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倭寇文学”形成的学术背景

——从宫崎市定“去寇化”倭寇观看东洋史学对“倭寇文学”之影响

日本“倭寇文学”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倭寇史研究的影响。而在日本的倭寇史研究中，“东洋史学”的代表人物宫崎市定（1901—1995）关于倭寇的论说，可以说是极具代表性的，同时，对于后来倭寇史的研究以及倭寇文学的创作，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从日本国家主义立场出发，试图从根本上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倭寇”张目和“正名”，从而对倭寇之“寇”的属性进行了一系列“去寇化”的界定与论述。他歪曲明朝与日本之间朝贡贸易的本质，以“和平贸易”来定义倭寇的武装走私甚至劫掠行为，并将倭寇在明朝国土上的杀掠以及与明政府的对抗，说成是为了明朝贸易伙伴的“侠义之举”，又援引亲日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中对日本与倭寇的相关记述，论证了倭寇“良善”本性。宫崎市定的“去寇化”的倭寇观对日本当代“倭寇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作家的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了有违史料记载和历史逻辑的反历史倾向，并进一步影响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倭寇观乃至历史观。

宫崎市定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汉学家，他的史学著述在中国译介较多，为中国学界所熟悉，一些方法和观点具有启发性，也为一些研究者所称道。但是，他在东洋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乃至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是毫不掩饰的，这在他对“倭寇”问题的论述尤其是《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收录于《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的长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该文是宫崎市定在昭和十七年（1942）秋连载于《京都新闻》上的“随笔式论文”。他在文末也交代了该文的写作宗旨：

最近，听说“倭寇”一词从教科书中抹去了，其实，问题不在名目而在于实质。对日本史和东洋史的看法，最近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非要在外观上将两者弥合得似乎天衣无缝，还不如深入事实的内部，阐明事实的真相，这才是当务之急。[1]

确如宫崎市定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因为不喜“倭寇”一词其中所含有的“寇”的负面意味而将其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这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强烈争论与反响，而宫崎市定的这篇文章便是就此事而写。不难看出，他对倭寇本质的辨析，与一些教科书抹去“倭寇”一词的根本动机是一样的，只不过教科书是“在外观上将两者弥合得似乎天衣无缝”，而宫崎市定则试图从“深入事实的内部”否定倭寇的寇掠本质，即加以“去寇化”。事实上，正如英国历史学者卡尔（Carr）所说：“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伟大的历史，恰恰是在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见识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2]确实，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完全超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再现历史，毋宁说他们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之中撰写历史甚至创造历史的。而宫崎市定在写作《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之时，正参与在1939—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与“东亚研究所”的合作项目之中，其集体成果为《异民族统治中国史》，而且，在第二次研究项目因日本战败未果，其研究成果《大东亚史概说》也未能出版的情况下，宫崎市定仍将自己在项目中的撰稿未加改动便进行了出版，名为《亚细亚史概说》。在这样一种大东亚思潮甚嚣尘上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建构的参与者，宫崎市定在对历史的撰写和思考中持有日本侵略政策之下的民族主义研究立场，便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正是在这一历史研究立场的主导之下，宫崎市定在《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一文中对“倭寇”进行了一步步地正当化、美化甚至正义化，以达到“去寇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