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清史专家戴逸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做了有代表性的论述[14]，他区分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第二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种情况是机器工业同原来的手工业之间很少有联系，但机器工业的出现仍是被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可以看出，他虽然区别了三种情况，而且在文中特别指出第一种情况是少数，但总的精神是在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

戴逸同志的分析，是相当全面的，但是，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实际，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加以研究的。下面就试提一点商榷性的意见。

首先谈谈中国的历史实际情况。

作为第一种情况的例证，戴逸同志集中分析了广东近代缫丝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情况。他认为：“广东缫丝业所以能够从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是因为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

这里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广东手工缫丝业的技术基础同机器缫丝发展水平并没有多大的距离[15]；二是其所以没有多大的距离，是由于手工缫丝业中已经有了手工工场，因此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机器工厂。

众所周知，在广东第一家缫丝厂创办之前，原有的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中的老妇”。[16]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事实上，创办广东第一家丝厂的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的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改革是“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17]

这就很清楚，当时的广东手工缫丝和陈启沅创设的丝厂，在生产技术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在丝厂创办以前，手工缫丝并没有进入手工工场阶段。

没有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大机器工厂。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大机器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例子。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机器缫丝首先发动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业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大机械工厂至少在5000以上。[18]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各机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到19世纪末，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很清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入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至少是值得研究的。

作为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例证，戴逸同志还提到轧花业中的宁波通久轧花厂，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成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经历了资本主义发生的三个阶段。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筹资5万元，成立公司，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的蒸气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5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30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19]主持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的纱厂的，从头到尾，是一个和李鸿章关系至深的由商而官的士绅[20]，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戴逸同志在文章的开头说：在“大多数经济部门中，机器工厂也并不是由原来的手工业直接发展起来，而是由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的”。这是正确的、符合历史的论断。由通久轧花厂到通久源纺纱厂的历史正是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历史，然而，在同一文中，它却又被看作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例证。对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前后不能一贯的难题。

诚然，也应该看到，有一些直接过渡到机器工业的手工业，它的经营者原来就和旧的手工业有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形，在20世纪以后，似乎更加明显。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棉织业中，就有这种过渡的迹象。[21]戴逸同志说：“这类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前尚不多见，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渐渐普遍起来。”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全面估量。我在50年代初曾经收集了1883年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创立的220家新式工厂的资本统计，并且分析了它们在创办时的主要投资来源。包括最主要的一些民族资本工业在内的220家工厂，它们的最初资本，只有6家来自手工业者的收入，占总数的2.7%，其中全部资本来自手工业者的收入的，只有两家，不及1%。而来自包括洋行买办收入在内的商业利润和官僚地主阶级的收入，达到153家，占总数的70%[22]（见表5）。如果这种分配状况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很显然，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化还只是在逐渐普遍的过程中。

表5 220家民族工业投资来源（1883—1930年）

应当指出，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这种现象，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早在60年代初，经济史专家樊百川同志就指出：“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与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二十世纪初期，大机器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23]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工场手工业阶段，在我看来，还可以研究。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按照樊百川同志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发展，樊百川同志说：“其所以如此，就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

和樊百川同志相对，戴逸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

在樊百川同志那里，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在戴逸同志这里，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