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子学于宋末元初，发源于闽浙赣的武夷山地区，由南至北而遍于全国，成为我国元明清时期的正宗思想；东传至日、韩等国，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又传至西方欧美地区，成为世界性的学说。近古，朱子学的这种“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的传播是极其深刻的国际性的中国文化运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学者渐渐加强了对韩国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的研究，乃至朱子学在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这为朱子学的研究拓宽了视域，对朱子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本书以二十几位外国哲学思想家为主，着眼于中外哲学对话，从中看到朱子学在海外“得新意，长新格”。比如，其中的“李退溪与朱子学”，针对朱子的理气论，退溪提出了“理自能动”的思想。正是由于理的动静，才有阴阳之气的产生。这就解决了“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的内在矛盾。又如，对于朱子“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李退溪提出了“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他的弟子李栗谷又提出了“四端七情气发理承一途说。”通过朱子与李退溪的比较，可以知道李退溪的思想中，哪些是他对朱子思想的继承，哪些是他对朱子思想的发展。从退溪到他的学生栗谷，朱子学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基础就是中国的朱子学，也就是朱子学统的发展。

又如，“贝原益轩与朱子学”，针对朱子“理气为二”论，贝原益轩提出质疑。他主张“理即气之理”，理气是一体而不可分的。他倡导的格物穷理的“理”，是寓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即经验的理。他从气本论出发，在人性问题上，认为性只有一性，就是气质之性，而气质的本然就是天地之性。这是对朱子二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论的修正。贝原益轩的学说是一种“改新的儒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标志的新学风。从日韩对朱子学的发展来看，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贝原益轩的思想，也难以真正认识朱子学的特质，也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逻辑发展的可能性。

书中主要采取文化思想比较的方法，注重对原始资料的发掘和理论分析来深化研究。如通过对朱子理学与欧洲启蒙哲学、古典哲学作个案比较分析，既阐明两者在哲学建构上都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即在学理进路上的相似性），又揭示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的价值诉求。其突出特点是用东西文化“对话”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朱子理学与欧洲启蒙哲学、古典哲学主要范畴的异同。又如，本书这种文化思想比较的方法用于对北美朱子学研究，其研究表现为将朱子思想对象化并予以客观考察，其基本形态是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阐释朱子思想。这种方法更能反映北美朱子学研究的特点。

我对朱子学在海外的研究，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武夷山地区是朱子生长终老之乡，朱子学的发祥地。改革开放后，海外许多学者前来朱子故里进行文化考察，学术交流，这为我开展朱子学在海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1997年4月，我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上，发表了《朱子学在越南》的文章，之后在《东南学术》发表了《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在《合肥学院学报》发表了《李滉对朱子理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朱子文化》发表了《朱子学在新加坡》等12篇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我于2010年申报的《朱子学在海外传播与影响》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在课题研究期间，我曾到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查阅收集有关资料，进行课题研究，并于2016年结项。课题结项后，根据专家的意见，又对书稿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当然，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传播国的文化碰撞、交融，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重点关注的是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对传播国思想家在哲学方面，以及社会价值观的一些影响。书中所写，是我梳理朱子学在海外的资料，所形成的一些看法，力求做到较准确地反映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具有“世界朱子学”的意义，并为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与对话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于能不能做到，我只能说，“非日能之，愿学焉”。

张品端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