拯救世界，必须依靠政府强制介入、高效管理的“有形之手”。
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始，联合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5年1月转型为世界贸易组织，即WTO）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带有浓厚政府间统一联动协调色彩的全球治理机构的成立及有效运行，为凯恩斯主义的风行于世找到了理由充分的现实基础。
一般认为，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就是对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否定，政府和市场水火难容。凯恩斯甚至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亚当·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纯粹的自由市场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于是，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分别将亚当·斯密和凯恩斯视作各自的旗手及至高无上的偶像，拥戴、驳斥、激辩此起彼伏。20世纪迄今，一百多年间，大抵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自由市场主义在世界各国占据支配地位；1936年《通论》问世前后，因撰写《通往奴役之路》享誉世界的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凯恩斯两大巨擘，围绕政府与市场、自由与计划展开了一场长达10年的大论战；40年代至70年代，战后重建的强力助推，凯恩斯主义登上全球经济思想的巅峰；80年代开始，英国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改革和美国里根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伴随同一时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型改革、冷战结束，以及90年代后世界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自由市场主义迎来新一轮狂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及至近些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乏力，全球化面临地缘性解构，凯恩斯主义再度抬头。
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真实的思想底色究竟是什么？政府和市场是否从本质上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由于两位巨匠思想的深邃及著作表述的晦涩，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所言，在历代经济学大师中，亚当·斯密是“被引用最多、却被阅读最少的一位”。而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则认为，《通论》出版时，当时的美国能读懂凯恩斯《通论》的，“几乎一个人也没有”。
被仰望、被崇拜、被各取所需地引用和验证，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脸谱化以及极端对立的误读和误解。
潜心研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其《法理学讲义》《道德情操论》，我们会发现，他崇尚自由市场，但并非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把“国家与法律”视为“市场秩序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前提”。为此，亚当·斯密界定了著名的现代政府三项职能：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尽可能保护个人自由，使其不受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建设并维持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事业、公共设施。
反观国家干预主义的鼻祖凯恩斯，他的确不认为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可以自然发挥作用，但他认为市场化制度的财富生产功能是解救人类文明于危殆的关键因素。当选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的凯恩斯在1946年4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而在去世前不到半年，他在英国众议院发表讲话时说：“不要误解我。……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华盛顿提案的最大优点是，它们可以把必要的权宜和长远的原则结合起来。……它不是为了打败，而是为了实现亚当·斯密的智慧。”
无疑，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凯恩斯的政府理论有显而易见的差异，某种意义上，两者的差异堪称迥异，但也并非决然的排斥与对抗，而是有一条彼此相连的隐秘通道。其交集点在于，在承认市场本源性地位的共性基石之上，如何定义操作正确且边界适当的政府行为。这一正确且适当的政府行为的最重要的先决前提是，遵循市场规律，并以更好地激活市场活力为指向。
时间指针走到1978年，一场人类经济史上最浩大、最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开始耀眼于古老的东方。在中国，在浙江，在义乌，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交相辉映，从百年激辩落地生根，绽放于大地。
中国改革：从政府管制到市场经济
有秦一代，中国就出现了最强大的政府。中国的市场古已有之，《周易·系辞》曰：“（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现代市场与市场经济的胎动，则是西风东渐的洋务运动后百余年才有的事。
1978年肇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变化悄然而清晰。改革史研究学者吴晓波认为，1984年是当代中国的“公司元年”，或者称之为“企业家元年”。198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1988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炉。企业家的回归，意味着孕育企业家的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归来。
称之为“归来”，是因为曾经存在，又曾经被“消灭”。其结果是在1978年前的很长一段时光里，中国只有依计划生产的工厂和接受行政指令管理工厂的厂长，没有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只有政府决定一切的计划经济，没有真正的市场和市场经济。所谓计划经济，即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管制型经济运行体制。极端化情形下，乡村农民自养鸡鸭的数量被政府计划调控，城市居民受困于粮票、布票、肉票、肥皂票、理发票等计划物资匮乏的囚笼，经济活力近乎丧失。
如果说亚当·斯密与凯恩斯之间的差异属于经济思想及行为的各行其道，那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边线长期被视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泾渭分明的分水岭。基于此，市场和企业家的回归，成了中国改革史册上最艰难亦是最根本的破冰。以官方表述为观察基点，以时间为轴，其渐进突破大致呈现如下路线图：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消失了30年的“市场”一词重新进入官方话语体系。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突破的背景，是彼时个体私营企业已大量涌现，僵死的理论难以回答鲜活的实践。
最重大的转折是在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一语定乾坤。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已成共识。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史，许多改革目标都是局部且阶段性的，唯有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知及变革贯穿始终。其意义和重要性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左右中国改革的路径、方法乃至方向。
唯其艰难和重要，所以转变认知需要一次次脱胎换骨的思想解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型最为关键的改革开放早期，值得铭记的思想解放至少有以下三次：
——1984年9月，浙江“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颇具民间色彩的基调，带来的是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平等、自由辩论的思想激荡。会议递交的报告中提出的国家牌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价格改革双轨制方案得到了中央采纳。
——1985年9月，重庆“巴山轮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本次国际研讨会，堪称中国宏观经济学说的一次启蒙。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醒中国同行要警惕重新恢复集权管制的危险；作为凯恩斯主义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建议的介于计划指令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宏观干预的中间路线，对改革过渡期的中国似乎“恰到好处”。
——1991年10月至12月，北京“九一”座谈会。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主持，在此期间连续召开11次“气氛自由”的座谈会，吴敬琏等学者力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列座谈会结束后一个星期，苏联宣告解体；数月后，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激辩谢幕，全国性自由市场复苏、生长、繁荣。
考察中国式改革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转型，有两个不同坐标系的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二是地理维度。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知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既与改革的阶段推进有关，也与经济地理环境孕育的历史、文化、理念有关。
以地理维度为视角，很长时期，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东西部差异。事实上，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差异。因为稍加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东西部差异的关键是地理差异，而南北方差异的内核是理念差异。在同样的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以GDP总量为例，1978年中国的十强城市6座在北方，4座在南方； 2023年，十强城市中南方增至9座，北方仅存北京。南北强弱转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以重要性排序，首要因素无疑是改革理念，核心是怎样理解和践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得出基本结论：政府力量相对市场力量的强弱与经济发展的兴衰成反比。正因为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知及实践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惯性，所以改变将无比艰难。
从地理维度考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共同规则的约束和激励下，中国的自由市场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量的增长，更是市场经济成熟度的质的嬗变。
进入21世纪，虽然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理念及制度安排已基本确立，但探索与争论依然持续。其聚焦点不再是改革早期的“要或者不要市场经济”，而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之下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行为。
恰如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世纪论战，这一探索和争论的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的11月9日，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两位经济学家张维迎、林毅夫以“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政策”为核心议题，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展开了“可能被写入历史”的面对面辩论。正方林毅夫认为，“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反方张维迎则明确反对产业政策，并强烈质疑政府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及效果。
中国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并非起于“朗润园激辩”，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彼时，政府高层开始将“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作为刚性指导方针，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日趋强化。而事实上，“朗润园激辩”双方论点的反差也不像外界解读的那么针锋相对，更重要的争论点在于：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才是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的“好的”产业政策？
学习借鉴肯定是寻找正确路径的好办法。自1868年开始进行明治维新，日本的经济增长一直有比较强的国家政府影响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的特殊时期，日本政府开始执行国家把经济资源集中倾斜于若干战略性工业的“优先生产制度”，后来被概括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强力推动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起飞。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日本在反思中适时将“选择性产业政策”优化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即由政府直接干预产业和市场向政府提供宏观信息、诱导以民间企业为中心的创业创新方向的二次转型。查默斯·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进化总结了四条成功准则，其中一条是，“政府真正尊重市场，相信市场价格的作用”。
“朗润园激辩”之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并未平息。从中国改革到义乌样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将是实践和理论尚待开拓的纵深处。
义乌的秘密
正是在全球现代市场经济思想演变和中国改革逻辑追寻的视野下，义乌故事的意义才能得以充分显露。
义乌出名很早，而且其萌生、成长、迭代、壮大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全过程，放眼全国，这样全生命周期的“改革常青树”亦堪称鲜见。就与中国改革之息息相关、经济成就之大、经验之独特、生命周期之长而言，在县域范畴，只有江苏昆山可以与浙江义乌并列为最耀眼的双子星。
长期以来，义乌最受瞩目、被交口称赞的一定是其市场之巨大。但这是发展的结果，是义乌奇迹外在的“表”。义乌一直被称为“中国义乌”，那么从中国乃至更广阔的范围去考量，义乌成长的独门秘籍是什么？什么才是义乌最内在、最本质、最共性的意义？
我在撰写《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一书时，第一次提出了省域层面“第一中国”的概念，“第一中国”涵盖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域，定义维度主要包括GDP总量、财政净上缴贡献量以及作为中国改革取向的市场经济成熟度。我认为，广东是因开放倒逼改革的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江苏是由改革转型开放的从乡镇集体经济发力的半市场经济；浙江是因改革而开放的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相较之下，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育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底层的星火燎原般的内生性力量，而且一开始就深度触及最内核的所有制问题，因此浙江的市场化改革最为彻底、最为成功，也最为艰辛。
如果继续以改革发展为观察主轴，浙江很可能是改革逻辑闭环及发展阶段性特征最完整的经典省域：20世纪80年代，“温州模式”率先以产权制度破题，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获得生存权；20世纪 90年代——义乌市场的相对成熟期——“义乌经验”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政府行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源于安吉余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美好的新时代；21世纪第二个十年，作为第一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勇立潮头再出发。
从上述浙江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义乌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的“腰部”。而中国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强政府”传统的国家，当我们打开国门，尝试学习汲取外部世界的市场经验时，能否找到并确立与中国国情兼容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路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中国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直接决定民营经济的生存状态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这一切，都需要改革前沿地带的实践来回答。
那么，为什么要把“义乌经验”的核心定义为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完美结合的典范？理由是什么？
在本书的详尽记录和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兴起了浙江第一批专业市场，但并非唯一的全国最早；义乌有“鸡毛换糖”的商业文化基因，但并非唯一的全国最强；义乌地理区位相对便捷，但并非唯一的全国最优。因此，“改革先发优势论”“商帮文化优势论”和“地理区位优势论”是义乌市场奇迹诞生原因的几种解读，但肯定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的清晰事实：1982年，义乌遇到了勇敢的改革者、市场决策者县委书记谢高华；在义乌市场生与死的关键时刻，义乌县政府发布了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提出了为义乌市场大发展奠定政策与法理基石的“四个允许”；更难能可贵的是，6代市场13任书记，在漫长的40余年成长史中，义乌地方政府适时确立了“兴商建县（市）”“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打造“管办分离”的市场化组织架构，适度超前驾驭国际化、互联网化浪潮。可以说，在市场发展的几乎每一个重大节点，恰恰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知和实践方面，义乌做对了他人没有做、没有做好、没有坚持不懈地去做的东西。
历史的演进有时会呈现有趣的相似的曲线。这种相似的曲线也许源于偶然，但偶然的深处往往是必然。和此前描述的中国的南、北差异性类似，浙江的南、北亦迥然不同：浙北水乡平原，浙南大山连绵；浙北人性情温软，浙南人性情刚烈；浙北千年富庶，浙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必须为摆脱贫困咬紧牙关。再以“第一中国”为例，中国开放看广东“珠三角模式”，改革则花开两朵——浙江的“温州模式”与江苏的“苏南模式”。改革开放之初，浙北财富积淀丰厚，属于以乡镇集体经济为基石的本土化“苏南模式”，因为富裕，其基本特征是“强政府”；浙南家底太薄，只能选择个体私营经济从零起步的“温州模式”，因为相对贫穷无法完全依赖政府，其基本特征是“强市场”。
义乌恰恰地处浙江中部，“温州模式”为之注入了旺盛的市场基因，“苏南模式”告诉了义乌什么是应有的政府力量。作为浙江南、北发展优势的连接者、学习者，义乌一路走来勇敢而不莽撞、审慎而不狭隘、创新而重规则。唯有懂得兼融和平衡的建设者，才能实现发展的可持续。
正确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肯定不是两者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是“1＋1>2”的化学反应。40余年基业长青、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足以证明义乌做对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围绕“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义乌可圈可点的成功经验及启示很多，其中最具意义的至少有三条“义乌法则”：
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直面的挑战不是“有为还是无为”的选择题，而是能否厘清“有为”与“无为”的边界。“朗润园激辩”后，以张维迎、林毅夫的发言观点为主要内容，辩论主办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撰出版了《政府的边界——张维迎、林毅夫聚焦中国经济改革核心问题》一书，书名即清晰昭示了政府定位的最大挑战是要想明白可以做什么以及不可以做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处于社会组织体系相对强势的角色，把政府该做的做好不容易，面对政府不该做的则克制权力的欲望不伸手更不容易。“义乌经验”告诉我们，有为政府依然是市场经济的必需，但不是放任权力扩张乱作为，要抓大放小，懂得进退。
第二，政府行为应当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而非阻碍，政府行为的结果比其所描述的动机更重要。自由、透明、公平的有序竞争，是一切市场活力的源泉，政府是市场共同规则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但不能凌驾于这些共同规则之上。政府要学会用市场化思维与手段去践行政府行为，政府权力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办事。“义乌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建立有制度约束的法治化的“好的市场经济”。
第三，评价政府经济政策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是市场繁荣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人民利益从来不是泛意识形态的一句空话，而是衣食住行的改善，是安居乐业，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这一切，都离不开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市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基于此，查默斯·约翰逊在总结政府产业政策的四条成功准则时，将“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而以国家全民利益为重”列为第一条。“义乌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了这一准则，我们的事业就会长久兴旺。
“有限、有为、有效”，正在成为一直在路上的义乌政府行为探索的方向：政府不能有无限的权力，政府也不应该无所作为，如何为社会经济供给边界明晰的有效服务，是政府行为永恒的课题。
一个开放式的悬念
本书是基于县域实践样本，对“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从亚当·斯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到人类迄今涉及人口最为广大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这始终是极端重要、令人迷惑而又迷人的命题。
中国改革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坎坷之路，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急切出发时的动力卑微而壮怀：摆脱贫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即便是已经翻越了那么多座山、蹚过了那么多条河，在收获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的46年之后，中国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实践大于理论。毛泽东主席论及“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的话语犹在耳边，这一“较大的贡献”的内涵肯定不仅仅是脱贫致富、物质丰盈，还应该包括思想积淀和方法论提炼。知其所以然比知其然更重要，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我们必须看到，基于深入骨髓的文化肌理和巨大的历史惯性，早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中国改革，当下面对的主要矛盾仍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度，“政府为体、市场为用”，在某种情形下旧体制的思维极易回潮。因此，继续深化改革遭遇两个困局：以政府性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对市场进行管控和干预，滋生权力寻租的空间。
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市场是有为政府的前提和归宿。否则，政府行为就可能误入歧途。确立正确的“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仍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实践探索目标，因此梳理其理论的逻辑和必然性，并用清晰的理论规范引导更广泛的实践尤为急迫。于是，从这一视角深度总结“义乌经验”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凸显。
本书的撰写从板块结构上明确分为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在40余年成长史的时间轴上，以义乌“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提炼为内容的上部，解读义乌样本，透射并回答中国命题；二是由15位人物口述史构成的下部。这15位人物又依照他们在义乌市场发展过程中承担的不同的角色关系，被分为“市场决策者说”“市场管理者说”“市场主体者说”“市场研究者说”四个单元。如果说上部呈现的是义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棵大树的根系和主干的话，下部则可以视作其枝叶和繁花，彼此呼应，互为映照，力图勾画出更完整、丰满的“义乌是什么”以及“义乌为什么”。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在长安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国家经济治理方针的辩论会。辩论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方是从全国各地征召的儒生名士，辩论主题是国家官方盐铁专营、酒类专卖等政策的存与废。其背景是，此前的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主导大力推行国家垄断的盐铁专营以及均输（统购统销）、平准（物价管制）等经济政策，使国库充盈，足以支持对外连年征伐，但强大的国家机器掏空了民间财富，“天下困弊”。汉武帝晚年不得不颁发《轮台诏》，要求此后“务在禁苛暴”，与民休息。这场辩论会历时5个多月，史称“盐铁之议”，是有历史记载的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第一次大辩论。
此后2000多年，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探讨与诘问绵延不绝。是政府还是市场？这一问题就如同此起彼落的巨大钟摆。直至2023年11月，极端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在左翼政经传统深厚的南美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再一次掀起了关于“是政府还是市场”的轩然大波。米莱在从政前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秉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他坚定地认为市场至善、政府至恶，甚至主张废除阿根廷中央银行、大幅裁撤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政府机关。2024年1月，米莱当选总统后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以“自由万岁！”收尾的演讲令举世愕然。
没有人能预知米莱所引发的改革将如何落幕。但以激进的自由化思维去反对所谓政府至上的一个乌托邦，将注定滑向另一个极端，即极端理想化的市场至上的乌托邦。政府与市场究竟应保持怎样的关系，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政府和怎样的市场？从桑弘羊到亚当·斯密、凯恩斯，都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中国改革及义乌样本给出的同样是探索与启示，而不是答案。可以想见，当下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仍将是一个开放式的悬念。
【注释】
[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人民日报》1993年11月6日。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