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私”交织背景下村落的被统治
上述这些都是来自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社会控制的举措，是自上而下纵向的国家管理体制，来自国家权威“公”的系统。除此之外，在宋朝乡村社会中，还有来自“私”的系统的、属于社会和民众自我发展、调适的社会运行程式，这就是乡民自我管理模式，诸如义庄、义田、义学、义仓（社仓）、义役、乡约，以及宗族、家族等乡规民约的管理模式，乃至一些民间信仰的组织等。上述居乡的那些落第士人、士大夫，自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7]当然，宋朝政府对于宗族的倡导和旌表，也可进而说明国家是在借用宗族的形式，替代国家政权对族内民众进行控制和管理。而这些乡族组织，又往往会成为削弱国家权力的力量。换言之，广大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活中，也养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生活观念和传统的自我组织能力，或可称为自律、自治。诸如在水利灌溉等领域形成的自我管理、调适的组织和机制，以及在一些社会公益事业的兴建方面，临时或长期构建的组织等，[28]形成了一种应对官方权威的观念和办法。这对于宋朝乡村社会的管理，以及国家权威的下移，既起着不可忽视的抵制作用，也存在着一定反控制意味。[29]又由于上述乡役等乡村管理体制本身既属于“公”的系统，又属于“私”的系统的两面性，[30]或者说既是国家政治权力在乡村中的代表，又是民间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介于州县政府和乡村大众之间衔接性的中介。在强调聚族而居、睦邻友好的乡土社会中，他们很难完全摆脱乡土亲邻的亲缘关系，而一味为了官方的事务而开罪乡土亲邻，更何况国家也并未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作为其开罪乡邻的补偿。所以，赵宋政府依赖这一社会群体将国家权威的触角抵达乡村，其效果自然是要打些折扣的。
[1]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70页。
[2] （宋）叶適：《叶適集·水心别集》卷一〇《始议二》，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第759页。
[3] 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 有关这一论断，参见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偏重关注县级官府及以上的运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偏重县级官府及以下的乡村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中国学者回顾这一领域学术史的文章，请参阅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汉学研究通讯》（台北）2003年第3期，增订收入《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朱奎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两宋乡村政权与社会控制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绪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贾连港：《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1期；王旭：《宋代乡的建置与分布研究——以江南西路为中心》，西安地图出版社2015年版，及其《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7年。傅俊：《理论、文本与现场——宋代乡村研究省思》，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266页。此外，侯鹏：《宋代差役改革与都保乡役体系的形成》，《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侯鹏：《经界与水利——宋元时期浙江都保体系的运行》，《中国农史》2015年第3期。高森：《论宋代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的职责》，《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5] 传统中国帝制时代的皇权极力渗透于乡里村落的趋势，前辈学者已有所揭示，代表性著作譬如Kung Chuan Hsiao（萧公权），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谭景玉于2005年获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后修改而出版的著作《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第九章第一节命名为《宋代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其论题选择、论证角度与资料取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和比照。
[6]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初版，今据《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另参阅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20页。有学者认为，帝制时代的中国，“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参阅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威廉·J.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高寿仙：《“官不下县”还是“权不下县”？——对基层治理中的“皇权不下县”的一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对此，恐尚需再行探讨。
[7] 既往学界的研究取径，大多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切入，着重从征税派役和维持乡村秩序考察，反之，村落百姓对于国家治理的迎与拒（此之所谓“拒”，类似于中国史学界20世纪60—80年代展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以及迎与拒过程之中的诸多“弱者的武器”和“被统治的艺术”，皆措意无多。刁培俊：《南宋“乡村社会”管窥》，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刁培俊：《官治、民治规范下村民的“自在生活”——宋朝村民生活世界初探》，《文史哲》2013年第4期，对此有所涉及，但仍存有诸多可资研究的空间，谨待有志者更多深入研讨。明清史学界近期颇多论及帝制中国时代对于村落社会的治理，除了“国权不下县”这一论题之外，还提升出“郡县空虚”和“礼下庶人”两个议题，参阅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相关问题的讨论，请一并参阅王汎森《“儒家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郑振满在其《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提出明中叶以降的地方社会“三化”的理论，也就是“宗法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财产关系共有化”，后来又增加了“地方行政体制的仪式化”。参阅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今据（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如果一定要对宋元历史时期的史实究其实，那么，似有另外的、较多的文献呈现另一番历史面相。倘若依其论点所言，中国历史只有发展到明清时期，“礼下庶人”才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那么，秦汉魏晋和隋唐漫长历史时段之内，“礼不下庶人”，那些居住在村落的民户抑或“庶人”们的精神世界、礼仪和道德世界、社会秩序的世界，应该不会是一片空白，那么，又会是怎样的呢？侯旭东等学者的研究呈现信仰领域的历史，请参阅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其他成果尚多，恕不一一穷举赘列。
[8] 参阅王曾瑜、张泽咸《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收入王曾瑜《涓埃编》时改名为《从“九品差调”到宋朝的五等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至六，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11] 参阅（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条有详细记载，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36页。
[12] 参阅陈晓珊《北宋保甲法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区域差异》，《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
[13] 请参阅日本学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载《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县职役和胥吏的发展》（今据氏著《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与《南宋保伍法》（今据氏著《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度的形成过程》（载《东洋史研究》第25卷第3号，1966年），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日本东京创文社1986年版）和《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日本东京创文社1995年版）等既有成果最具代表性。还可参阅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4] 详细论证请参见刁培俊《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二五。
[16] 参阅[日]周藤吉之《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南宋保伍法》（今据氏著《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日]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度的形成过程》（载《东洋史研究》第25卷第3号，1966年），对此有专门研究。上述部分参考了郑世刚《宋代的乡和管》（《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质疑》（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该文论点和资料主要参考了前揭周藤吉之、佐竹靖彦、柳田节子等学者的研究）；王曾瑜《宋代社会结构》（载周积明等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梁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历史系，2004年）。
[17]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朱子七·论兵》，第2708页；（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南宋取民无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9—541页。
[18]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7—294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5—442页。
[19] 参阅朱瑞熙《宋朝的岁币》，载中国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20]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第534页。
[21] 参阅漆侠《南宋的差募并用到义役的演变》，载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5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
[22]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23] （唐）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22—723页。类似论说，宋人尤多。对此，梁太济先生有精详研究，参阅其《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今据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宋）施彦执：《北窗輠炙录》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新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5] 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1993年第3—4期；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编第12—13页。
[26]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前言和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7] 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6月版，今据邢义田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63页；吴铮强：《宋代的落第者》，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80页。
[28] 参见傅俊《南宋灌溉设施的管理》，《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历史分论坛论文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主办），武汉大学2004年10月印行。
[29] 宋朝村落民户激烈反对官府的行为时或发生，但农民持“弱者的武器”应对朝廷和官府的治理举措，也在在有之。“弱者的武器”之概念来源，参阅[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6、293—367页。并请参考[美]詹姆斯·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30]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