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朝漕运布局和漕粮来源
从楚汉相争情势逆推秦朝漕运机制。秦朝二世而亡，司马迁《史记》中的“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相当于汉人所作秦史，前者勾勒秦作为周之诸侯筚路蓝缕、发展壮大的历程，后者记载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都没有详细记录秦王朝的漕运布局和细节。但是相关内容在楚汉相争的人物和事件中有断续流露，使今人得以窥探当年漕运梗概。
汉六年，张良论都关中之利有言：“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23]此前，楚汉相争5年，山东漕粮粒米未运关中，则张良所言“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明显地指向秦朝所为。至于“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恐怕主要来自对“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24]的实践概括。
无独有偶。汉三年，刘、项两军在荥阳东西拉锯式攻守进退之际，郦生说刘邦曰：“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戍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25]说明秦朝漕运山东粟在荥阳附近的敖仓存储，敖仓是秦时的运道枢纽、仓储要地。
陈留扼鸿沟中腰，也为漕粮集散之地。刘邦进兵近陈留，郦生言夺陈留必要性，“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26]可见陈留在秦朝水陆交通和鸿沟漕运中的枢纽地位。
刘邦剿灭项羽，最初称帝于“氾水之阳”的曹州济阴县，近于定陶；继而“都雒阳，诸侯皆臣属”，在黄河中腰；最后“入都关中”[27]，在渭水之滨。三都两迁，恰好彰显了秦汉之际运道关键点位，当然也是秦朝运道的关键点位。
秦人的漕运干道。今人姚汉源对秦代水运运道和规模有相当乐观的估计，“秦代全国可能通航的水道，自秦都咸阳经渭水入黄河、汴渠，通淮泗、长江至太湖、钱塘；或溯江经湘水、漓江通珠江至岭南；或由黄通济水、淄水至山东临淄；或溯黄西去甘宁；或沿黄通海河水系至幽、冀或溯江入巴蜀。南北水运可走近海，亦可经黄、汴、泗、淮、江、湘等内河至岭南”。[28]这不仅是一种相当客观的推测，而且也有历史资料依据。其中漕运粮食到都城或敖仓，倚重的是渭水、黄河、鸿沟、济水水系。
秦都咸阳是全国政治中心，周围的关中平原是当时粮食生产高产区，水平与山东不相上下。但都城和九原边防粮食消费巨大，关中平原人口密集，不漕运关东难以支持西北军国之需。统一六国之前，关中粮食缺口主要靠南运巴蜀之粮来解决，水陆交替，车载畜驮，翻山越岭，险山恶水，运输十分艰难。统一六国后，秦人清除东方水道障碍，整合运道，统筹漕运，形成济水、鸿沟、黄河、渭水漕运干道，将渭水岸边的政治中心咸阳与山东粮食高产区联系起来。
所谓山东，就是指殽山、函谷关以东除今山西省以外的广大地区。西起太行山东南山麓，北至海河流域，东至沿海，西南至鸿沟流域，在当时是农业高产区。
黄河、济水、鸿沟是其水运干道，定陶是其经济中心，位于济水、鸿沟和黄河交会处的荥阳为其漕运枢纽，敖仓是漕粮的主要集散仓。
[1]《史记》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7页。
[2]（宋）宋敏求：《长安志》,《四库全书》，史部，第5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3]《汉书》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35页。
[4]《汉书》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7页。
[5]李令福：《论秦郑国渠的引水方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辑，第10页。
[6]《四川通志》,《四库全书》，史部，第5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4页。
[7]（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四库全书》，史部，第2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页。
[8]（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四库全书》，史部，第4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9]（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四库全书》，史部，第4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148页。
[10]（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四库全书》，史部，第4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11]《史记》卷4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80页。
[12]《史记》卷11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56页。
[13]《史记》卷6，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9页。
[14]《史记》卷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0页。
[15]（三国）刘桢：《东阳记》,《太平御览》,《四库全书》，子部，第8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0页。
[16]《史记》卷6，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5页。
[17]（西汉）刘安：《淮南鸿烈解》,《四库全书》，子部，第8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2页。
[18]（清）胡渭：《禹贡锥指》,《四库全书》，经部，第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8页。
[19]《史记》卷6，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1页。
[20]《汉书》卷9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39页。
[21]《汉书》卷9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40页。
[22]《汉书》卷9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34页。
[23]《史记》卷5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32页。
[24]《史记》卷5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13页。
[25]《史记》卷9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81页。
[26]《史记》卷9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80页。
[27]《史记》卷8，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8—269页。
[28]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