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根据实证主义的要求，科学研究的依据主要包括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所谓逻辑则是要求论述者言之有理，而实证则要求所论述的必须符合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实证研究的这些要求决定了科学研究必须以理论、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这三个层面作为基础。理论处理的是科学的逻辑层面的问题，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属于观察层面，而资料的分析则是逻辑预期和经验观察的比较。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通过对地位获得及其相关理论与研究的梳理，^[5]以形成本书得以展开的理论框架；第二步的工作则是以这样的框架为指引，借助经验资料回答上述体现本书主题的三个方面的问题；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在经验研究的测量中，制度变革没有被直接操作化，而是用时间变量来体现制度变革以作为一个背景因素的存在；第三步则是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变革对资本（资源）的诸种作用，并结合前两个步骤的讨论，透析制度变革与阶层差异建构之间的关系。

（二）经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书所采用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南京市城区自主组织的名为“家庭环境与子女教育”的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但也有一部分资料来自现有文献。从现有文献获得的经验资料主要包括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相关的调查报告以及全国性的相关统计数据。以下重点介绍研究中涉及的问卷调查的情况。

该调查的对象为普通市民。由于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整个社会的阶层状况进行探究，而是为了探讨地位获得的机制，也就是说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及整个城市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所以本调查的抽样框并不一定要求包括全体市民。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选择南京市为调查地，南京市各级各类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学生家长构成我们的调查总体（显然，这个总体要小于南京全体市民构成的总体。那些已经参加工作，尚未结婚或者子女还未上学者等，落到了本书的抽样框之外。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是基于调查操作上便利性而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无奈。但是，正如本书将要讨论的那样，这部分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个人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在样本的获取方面，我们采用了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式。我们先将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按照学校的级别与类型、所在地区、办学质量等等因素进行分类，然后抽取若干学校，在抽中的学校中，抽取若干班级，这些班级的学生家长构成我们最直接的调查对象。^[6]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200份，收回问卷2036份（回收率为92.55%），其中有效问卷1885份（有效回收率85.68%）。样本的基本构成如表1—1所示。

表1—1 样本的构成情况

续表

有关概念的操作及变量的测量在论文的相应部分分别做出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以下就本书的统计分析方法做简单介绍。布劳和邓肯在其地位获得研究当中首次运用了路径分析的方法，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分析技术被运用到地位获得研究当中，如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对数线性模型（log-linear model）和事件史分析（event-history analysis）。尽管如此，目前许多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回归模型来考察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变迁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李春玲，2005：30—31、405—406）。本书主要采用回归模型（regression model）的方法来分析人们的地位获得。另外，在比较不同地位者的地位差异时，由于同时涉及定距变量和类别变量，对此本书主要采用了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的方法进行了分析。

（三）论文叙述框架

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为：通过总结有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的研究，以及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的各种理论探讨，提出研究主题，即通过对地位获得的考察透析制度转型与阶层差异建构之间的关系，简单介绍本书的研究思路。本书的第二章，通过对有关西方工业化社会，以及当前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梳理，提出本书得以展开的理论框架，即从资源（资本）流动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的角度，考察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过程。本书第三章运用调查资料考察了人们地位差异的多维表现，具体分析策略为，以职业地位作为分类框架考察人们在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拥有上的差异，并且就人们在多个维度上的社会差异的一致性与否进行了判断。第四章，按照地位获得研究的常规分析方法和策略，运用经验数据分析了所谓的自致因素和先赋因素在人们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在检测同类研究之研究结论的同时，考察了代际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性。第五章，在第四章验证了的有关地位差异的代际关联性的基础上，从资本代际运动的角度考察人们地位差异形成的过程。第六章，首先总结第三至五章经验研究的结果，并将其与第二章所提出的理论预设进行比对，提出地位获得过程的一般模型；其次结合转型中国实际，讨论制度及其变革对资源价值、资源转换以及资源（代际）流动的影响，并结合地位获得一般模型，探讨制度变革与社会分层过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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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有相当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会资本与人们地位（职业地位）获得的关系，比较有影响的如格兰诺维特、林南等，可以说本书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

[2] 林南认为，在任何人类群体或社区中，为表明资源的相对重要性，资源被共识或影响赋予不同的价值（Lin，1982），并且对资源的价值赋予可以通过三个影响过程之一来实现：劝服、请愿或强制，参见林南（林南，2005：3—17）。本书把这里的“影响”理解为权力，当然这种权力不只是狭义的政治权力。

[3]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列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李强曾经提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这对概念。根据他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地位高低决定于其政治身份，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因素是决定人们地位高低的关键（李强，1997，2002）。而在本书看来，这正说明，特定资源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标示人们地位高低的能力不同使然。比方说李强所谓的“政治分层”，恰恰表明在当时政治身份是决定人们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而政治身份及其“价值”的高低又是被“权力”所界定的。

[4] 等同于本书意义上的各种资源。

[5] 本书较多地受到林南等的社会资源理论，以及近年来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诸多研究的启发，对这一类理论和研究的梳理也构成本书的一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6] 这样的一种样本获取方式也决定了该调查为什么以“家庭环境与子女教育”的名义进行，当然地位获得有关变量的测量依然是该调查的主要内容。