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正宗，相对而言诗歌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更高。文有“用”的成分，诗则纯粹是抒情写意的玩意儿。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性”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积淀和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审美类型、情感意象、写作范式，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传统，是绚丽多彩的古代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代文学以文言为写作工具，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也主要建立在文言书写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言长于写意抒情，白话长于陈事说理。这样一来，当中国现代文学意向萌生之初，立志革新的先辈们，想要突破传统文学拘囿，开拓属于现代文学的远大未来时，传统的文学表意类型、情感意象、写作范式就有可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方面，传统是无法割裂的，而另一方面，传统又失去了顺利转接的条件。相对于以文言书写为基础的主流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白话文学创作资源并不充分，审美意象积淀也不够深厚。那么，怎样把主要建立在文言写作基础之上的宝贵文学传统用现代白话写作方式承续过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都是一个值得谨慎对待和认真琢磨的问题，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成熟某种程度上就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辨析联系在一起。

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意向的萌生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鲁迅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价值，人们的评价视角和关注点又有所不同。鲁迅对外国文学经验的借鉴，历来受人瞩目，鲁迅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小说创作上与文学传统有什么联系，还一直少有人问津；不是说没有人考虑过相关问题，而是说缺少切入具体研究的有效通道。不只是鲁迅研究，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面对古代文学传统时都或多或少有些“不自然”。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中国古代诗歌有许多经典的怀乡之作，与其相关中国古代的怀乡作品也总是那么诗意盎然。受其影响，或者说因写作类型的制约，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在有关故乡的题材中也有这种倾向。虽然“乡愁”的提法直到当代社会人们关注某些文学现象时才被发掘出来，但其主导倾向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不绝如缕。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对中国现当代的一些诗歌创作我们可以称之为“乡愁”作品，却很少会说是乡土作品，如果一定要这样说，其表意倾向会发生某种微妙的迁移。可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中则恰恰相反，乡土文学研究大行其道，却很少有人从“乡愁”的角度去说理论事。这是什么原因？小说与诗歌的写作类型不同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白话文学写作意象积淀不足也是一个原因。二者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即从什么角度切入文学研究。“乡愁”更多关注于情感意象，“乡土”更多注目于写作题材，二者虽然相互融通，但也有区隔和侧重。诗歌的抒情意向让它倾向于前者，小说的叙事意识让它倾向于后者。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正宗，诗的情感更成熟，古代文学传统更多从诗歌传统中流泻出来，这一点也不奇怪。现代文学小说创作已经从边缘体裁进入到文学意念的核心区，此时所谓继承古代文学传统，不仅要跨越古今意识的鸿沟——文言传统与白话写作的区隔就是这样，还要跨越文类写作范式的界限：小说、诗歌是两种不同文学样式，在它们之间发生审美意象衔接，困难自然不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乡愁”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可能会牵连起更多的“文学”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意识的推进也会具有一定启示。

众所周知，乡土小说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可当人们提到乡土小说时，更多与乡间、乡下、乡村意念发生联想；正因如此，都市、城市文学意念也相应而生。不容否认，乡间、乡下、乡村意念确实给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更多的情感依托，但却不能因此把具有同样的情感倾向的创作从乡间、乡下、乡村的文学意念中分离出去，这既不符合事实，也难以做到。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鼻祖，可鲁迅小说的题材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乡间、乡下和乡村，而是独具特色的“小城镇”。这样一来，当我们说鲁迅小说是乡土文学代表时，所谓“乡土”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它也包括了“小城镇”甚至“都市”吗？在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老舍的长篇小说创作与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有情感倾向的相通，也有大致相同的写作意向，比如对国民性的批判，对阿Q式人物的剖析，对故乡、故国、故里人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等等，二者都有某种一致性。可当人们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很少会把老舍算作乡土文学写作者，也很少能把鲁迅小说算作城市文学作品。原因就是人们小说研究中的题材意识压过了情感意识，乡土文学意念有意无意地排斥了对城市题材的思考。而乡愁小说的意念似乎没有这种顾虑。不管是乡野村俗，还是市井人生，都可能是抚育作家成长、给予他灵魂和肉体的故乡，而当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大的外面世界——在中国现代这更多指的是作家对理想世界的憧憬——旧有情感与新进的向往就会发生冲突，怀乡与怨乡、祈望与痛惜，种种复杂情感都会作为某种写作意向，追随对现实的批判一起进入到作家的写作现实中来。带着这种人生的轨迹、打下了鲜明时代印记的作品，仅从乡间、乡下、乡村为显性思考的乡土文学意念来解说，就显得有些狭仄了。虽然乡愁小说的意念不能囊括全部乡土文学作品，但却能够保证自己言说的确实和可靠。

冯波博士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致力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现象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乡愁”的视角切入到了现代文学小说研究，可谓是水到渠成、无缝衔接。他在本书中对乡愁小说研究的理论根基做了深入开掘，对乡愁小说情感意识形成的内在机缘、乡愁小说写作范式及不同历史时期乡愁小说形塑的迁移都做了深入剖析。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取得怎样的理论拓进固然重要，研究对象是否确实也十分重要。冯波博士的书稿对1915—1948年三十余年可以称之为乡愁小说的作品做了整体爬梳。附录里所陈乡愁小说目录涉及作品众多，要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现代小说作品中认定这些作品的乡愁质地，所要阅读的作品显然不止这些；虽然现有目录不能保证全备或没有疏漏，但已为乡愁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在学术风气越显浮躁的今天，肯于下这种功夫，勇气和心志都值得肯定。难能可贵的是，冯波博士的乡愁小说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中国域内，还在日本、欧洲的同类文学创作倾向中，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异域参照系。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整个世界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外文学的交流和影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认识到这一点，相对来说还容易一些，可是要把这种意向在乡愁小说研究中体现出来，对作者的学识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冯波博士肯于这样做，能够这样做，在这方面探索出一个路径，是不容易的，也是能够显示自己研究志向和能力的。

本书是冯波博士在自己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我对他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感到格外欣喜。愿他在此基础上能有更大的学术进展。

袁国兴

2018年3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