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何为中国近代史？这一发问如果是在20年前，甚至在10年前，回答是不同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在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高校与教科书中，1919年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终点，那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把1840—1949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打破了1919年的藩篱。如今，多数人都会同意，中国近代史是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研究，它以对1840—1949年的历史的研究为考察对象，而无论这段历史研究在当时是被称为“近代史研究”，还是“现代史研究”。
民国年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起步，但近代史学科获得迅速发展并成为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结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风险。因此，过近的历史是不宜研究的。“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空前发展。应该说，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一项人为的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肯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共和国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亦呈现勃勃生机；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亦出现曲折。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亦大致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倘若细分，这两个大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几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此，本丛书并未强求统一，而由各卷根据各自的学科发展特点来做分期研究。
总体而言，在前一阶段，中国近代史学科完成奠基并获得蓬勃发展。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确认，并日益发展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研究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建立起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并对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实证性研究，形成了近代史研究的初步繁荣景象。
任何学术都难以避免时代的影响。社会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的需求，形成了强大的学科发展推动力，其利弊兼而有之。一方面，它促进了近代史研究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工具性要求，又不可避免地对近代史研究造成了困扰，这种困扰在前17年中便已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其弊端彻底显现。“影射史学”一度使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路线斗争的阐释性工具，沦为空头政治的奴婢，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失去了自己的科学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也使近代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解放，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新论新知不断涌现，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发展，这一发展不仅表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观念和结论不断更新，还大量表现在对历史细节的还原上，各类史实的更正俯拾皆是。可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领域。若干史实的重现和基本观念的拨乱反正，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也大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盛开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近代史研究体系。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新作迭出；原先基础较薄弱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有了极大发展；以往几近空白的人口史、灾荒史、观念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在传统学科经历着知识更新的同时，新学科的发展势头迅猛，近代史研究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人们的思想解放，也得益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书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界观。人们不再一概以戒惧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缩小了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正所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因包容而发展”，诚哉斯言！
我们看到，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绝不是被动的单向影响，而是互有影响互为促进。一方面，社会发展不断向学术研究提出新的命题，无论人们赞成与否，社会热点与需求总是要反映到学术研究中来；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成果又影响了社会的认识。即使是在某些方面领先或超越了社会认识的成果，起初或许不能为社会所理解所接受，但数年或若干年后，它们逐渐为社会接受，成为社会认识，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见。
常有人感叹，今日之研究再无往日之“大师”再现。也有人忧虑，史学的“碎片化”及“多元化”正侵蚀着学科的发展。笔者以为，尽管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但却不必过于忧虑。或许是学科分工的过于精细，今日已很少得见过去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然而，与往日相比，更多的、更为精深的研究在今天并不少见。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会有谬误的存在，也会有“无意义的碎片”存在。正是在不断的切磋与争论中，谬误得以纠正，碎片得以扬弃与整合，科学得以向前推进。以此而观，今天的近代史研究仍然行进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仍处于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期。
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关于这一点，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尽管两种范式的论争并没有结束，也很难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个范式否定另一个范式，实际上也不可能以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则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近代史研究。
正如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只是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更为长远的是体现在人的思想变革上一样，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不仅是体现在科研成果的数量丰富上，这是外在的、有形的，而更为长远的无形的变化是，人们摒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更为宽容的态度来从事研究，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对话。这一思想方式的变化，影响深远，是近代史研究得以持续发展的长久性的保证。
知识的发展总是在前人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学便是一门立于巨人肩膀之上的学问。近代史研究也是如此，它是在不断的积累和更新中发展的，今天的成就是一代代学者努力的结果。为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过程，把握学科的前沿动态，由此而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2012年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郭沂纹等诸位先生的积极推动下，近代史研究所启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的撰写工作，于今已3年有余。
本丛书按专题分卷，分别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当代中国民国政治史研究》《当代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当代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史料学的轨迹和成果》《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另有《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卷，计16卷。
这些专题涵盖了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本所各研究室（编辑部）负责人及资深学者分别担纲相关各卷，全所同事广泛参与。杜继东及科研处的同事们承担了丛书的烦琐的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承担了繁重的编校工作。在此，谨向为本丛书撰写和出版付出各种努力的同事们朋友们致以谢意。
3年时间，转瞬即逝，甚感仓促，丛书中各种疏漏定然难免，我们期待着学界同行的指正。因受本所学科构成所限，丛书16卷并不能覆盖近代史研究的所有重要领域。我们设想，待未来时机成熟时，我们将邀请所外学者来共同参与这一工作，以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前沿报告系列。
王建朗
2015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