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倩《长安文化视野下的杜甫研究》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张倩要我为她的书稿写篇序言。其实，就这个论题而言，她的研究比我深入、水平比我高，只因了师生的缘分，且这部书稿又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所以我愿意写几句话，谈一谈这部论文的产生过程，以及我的一点想法。

张倩2008年来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前一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成功申请了教育部211工程3期重点项目，申报的方向为“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学院鼓励在职教师和在读博士生选报具体的研究课题，并有一定数量的经费资助。在这种背景下，我想到一个问题：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成为“诗史”、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其本质性的转变是从长安时期开始的。长安时期的生活与经历，改变了杜甫的创作道路；长安文化，对杜甫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学界似乎还少有从这一角度研究杜诗的系统而深入的专门著作。所以我建议张倩从“长安文化与杜甫的诗歌创作”这一角度来选题。张倩经过认真地考虑，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了论文的写作。

张倩勤奋刻苦，尤其善于自己钻研，读博士之前就有长时间且成功的自学经历。选题确定之后，她查阅资料，读书，思考，经历了所有的博士（尤其是女博士）的艰苦的写作过程，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杜诗与长安文化》。论文得到了外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于2011年5月顺利通过答辩。

答辩之后，高兴之余，我个人始终觉得这部论文还有一个美中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论文中的“长安”与“长安文化”两个概念时有混淆，对两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时或含混。因在同一城市工作，我与张倩时常见面。每每相见，总会谈及她的论文，我也希望她能进一步地修改完善。

当然，什么是长安文化？长安文化的内涵及外延，以及相关的诸多问题，并不是短时间能够搞清楚的。20多年前，陕西省文史馆馆长李炳武先生力倡长安文化、长安学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集体攻关“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我作为这两个群体的成员，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这一研究工作。2009年9月，我受李炳武先生委托主编的《长安学丛书·文学卷》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共同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写了我们当时对长安文化的认识：“长安文化，是地域文化、京都文化、盛世文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它是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文化；而长安又是中国历史上13个王朝的古都，因而，长安文化更是一种京都文化；在这众多的朝代中，汉、唐两朝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国人动辄即言‘汉唐雄风’，而汉、唐两朝的都城正是长安。所以，长安文化又是一种盛世文化。因而，长安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是以上诸种文化（又不限于以上诸文化）的复合体。”不过，我们当时的这一认识，一则不一定准确恰当，再则比较笼统抽象，许多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在这篇前言中，我还写道：“老实说，什么是长安文化，什么是长安学，我们心目中的概念并不十分明晰，在有些方面还比较模糊。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全面广泛地研究一切与‘长安’有关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学，等等。而文学艺术的研究，更具体，更形象，更能激发我们的激情。可喜的是，目前关于长安文化与长安学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尤其是长安的学者，研究热情极高，也卓有成效……我们坚信，通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长安文化、长安学的概念会越来越清晰；中国文学与长安学的关系也会越来越清晰；而随着更多的研究成果的积累，‘长安学’会成为一门内容丰富、意义非凡的新的学科。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将不懈地努力！”对我的这一看法，有人不同意。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行政级别较高的与会者说：“长安文化、长安学其实很简单，我三分钟就能说清楚。”而对此，我自己则仍持保守的态度，我总觉得还需要很多人做很多的努力才能基本搞清楚。张倩的这部论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她在正式论述之前先用一节的篇幅，对论文涉及的“长安文化”做了界定，认为唐代的长安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和都市文化的概念。然后用两章的篇幅分别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唐代长安文化与唐诗、杜诗的关系，认为杜诗是长安文化精神的凝聚和升华。毕业近十年来，她一直在对论文做修改。虽然我还没读过她的修订稿，但我相信一定会在此前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而且，修订后的书稿，题目做了改变，由“杜诗与长安文化”改为“长安文化视野下的杜甫研究”。这样，写起来更为灵活，更便于挥洒。这次能够得到国家级出版社的认可并予以出版，本身就是对她的努力的一种肯定。

从地域文化、都市文化的角度研究杜甫，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近年来学术界也出版了很多的优秀成果（如葛景春等先生都出版了很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希望张倩的这本书能够为长安文化、为杜甫的研究添砖加瓦，也希望得到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刘锋焘

2019年7月于古都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